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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回来时，有更多的电话留言挂在门上。
现在，她十分镇静，打电话时没有叫我到房间外面。
但是她看来一副挫败、可怜又很漂亮的模样，我看到她脸上那种神情，觉得很痛苦。
事实上，我在安静中的情绪完全不稳定。
几分钟内，我就知道她在跟理查“自愿奴隶的主人”谈话，她拒绝把我们回去的确切时间告诉他。
“不，还不要派飞机来！”她至少说了两次。我可以从她的回答中知道：她坚持没有什么坏事情发生，我跟她在一起，我很好。她说，她今晚会再打电话，告诉他们还要多久的时间。
“我会，”她说。“我会，我会待在这儿。你知道我在做什么。现在我要求你的是一点时间。”她又哭了。但他们不可能知道。她一直忍着，她的声音很稳定、很冷淡。然后，他们谈及那位新潮少女冒充姐姐，以及CBS要访问的事，我知道她要我出去，所以我就出去了。我听到她说：“我现在无法提供那种回答。你简直是要求我创造出一种大众哲学、一种大众声明。那是需要时间，也需要思考的。”
我拍了几张庭院的照片，也拍了我们住在其中的小房子的几张照片。她一走进庭院，我就停止拍照，并且立刻说：“我们好好走一趟法国区，我是说真正检视所有的博物馆，以及古老的房子，在店里花一点疯狂的钱。”她很惊奇，透露迷失与冷淡的神情，但脸孔变得有点生动。她紧张地抱着手臂，端详着我，好像不大了解我所说的话。
“然后，”我说，“让我们来一次两点三十分的轮船优游。很枯燥，但是，天啊，是在密西西比河。我们可以在船上弄点喝的东西。并且我今晚有一个主意。”
“什么？”
“跳舞，纯粹的传统老式跳舞。那儿有一些很棒的衣服。我一生中不曾与一个女人出外跳舞。我们上去，到玛利奥特顶端的“河后交谊室”，我们跳舞，一直到乐队停止演奏。我们只是跳舞、跳舞。”她凝视着我，好像我疯了。我们只是面面相觑了一会儿。
“你说真的吗？”她说。
“当然说真的。吻我。”
“听起来很棒。”她说。
“那么微笑吧，”我说。“让我为你拍照。”让我非常惊奇的是，她让我拍了。她停在门口，一只手放在门框上，微笑着。她穿着白色衣服，看起来很美，帽子的丝带垂挂在手臂上。
我们先去卡比多的博物馆，然后去开放给大众参观的所有修复的老房子，包括“加利尔房”、“赫曼．格利曼房”、“约翰夫人遗产”，以及“卡萨茅舍”，并且我们在所看到的几乎每间古董店与画廊中停留。
我的手臂又抱着她，她表现得越来越轻松、快乐，脸孔又变得光滑了，像年轻女孩的脸孔。她穿着白衣服，头发应该系上白丝带的。
我想：如果我不永远爱她，如果此事以某种卑劣而无趣的不幸为结局，那么，有一件事是可以确定的：我将永远无法再看着一个穿白衣服的女人。
一点钟左右，我们在“欲望牡蛎酒吧”吃午饭，再度像昨晚一样谈着。好像那位经理人与电话都不曾干扰我们。
她尽可能告诉我发起与创立‘俱乐部’的经过。最初有两位出钱的人，他们在第一年结束时有了盈馀。现在他们对于会员的申请应接不暇，可以精挑细选。她告诉我说，有其他俱乐部在模仿他们，在荷兰有一个很大的俱乐部，全在室内进行，另外加州有一个，哥本哈根也有一个。
经常有人提出较高的待遇要她跳槽，但是现在她一年可以分红五十万元，除了度假外，不曾花一分钱。钱财一直累积。
