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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家也不会放过我们的。”我连声说是，并表示一定要好好学习，不断改造自己的世界观，她听了认真地说：“这就对了，不要觉得自己成分不好就放弃学习和改革，伟大领袖毛主席说：”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重在个人政治表现。‘我看你比较善于学习，也自觉受贫下中农的教育，勇于改造自己，将来一定以成为一个有用的人。“我听了她的话，心里热乎乎的，有点感激地说：”我也能成为有用的人？我也能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添砖加瓦？“她接过话去：”能，当然能，你现在给群众治病就是为社会主义建设添砖加瓦，我们党有统一战线，决不会抛弃一个愿意改造自己的人，尽管他原来有可能是我们的敌人或者是斗争对象，事物都是发展变化的吗。“我可能有点激动过了头，大着胆子问：”我的成分能改吗？“白支书一听愣住了，两只眼睛像瞅一个怪物似的看着我，我知道自己问错了问题，想纠正可又不知道怎么说，我犹豫了半天，还是解释道：”白支书，我是说，我的孩子是不是能够改成分。“白支书终于说话了：”虽然我们党对成分有政策，但是我还没听说改成分的说法，总之，只要表现好，群众还是欢迎的。“她的这种回答，让我感到一种莫名的悲哀。从大队部出来，我越想越恨自己的爷爷，挣了钱干什么不好，就是多娶几个小老婆也比买地好，挣个地主的成分，自己一蹬腿走了，让子孙后代替你受罪。如果他要是真的像刘文彩、黄世仁似的欺压过良善，糟蹋过贫下中农，也我被斗争也活该，中国有句老话叫父债子还吗；可他偏偏没有做这些事儿，一辈子替人看病救死扶伤，根本不懂得种地，地租给别人，往往被人所骗，别人一掉眼泪他就免了一年的租，大家背地里都叫他“大善人”（并不夸他，而笑话他傻），该划地方的时候，没有人给他说话，也没有人敢给他说话，地亩摆在那儿了，他不是地主谁是地主，如果一个村里没有一个地主，这土地改革还怎么进行啊。我爹为什么不行医啊，不是他不喜欢这一行，是他看不惯这个世态炎凉，别说我们村了，就是这十里八村的，哪一家没让我爷爷瞧过病，反过病好了就不认人了，你就是地主，就要踩上一万只脚，就要你永世不得翻身。我生在这样一个家庭里，一辈子就是让人斗争的，让人当耙子的，你觉得自己冤，告诉你，如果你敢站在村头上喊一声“冤”，那个放羊的小矬就敢把鞭子抽到你脸上。我越想越觉得自己很绝望，很无助，不但是我，还有我没有出世的孩子，也将在的家庭成分上填写“地主”。我有资格生养孩子吗？
再造一个像自己一样的被斗争对象，再造一个活耙子。不知不觉，我走出了村子，翻过了北坡，滚滚的河水挡住了我的去路，当时我真想跳下去，去找地下的哪个爷爷算账，自己也一了百了。一棵树根把我绊倒了，连树根都和我过不去，我趴在地上放声痛哭。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我从迷迷糊糊中醒来，滔滔的河水，满天的星斗，一身的泥土，疲惫的身子，我还得回到那人现实的世界，还得老老实实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夹着尾巴做人，踏踏实实做事。
以后，我还是天天送药给她，再也没讨论过成分的问题。吃了几副药之后，白支书当面对我说她的身上觉得有劲了，夸我医术高明。我也不敢再说别的，只是谦虚地说：“有可能是蒙上了，有可能是蒙上了。”她一听不高兴了：“怎么能是蒙，看病也是干革命，来不得半点马虎。”我赶紧说：“对！对！”她看到我唯唯诺诺的样子，开心地笑了。笑过之后，她又有点不好意思地对我说：“我有个老毛病，每个月都要疼几天，一疼起来就什么也干不了，这回下来驻村，最担心的就是关键时刻不能和广大贫下中农一起战斗，你能不能再帮我治治。我一听她说的是痛经，我心里高兴，这算她找对人了。我前面说过，我虽然是赤脚医生，什么内科外科都懂点，但我一直感兴趣的是研究妇科，所以，她这么一说，我心里就有数了。