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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大的数目可是犯法的啊，杨平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进退维谷，不知不觉拿出了手机，打通了老同学曾处长的电话，带着哭腔前言不搭后语道：“老同学，怎么办啊，刚才王书记把我叫去啊。”
曾处长一下子没摸着头脑，问：“叫你去干什么呀？”
杨平说：“叫我帮他筹钱啊。”
曾处长高兴地叫了起来：“好事啊。”
还没等曾处长把话说完，杨平就打断了他：“什么好事啊，我都愁死了。”
“你真是个木瓜啊，县委书记找你搞点钱，这说明他看得起你，信任你，把你看成自己人啦，这正是求之不得的好兆头啊。”
曾处长摇了摇头，真的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啊。
杨平叹了气，苦笑着说：“你说的好听，你说他要多少？20万啊我的老同学。”
一听说20万，在万舸争流的宦海中沉浮了十多年、见多识广的曾处长也吃了一惊，一时不知说什么才好。但想想这段时间自己对杨平苦口婆心的启蒙训迪，慷慨激昂的现身说法，已是骑虎难下，便咬咬牙说：“没有什么大不了的，这年头，舍不得金弹子，逮不住金凤凰，他敢吃你就敢喂，与一把手打交道不会吃亏的。你现在好不容易和一把手搭上关系，就此半途而废，那可就得不偿失、前功尽弃了啊。我跟你说，现在的主要领导要‘合法’找你的茬、撸掉你的乌纱帽容易得很啊。再说，官场历来讲究‘一担牛粪培一棵苗’，最忌讳三心二意，立场不稳了。就是他王书记宽宏大量放过你一马不给你小鞋穿，别的领导也不会再“培”你这棵苗了啊，你无情无义没有培养‘价值’嘛，那你就永远都没法进步了啊。”
杨平越听越可怕，按曾处长这个说法，这事不但应该做，而且不做还不行。可杨平在官场毕竟还是个后起之秀，只是粗通文墨，不免少见多怪，忙小心翼翼地问：“这不会有事吧？”
曾处长叹了口气，说：“你这就是杞人忧天、庸人自扰了。就你们两人之间的事，天知地知，你不说，他不说，谁知道呀。”
“这也很难说。俗话说，雁过有声，蛇过有路，没有不透风的墙，做这样的事哪能保证不留一点痕迹的？”
杨平忧心忡忡地说。
曾处长不屑地说：“就算有痕迹又能怎么样？有的人说什么无官不贪，这话是有点偏激，但大凡手里有点实权的，你说一点问题都没有，那就是眼不见睫毛了，可有几个人出事的？其实，他们的手段也并不会比你高明到哪儿去，有的甚至尽在老百姓的议论传播之中。‘屋漏在上，下必知之’，老百姓哪有感受不到的？可我们的官场就像一个舞台，厚厚的帷幕捂得严严实的，老百姓能有机会进去看个究竟么？没有真凭实据，他敢告么？你要知道我们国家可是有个‘诬陷’罪的啊。”
“你不知道，我们这儿正在开展针对反一把手的反腐倡廉警示教育活动呢，风声好紧的。”
杨平心事重重地说。
“哼，这样一阵风似的反腐运动见得多呢，还不是‘隔墙砸砖头’？只是抛过去的砖头多些、被砖头砸到的‘倒霉蛋’多点罢了，有后台有背景的稍稍躲避一下能砸到么？”
曾处长不屑地说。
“照你说就没什么事喽。”
杨平睁大眼睛说。
“有什么事嘛，人家没有两下子，能混到那个位置？别人毕竟据守着那一方不大不小的疆土，可以说头上戴有顶顶闪耀的光环，身上涂有层层坚硬的保护色，早已练就了不败金身，哪会轻易动到他那类人头上去？”
曾处长说。
“可我怕我自己出事啊。”
杨平嘟囔道。
曾处长不以为然地说：“你有什么事？就是他出了事，也不会把你怎么样。你想想，如今时不时也会有个把倒霉蛋被牵扯出来，可他们大都是受贿罪，而到底谁行了贿，从来都是没有个下文。这也难怪，行贿嘛，说得明白一点不就是送礼么，如今这年头，中国人又有几个没送过礼呢？有‘礼’走遍天下，无‘礼’寸步难行，孩子上学要送礼，找工作要送礼，找好的医生看病住院做手术要送礼，反正好多正当的路都被有权人把守着、管理着，你不多少送点礼就通不了关，就不能从层层迭迭、形形色色的部门与管理者那里买回那些本该属于你自己的权利。这么说来，心甘情愿把自己手中的钱财奉送给别人，并非完全是为了谋取不正当利益，要是送礼的都有事，那不乱了套？当然，说起来行贿与受贿都是犯法，但你也要知道，这样做其实就是把行贿者与受贿者逼到了同一条战壕、同一辆战车上，两者只有同守共盟、同心协力一直对外才能共存共荣。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内部无隙可击了，整个堡垒也就不容易攻破了。”
有了老同学的擂鼓助威，杨平便下定决心给王书记筹这笔钱。可从哪儿去弄呢？他一时还真想不出可行的路子来。他甚至想，如果王书记只要个三、五万，就是从自己家里拿也行。可一下子要这么多，自己参加工作十几年了也没存过这么多钱啊。找镇开发区的包工头索要？可开发区几个大点的工程都已开工，合同嘛，早已按那些条条框框定好了，这些包工头眼前似乎也没必要急着求他这个刚上任的党委书记。况且，陈大东在工程发包管理方面早就制定了一套管理办法，而且一直都是按章操作，在大兴搞工程的包工头都养成了干老实活，挣实在钱的习惯。杨平冥思苦想了一个多星期，还是理不出个头绪来，也就没有给王军回话。