我告诉她说，我沈迷于运动，几乎在德州撞毁一架“超轻型”飞机，并且有两个冬天曾在世界上最危险的山中滑雪。
我憎恶自己的这一部分，一直憎恨，并且讨厌自己经由这些活动所遇见的那些人，因为我觉得自己像是在扮演一种角色。在墨西哥拍那些跳下悬崖的人的照片，比我自己跳下去好太多了。我认为自己对拍照感兴趣，因为那是一种解脱的方法。
但是我却因此遭遇不利的后果。
我接受‘时代’、‘生活’杂志提供我的每项战时任务。我在加州当了两家报社的自由撰稿员。贝鲁特战争的第一声枪响之后，我日以继夜地工作了九个月，完成那本书。在贝鲁特，没有什么危险的事发生在我身上，但我在尼加拉瓜与萨尔瓦多却几乎丧命，我在萨尔瓦多真的几乎丧命。在萨尔瓦多的这个事件把我的速度缓了下来，让我开始思考。
我们谈着这一切，发现她知道这些地方所发生的事情，我有点惊奇。她不只知道大概，她知道贝鲁特的宗教派别、政府的历史。我是说，且不论‘俱乐部’，她所看的报纸比大部分的人还多。
时间是两点钟，我们必须赶上游河的汽艇。天气再好不过，蔚蓝的天空，可爱的云朵迅速飘动，除了在路易斯安那，别的地方确实没有看过，只偶尔下起小小的太阳雨，再看船上没有很多人，因为不是周末。
我们一起靠在上面甲板的栏杆上，只是凝视着城市，后来汽艇驶到河流下游很远的地方，景色蒙上了工业的色彩，重复出现。我们只有躺靠在两、三张轻便椅上，喝一些酒，感觉到汽艇的移动，以及河上的微风。
我告诉她说，我很不愿承认，其实我非常喜爱这种汽艇旅行，尽管它们似乎很商业化、很枯燥。我喜爱处身于密西西比河之中，除了尼罗河外，没有其他河流在我心中产生那种敬意。
两年前的圣诞节，她曾在埃及。那段时间，她就是无法接近自己的家人，她自己一个人在勒克索的“冬日广场”待了两个星期。她知道我所说的两条河流是什么意思，因为每次她越过这条河，她都会想“我在尼罗河上”。
但是每次她越过一条河，她都有一种特殊的兴奋感觉无论是阿诺河、泰晤士河或泰伯河，好像她在触碰历史本身的推移。
“我要你告诉我，”她说，有点突如其来，“你几乎在萨尔瓦多丧命的经过。还有，那件事让你思考，是什么意思？”
她的脸上又出现同样强烈而近乎天真的神情，就像昨夜我们谈话时她脸上出现的神情。我们两人都确实很缓慢地喝着酒。她谈话时，确实不像我想法中的女人。但我知道，这意味着：我对女人的想法很差劲。我意思是说，她是无性或什么的，很有趣，不具有意识的引诱力。她可能是任何人。我发现这一点极有诱惑力。
“这件事并不是你无法在报上读到的那种东西，”我说。“其实没有什么。就是没有什么。”
事实上，我不想确切而详细地描述此事，把它推往高潮的时刻，重温每一秒钟。“我当时跟另一名记者在一起，我们是在桑。萨尔瓦多，在宵禁后还待在外面。有人拦住我们，几乎遭到枪击。我们知道。”
我能够感觉到自己再度有了那种丑恶而似深渊的感觉。我在离开萨尔瓦多后，有六个星期的时间还有这种感觉感觉到几乎一切都很徒劳，感觉到那种短暂的失望，事实上，这种失望可能在你生命的任何时间来临，感觉到你大部分的时间都不会进入状况┅┅“我不知道我们到底认为自己置身何处，在柏克莱“电报街”上的一家饭馆，两三位上中阶级的白人自由份子，跟其他柏克莱上中阶级自由份子谈论马克斯主义、政府，以及所有的那些废话。我是说，我猜想我们觉得那样很安全，没有人会在一个异国伤害我们，那不是我们的战争。嗯，我们当时正要回到旅馆，黑暗中有两个家伙拦住我们，我甚至不知道他们是什么人：国家警卫暗杀队暴徒，无论什么样的人；而跟我们在一起的那个人，整夜跟我们谈着的那个萨尔瓦多人，吓死了。在我们表明身分后，情况清楚地显示：他们不放我们走。我是说，那个拿着M°16步枪的小子向后移动，看着我们三个人。情况很清楚：他只是站在那儿，盘算着要射杀我们。”
不想重新捕捉那个时刻的纯粹紧张情绪，真正的危险所散发的那种臭味、那种绝对的无助不知道要做什么，是要动？要谈话？还是静止不动？脸部表情的最轻微变化都可能是致命的。然后是随着无助而来的怒气，纯粹的怒气。
“嗯，无论如何，”我说。我取出一支烟，在膝盖上轻敲着。“他和跟他一起的那个家伙意见不合，争吵起来，那小子一直把枪直直地瞄准我们；这时候有什么事情发生了，好像有一辆卡车出现，他们要走了。他们两人都看着我们，我们没有动，也没有说什么。我是说冻僵了，老兄。”我点了烟。
“大约有两秒钟的时间，我们知道他们在想什么，至少情况似乎又是：他们要射杀我们。一直到这个时刻，我都无法说出是真是假；如果是真，为何他们没有开枪？但是他们带走了那位萨尔瓦多人。他们把他送上卡车，而我们站在那儿，没有做什么。我们是整夜在他母亲的房子里谈着政治，请注意。我们没有做什么。”她吸进空气，发出干涩的声音。
“天啊，”她低语。“他们杀了他吗？”
“是的，他们杀了他。但这是我们回到加州才知道的。”她低声喃喃说着什么，是祈祷、诅咒，诸如此类。
“正是，”我说。“而你知道，我是说，我们甚至没有与他们争论。”我说。所以我才不想谈到此事，绝对不想谈到此事。
“但是你不认为你们应该争论┅┅”她说。我摇摇头。“我不知道应不应该争论。我是说，如果我有一支M°16步枪，你知道，情况就不同了。”我抽了一口烟，烟在河上的微风中飘散，因此香烟似乎没有味道。“我他妈的立刻离开了萨尔瓦多。”她微微点头。
“从那时候你就开始思考。”
“嗯，我大约第一个星期都在思考着，我一直没把这件事告诉别人。我一直在心中想着此事，想着发生了什么事，想着：如果，如果，你知道，如果这个家伙发射了那一支M°16步枪，我们就是另外两个美国新闻记者的尸体。我是说，“纽约时报”或什么地方登上半寸长的消息，然后事情就结束了。好像这件可咒的事情不断在发生，是我心中的一个去它的录音带，我无法把它去除掉。”
“当然。”她说。
“而我认为很清楚，真的很清楚的是：我一直在做各种危险的事情。我一直在穿越这些国家，好像在游历迪士尼乐园，好像┅┅你知道，我是在要求任务，进入有情况的地方，一点也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我在利用这些人，我在利用他们的战争，我在利用正在发生的一切事情。”
“你说利用他们，是什么意思？”
“甜心，我一点也不介意他们之中的任何人。那是谈话，柏克莱的自由谈话。在这儿，对我而言是一件热闹滚滚的事情。”
“你不喜欢他们┅┅《贝鲁特：二十四小时》中的人？”
“哦，是的，我喜欢他们，”我说。
“他们把我扯裂开。我是说，我不是一个愚蠢的摄影迷，只是拍摄着这些东西，好像它们并没有任何意义。事实上，令人痛苦的是：照片把一切都冷却下来，把一切都变得抽象。你就是无法在照相机上得到一切，你无法在录影机上得到一切。但是我确实不介意这一切。我不想去涉及这一切，不想去涉及正在进行的事情！我乘坐在这些经验上面，好像它们是云霄飞车。我正要滑下山。我在内心深处很高兴有战争、暴力，以及痛苦，让我能够经验它们。这是事实！”她凝视我一秒钟，然后慢慢点头。