这样大的数目可是犯法的啊，杨平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进退维谷，不知不觉拿出了手机，打通了老同学曾处长的电话，带着哭腔前言不搭后语道：“老同学，怎么办啊，刚才王书记把我叫去啊。”
曾处长一下子没摸着头脑，问：“叫你去干什么呀？”
杨平说：“叫我帮他筹钱啊。”
曾处长高兴地叫了起来：“好事啊。”
还没等曾处长把话说完，杨平就打断了他：“什么好事啊，我都愁死了。”
“你真是个木瓜啊，县委书记找你搞点钱，这说明他看得起你，信任你，把你看成自己人啦，这正是求之不得的好兆头啊。”
曾处长摇了摇头，真的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啊。
杨平叹了气，苦笑着说：“你说的好听，你说他要多少？20万啊我的老同学。”
一听说20万，在万舸争流的宦海中沉浮了十多年、见多识广的曾处长也吃了一惊，一时不知说什么才好。但想想这段时间自己对杨平苦口婆心的启蒙训迪，慷慨激昂的现身说法，已是骑虎难下，便咬咬牙说：“没有什么大不了的，这年头，舍不得金弹子，逮不住金凤凰，他敢吃你就敢喂，与一把手打交道不会吃亏的。你现在好不容易和一把手搭上关系，就此半途而废，那可就得不偿失、前功尽弃了啊。我跟你说，现在的主要领导要‘合法’找你的茬、撸掉你的乌纱帽容易得很啊。再说，官场历来讲究‘一担牛粪培一棵苗’，最忌讳三心二意，立场不稳了。就是他王书记宽宏大量放过你一马不给你小鞋穿，别的领导也不会再“培”你这棵苗了啊，你无情无义没有培养‘价值’嘛，那你就永远都没法进步了啊。”
杨平越听越可怕，按曾处长这个说法，这事不但应该做，而且不做还不行。可杨平在官场毕竟还是个后起之秀，只是粗通文墨，不免少见多怪，忙小心翼翼地问：“这不会有事吧？”
曾处长叹了口气，说：“你这就是杞人忧天、庸人自扰了。就你们两人之间的事，天知地知，你不说，他不说，谁知道呀。”
“这也很难说。俗话说，雁过有声，蛇过有路，没有不透风的墙，做这样的事哪能保证不留一点痕迹的？”
杨平忧心忡忡地说。
曾处长不屑地说：“就算有痕迹又能怎么样？有的人说什么无官不贪，这话是有点偏激，但大凡手里有点实权的，你说一点问题都没有，那就是眼不见睫毛了，可有几个人出事的？其实，他们的手段也并不会比你高明到哪儿去，有的甚至尽在老百姓的议论传播之中。‘屋漏在上，下必知之’，老百姓哪有感受不到的？可我们的官场就像一个舞台，厚厚的帷幕捂得严严实的，老百姓能有机会进去看个究竟么？没有真凭实据，他敢告么？你要知道我们国家可是有个‘诬陷’罪的啊。”
“你不知道，我们这儿正在开展针对反一把手的反腐倡廉警示教育活动呢，风声好紧的。”
杨平心事重重地说。
“哼，这样一阵风似的反腐运动见得多呢，还不是‘隔墙砸砖头’？只是抛过去的砖头多些、被砖头砸到的‘倒霉蛋’多点罢了，有后台有背景的稍稍躲避一下能砸到么？”
曾处长不屑地说。
“照你说就没什么事喽。”
杨平睁大眼睛说。
“有什么事嘛，人家没有两下子，能混到那个位置？别人毕竟据守着那一方不大不小的疆土，可以说头上戴有顶顶闪耀的光环，身上涂有层层坚硬的保护色，早已练就了不败金身，哪会轻易动到他那类人头上去？”
曾处长说。
“可我怕我自己出事啊。”
杨平嘟囔道。
曾处长不以为然地说：“你有什么事？就是他出了事，也不会把你怎么样。你想想，如今时不时也会有个把倒霉蛋被牵扯出来，可他们大都是受贿罪，而到底谁行了贿，从来都是没有个下文。这也难怪，行贿嘛，说得明白一点不就是送礼么，如今这年头，中国人又有几个没送过礼呢？有‘礼’走遍天下，无‘礼’寸步难行，孩子上学要送礼，找工作要送礼，找好的医生看病住院做手术要送礼，反正好多正当的路都被有权人把守着、管理着，你不多少送点礼就通不了关，就不能从层层迭迭、形形色色的部门与管理者那里买回那些本该属于你自己的权利。这么说来，心甘情愿把自己手中的钱财奉送给别人，并非完全是为了谋取不正当利益，要是送礼的都有事，那不乱了套？当然，说起来行贿与受贿都是犯法，但你也要知道，这样做其实就是把行贿者与受贿者逼到了同一条战壕、同一辆战车上，两者只有同守共盟、同心协力一直对外才能共存共荣。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内部无隙可击了，整个堡垒也就不容易攻破了。”
有了老同学的擂鼓助威，杨平便下定决心给王书记筹这笔钱。可从哪儿去弄呢？他一时还真想不出可行的路子来。他甚至想，如果王书记只要个三、五万，就是从自己家里拿也行。可一下子要这么多，自己参加工作十几年了也没存过这么多钱啊。找镇开发区的包工头索要？可开发区几个大点的工程都已开工，合同嘛，早已按那些条条框框定好了，这些包工头眼前似乎也没必要急着求他这个刚上任的党委书记。况且，陈大东在工程发包管理方面早就制定了一套管理办法，而且一直都是按章操作，在大兴搞工程的包工头都养成了干老实活，挣实在钱的习惯。杨平冥思苦想了一个多星期，还是理不出个头绪来，也就没有给王军回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