“是的，你了解，”我说。“就像你站在拉古纳。色卡的轨道旁，想着：嗯，如果发生车祸，嗯，我希望就在这儿，这样我就可以看到了。”
“是的，”她说。“我知道。”
“但是，甚至那样也不足够，”我说。“我差一点卷入情况本身之中。不是因为我介意，不是我认为自己能够改变世界上任何的事情，而是因为去做自己本来不能够做的事情┅┅会是一种完全合法的许可。”
“杀害别人。”
“是的，也许，”我说。“事实上，那正是在我脑中进进出出的事情。战争之为游戏。不管是什么理由，真的，除了，你知道，他们应该是好家伙，我们自由份子所谓的好家伙，但这一点最终说来确实并不重要。为以色列人而战，在萨尔瓦多境内作战，管它是什么。”我耸耸肩。
“选择一个理由，任何的理由。”她又以同样缓慢的方式点头，好像她在彻底思考。
“如果你是我的年纪，有人在你面前抵着一支M°16步枪，让你知道死亡真正是什么，让这一切直捣要害，那么，我想你就是一个很现实的人，老实说，就是那种可能很危险的写实主义者。”她在费心思考着这件事。
“嗯，我当时必须想想此事。我为何寻求这一切实实在在的死亡、实实在在的战争、实实在在的受苦及挨饿。为何喜欢其纯然的真实，好像它只是象徵的，就像人们喜欢一部影片。”
“但是报导、采访消息┅┅”
“啊，”我手一挥，表示不足为道，“我当时是一个新手，有很多其他的人。”
“你对这一切的结论是什么？”
“我是一个很有破坏性的家伙，我是一种被命定的人。”我咽下一口酒。
“我是一个可咒的傻瓜，”我说。“这是我的结论。”
“那... -->>
我们回来时，有更多的电话留言挂在门上。
现在，她十分镇静，打电话时没有叫我到房间外面。
但是她看来一副挫败、可怜又很漂亮的模样，我看到她脸上那种神情，觉得很痛苦。
事实上，我在安静中的情绪完全不稳定。
几分钟内，我就知道她在跟理查“自愿奴隶的主人”谈话，她拒绝把我们回去的确切时间告诉他。
“不，还不要派飞机来！”她至少说了两次。我可以从她的回答中知道：她坚持没有什么坏事情发生，我跟她在一起，我很好。她说，她今晚会再打电话，告诉他们还要多久的时间。
“我会，”她说。“我会，我会待在这儿。你知道我在做什么。现在我要求你的是一点时间。”她又哭了。但他们不可能知道。她一直忍着，她的声音很稳定、很冷淡。然后，他们谈及那位新潮少女冒充姐姐，以及CBS要访问的事，我知道她要我出去，所以我就出去了。我听到她说：“我现在无法提供那种回答。你简直是要求我创造出一种大众哲学、一种大众声明。那是需要时间，也需要思考的。”
我拍了几张庭院的照片，也拍了我们住在其中的小房子的几张照片。她一走进庭院，我就停止拍照，并且立刻说：“我们好好走一趟法国区，我是说真正检视所有的博物馆，以及古老的房子，在店里花一点疯狂的钱。”她很惊奇，透露迷失与冷淡的神情，但脸孔变得有点生动。她紧张地抱着手臂，端详着我，好像不大了解我所说的话。
“然后，”我说，“让我们来一次两点三十分的轮船优游。很枯燥，但是，天啊，是在密西西比河。我们可以在船上弄点喝的东西。并且我今晚有一个主意。”
“什么？”
“跳舞，纯粹的传统老式跳舞。那儿有一些很棒的衣服。我一生中不曾与一个女人出外跳舞。我们上去，到玛利奥特顶端的“河后交谊室”，我们跳舞，一直到乐队停止演奏。我们只是跳舞、跳舞。”她凝视着我，好像我疯了。我们只是面面相觑了一会儿。
“你说真的吗？”她说。
“当然说真的。吻我。”
“听起来很棒。”她说。
“那么微笑吧，”我说。“让我为你拍照。”让我非常惊奇的是，她让我拍了。她停在门口，一只手放在门框上，微笑着。她穿着白色衣服，看起来很美，帽子的丝带垂挂在手臂上。
我们先去卡比多的博物馆，然后去开放给大众参观的所有修复的老房子，包括“加利尔房”、“赫曼．格利曼房”、“约翰夫人遗产”，以及“卡萨茅舍”，并且我们在所看到的几乎每间古董店与画廊中停留。
我的手臂又抱着她，她表现得越来越轻松、快乐，脸孔又变得光滑了，像年轻女孩的脸孔。她穿着白衣服，头发应该系上白丝带的。
我想：如果我不永远爱她，如果此事以某种卑劣而无趣的不幸为结局，那么，有一件事是可以确定的：我将永远无法再看着一个穿白衣服的女人。
一点钟左右，我们在“欲望牡蛎酒吧”吃午饭，再度像昨晚一样谈着。好像那位经理人与电话都不曾干扰我们。
她尽可能告诉我发起与创立‘俱乐部’的经过。最初有两位出钱的人，他们在第一年结束时有了盈馀。现在他们对于会员的申请应接不暇，可以精挑细选。她告诉我说，有其他俱乐部在模仿他们，在荷兰有一个很大的俱乐部，全在室内进行，另外加州有一个，哥本哈根也有一个。
经常有人提出较高的待遇要她跳槽，但是现在她一年可以分红五十万元，除了度假外，不曾花一分钱。钱财一直累积。
我告诉她说，我沈迷于运动，几乎在德州撞毁一架“超轻型”飞机，并且有两个冬天曾在世界上最危险的山中滑雪。
我憎恶自己的这一部分，一直憎恨，并且讨厌自己经由这些活动所遇见的那些人，因为我觉得自己像是在扮演一种角色。在墨西哥拍那些跳下悬崖的人的照片，比我自己跳下去好太多了。我认为自己对拍照感兴趣，因为那是一种解脱的方法。
但是我却因此遭遇不利的后果。
我接受‘时代’、‘生活’杂志提供我的每项战时任务。我在加州当了两家报社的自由撰稿员。贝鲁特战争的第一声枪响之后，我日以继夜地工作了九个月，完成那本书。在贝鲁特，没有什么危险的事发生在我身上，但我在尼加拉瓜与萨尔瓦多却几乎丧命，我在萨尔瓦多真的几乎丧命。在萨尔瓦多的这个事件把我的速度缓了下来，让我开始思考。
我们谈着这一切，发现她知道这些地方所发生的事情，我有点惊奇。她不只知道大概，她知道贝鲁特的宗教派别、政府的历史。我是说，且不论‘俱乐部’，她所看的报纸比大部分的人还多。
时间是两点钟，我们必须赶上游河的汽艇。天气再好不过，蔚蓝的天空，可爱的云朵迅速飘动，除了在路易斯安那，别的地方确实没有看过，只偶尔下起小小的太阳雨，再看船上没有很多人，因为不是周末。
我们一起靠在上面甲板的栏杆上，只是凝视着城市，后来汽艇驶到河流下游很远的地方，景色蒙上了工业的色彩，重复出现。我们只有躺靠在两、三张轻便椅上，喝一些酒，感觉到汽艇的移动，以及河上的微风。
我告诉她说，我很不愿承认，其实我非常喜爱这种汽艇旅行，尽管它们似乎很商业化、很枯燥。我喜爱处身于密西西比河之中，除了尼罗河外，没有其他河流在我心中产生那种敬意。
两年前的圣诞节，她曾在埃及。那段时间，她就是无法接近自己的家人，她自己一个人在勒克索的“冬日广场”待了两个星期。她知道我所说的两条河流是什么意思，因为每次她越过这条河，她都会想“我在尼罗河上”。
但是每次她越过一条河，她都有一种特殊的兴奋感觉无论是阿诺河、泰晤士河或泰伯河，好像她在触碰历史本身的推移。
“我要你告诉我，”她说，有点突如其来，“你几乎在萨尔瓦多丧命的经过。还有，那件事让你思考，是什么意思？”
她的脸上又出现同样强烈而近乎天真的神情，就像昨夜我们谈话时她脸上出现的神情。我们两人都确实很缓慢地喝着酒。她谈话时，确实不像我想法中的女人。但我知道，这意味着：我对女人的想法很差劲。我意思是说，她是无性或什么的，很有趣，不具有意识的引诱力。她可能是任何人。我发现这一点极有诱惑力。
“这件事并不是你无法在报上读到的那种东西，”我说。“其实没有什么。就是没有什么。”
事实上，我不想确切而详细地描述此事，把它推往高潮的时刻，重温每一秒钟。“我当时跟另一名记者在一起，我们是在桑。萨尔瓦多，在宵禁后还待在外面。有人拦住我们，几乎遭到枪击。我们知道。”
我能够感觉到自己再度有了那种丑恶而似深渊的感觉。我在离开萨尔瓦多后，有六个星期的时间还有这种感觉感觉到几乎一切都很徒劳，感觉到那种短暂的失望，事实上，这种失望可能在你生命的任何时间来临，感觉到你大部分的时间都不会进入状况┅┅“我不知道我们到底认为自己置身何处，在柏克莱“电报街”上的一家饭馆，两三位上中阶级的白人自由份子，跟其他柏克莱上中阶级自由份子谈论马克斯主义、政府，以及所有的那些废话。我是说，我猜想我们觉得那样很安全，没有人会在一个异国伤害我们，那不是我们的战争。嗯，我们当时正要回到旅馆，黑暗中有两个家伙拦住我们，我甚至不知道他们是什么人：国家警卫暗杀队暴徒，无论什么样的人；而跟我们在一起的那个人，整夜跟我们谈着的那个萨尔瓦多人，吓死了。在我们表明身分后，情况清楚地显示：他们不放我们走。我是说，那个拿着M°16步枪的小子向后移动，看着我们三个人。情况很清楚：他只是站在那儿，盘算着要射杀我们。”
不想重新捕捉那个时刻的纯粹紧张情绪，真正的危险所散发的那种臭味、那种绝对的无助不知道要做什么，是要动？要谈话？还是静止不动？脸部表情的最轻微变化都可能是致命的。然后是随着无助而来的怒气，纯粹的怒气。
“嗯，无论如何，”我说。我取出一支烟，在膝盖上轻敲着。“他和跟他一起的那个家伙意见不合，争吵起来，那小子一直把枪直直地瞄准我们；这时候有什么事情发生了，好像有一辆卡车出现，他们要走了。他们两人都看着我们，我们没有动，也没有说什么。我是说冻僵了，老兄。”我点了烟。
“大约有两秒钟的时间，我们知道他们在想什么，至少情况似乎又是：他们要射杀我们。一直到这个时刻，我都无法说出是真是假；如果是真，为何他们没有开枪？但是他们带走了那位萨尔瓦多人。他们把他送上卡车，而我们站在那儿，没有做什么。我们是整夜在他母亲的房子里谈着政治，请注意。我们没有做什么。”她吸进空气，发出干涩的声音。
“天啊，”她低语。“他们杀了他吗？”
“是的，他们杀了他。但这是我们回到加州才知道的。”她低声喃喃说着什么，是祈祷、诅咒，诸如此类。
“正是，”我说。“而你知道，我是说，我们甚至没有与他们争论。”我说。所以我才不想谈到此事，绝对不想谈到此事。
“但是你不认为你们应该争论┅┅”她说。我摇摇头。“我不知道应不应该争论。我是说，如果我有一支M°16步枪，你知道，情况就不同了。”我抽了一口烟，烟在河上的微风中飘散，因此香烟似乎没有味道。“我他妈的立刻离开了萨尔瓦多。”她微微点头。
“从那时候你就开始思考。”
“嗯，我大约第一个星期都在思考着，我一直没把这件事告诉别人。我一直在心中想着此事，想着发生了什么事，想着：如果，如果，你知道，如果这个家伙发射了那一支M°16步枪，我们就是另外两个美国新闻记者的尸体。我是说，“纽约时报”或什么地方登上半寸长的消息，然后事情就结束了。好像这件可咒的事情不断在发生，是我心中的一个去它的录音带，我无法把它去除掉。”
“当然。”她说。
“而我认为很清楚，真的很清楚的是：我一直在做各种危险的事情。我一直在穿越这些国家，好像在游历迪士尼乐园，好像┅┅你知道，我是在要求任务，进入有情况的地方，一点也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我在利用这些人，我在利用他们的战争，我在利用正在发生的一切事情。”
“你说利用他们，是什么意思？”
“甜心，我一点也不介意他们之中的任何人。那是谈话，柏克莱的自由谈话。在这儿，对我而言是一件热闹滚滚的事情。”
“你不喜欢他们┅┅《贝鲁特：二十四小时》中的人？”
“哦，是的，我喜欢他们，”我说。
“他们把我扯裂开。我是说，我不是一个愚蠢的摄影迷，只是拍摄着这些东西，好像它们并没有任何意义。事实上，令人痛苦的是：照片把一切都冷却下来，把一切都变得抽象。你就是无法在照相机上得到一切，你无法在录影机上得到一切。但是我确实不介意这一切。我不想去涉及这一切，不想去涉及正在进行的事情！我乘坐在这些经验上面，好像它们是云霄飞车。我正要滑下山。我在内心深处很高兴有战争、暴力，以及痛苦，让我能够经验它们。这是事实！”她凝视我一秒钟，然后慢慢点头。
“是的，你了解，”我说。“就像你站在拉古纳。色卡的轨道旁，想着：嗯，如果发生车祸，嗯，我希望就在这儿，这样我就可以看到了。”
“是的，”她说。“我知道。”
“但是，甚至那样也不足够，”我说。“我差一点卷入情况本身之中。不是因为我介意，不是我认为自己能够改变世界上任何的事情，而是因为去做自己本来不能够做的事情┅┅会是一种完全合法的许可。”
“杀害别人。”
“是的，也许，”我说。“事实上，那正是在我脑中进进出出的事情。战争之为游戏。不管是什么理由，真的，除了，你知道，他们应该是好家伙，我们自由份子所谓的好家伙，但这一点最终说来确实并不重要。为以色列人而战，在萨尔瓦多境内作战，管它是什么。”我耸耸肩。
“选择一个理由，任何的理由。”她又以同样缓慢的方式点头，好像她在彻底思考。
“如果你是我的年纪，有人在你面前抵着一支M°16步枪，让你知道死亡真正是什么，让这一切直捣要害，那么，我想你就是一个很现实的人，老实说，就是那种可能很危险的写实主义者。”她在费心思考着这件事。
“嗯，我当时必须想想此事。我为何寻求这一切实实在在的死亡、实实在在的战争、实实在在的受苦及挨饿。为何喜欢其纯然的真实，好像它只是象徵的，就像人们喜欢一部影片。”
“但是报导、采访消息┅┅”
“啊，”我手一挥，表示不足为道，“我当时是一个新手，有很多其他的人。”
“你对这一切的结论是什么？”
“我是一个很有破坏性的家伙，我是一种被命定的人。”我咽下一口酒。
“我是一个可咒的傻瓜，”我说。“这是我的结论。”
“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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