我问她：”到没到医院看过？“她回答：”去了许多医院，老医生都下放了，年轻的也没什么医术，治了一段时间也不见效。“我说：”把手伸过来，让我给你把把脉。“她乖乖地把手伸了过来，我仔细地摸了半天，心里有数了。我对她说：”我给你开个方子，得到县医院去抓药，吃完十副，如果这个月觉得有效，下个月我再给换换方子，再吃十副，如果继续见效，我再给你换个方子，再抓十副，你的病就会痊愈了。“她听了以后，有点着急地说：”这也太慢了，前后得三个月时间，能不能再快点。“我说：”这就是最快的了，你这么多年落下的病，一下子总是好不了。“她拿起药方看了看说：”还是你去抓吧，我听你安排。“我不敢怠慢，第二天就进城，抓齐了药，回家继续给支书熬药。第一个月，她对我说确实比以前疼得轻了，但还是疼。我劝她注意休息，可她还是坚持天天到地里和社员们一起劳动，这一点也着实让我感动。我觉得一个女人家抛头露脸不说，还要干男劳力们干得活，真是不容易。为了表示我对支书工作的支持，我专门研究了推拿按摩的知识，当然是先在我岳母和媳妇身上练习，到了能把她们按摩睡着，又能让她们从睡梦中醒来的程度，我才给支书提出。起初，她还有点不好意思地说：“这是不是资产阶级的享受啊，我可不行。”我机智地回答：“这不是资产阶级的享受，是赤脚医生为人民服务。”她倒也不封建，试着让我做了两回，觉得很舒服，就让我继续给她做下去。经常，她坐在板凳上老老实实地让我按摩，按摩之后还夸奖我的手艺好。“一天的劳累都没有了，没有了！”
有时她会看着我说：“你还真有两下子，我还真有点离不开你了。”她虽然是在开玩笑，但是我觉得她说这话时，才真正的像一个女人。不过，这种服务与玩笑，也只是在我们两个人之间，当着外人的面，她依旧是高高在上，我依旧是被斗争的对象，这个我能理解，我也从心里愿意给她服务。
老人家也不会放过我们的。”我连声说是，并表示一定要好好学习，不断改造自己的世界观，她听了认真地说：“这就对了，不要觉得自己成分不好就放弃学习和改革，伟大领袖毛主席说：”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重在个人政治表现。‘我看你比较善于学习，也自觉受贫下中农的教育，勇于改造自己，将来一定以成为一个有用的人。“我听了她的话，心里热乎乎的，有点感激地说：”我也能成为有用的人？我也能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添砖加瓦？“她接过话去：”能，当然能，你现在给群众治病就是为社会主义建设添砖加瓦，我们党有统一战线，决不会抛弃一个愿意改造自己的人，尽管他原来有可能是我们的敌人或者是斗争对象，事物都是发展变化的吗。“我可能有点激动过了头，大着胆子问：”我的成分能改吗？“白支书一听愣住了，两只眼睛像瞅一个怪物似的看着我，我知道自己问错了问题，想纠正可又不知道怎么说，我犹豫了半天，还是解释道：”白支书，我是说，我的孩子是不是能够改成分。“白支书终于说话了：”虽然我们党对成分有政策，但是我还没听说改成分的说法，总之，只要表现好，群众还是欢迎的。“她的这种回答，让我感到一种莫名的悲哀。从大队部出来，我越想越恨自己的爷爷，挣了钱干什么不好，就是多娶几个小老婆也比买地好，挣个地主的成分，自己一蹬腿走了，让子孙后代替你受罪。如果他要是真的像刘文彩、黄世仁似的欺压过良善，糟蹋过贫下中农，也我被斗争也活该，中国有句老话叫父债子还吗；可他偏偏没有做这些事儿，一辈子替人看病救死扶伤，根本不懂得种地，地租给别人，往往被人所骗，别人一掉眼泪他就免了一年的租，大家背地里都叫他“大善人”（并不夸他，而笑话他傻），该划地方的时候，没有人给他说话，也没有人敢给他说话，地亩摆在那儿了，他不是地主谁是地主，如果一个村里没有一个地主，这土地改革还怎么进行啊。我爹为什么不行医啊，不是他不喜欢这一行，是他看不惯这个世态炎凉，别说我们村了，就是这十里八村的，哪一家没让我爷爷瞧过病，反过病好了就不认人了，你就是地主，就要踩上一万只脚，就要你永世不得翻身。我生在这样一个家庭里，一辈子就是让人斗争的，让人当耙子的，你觉得自己冤，告诉你，如果你敢站在村头上喊一声“冤”，那个放羊的小矬就敢把鞭子抽到你脸上。我越想越觉得自己很绝望，很无助，不但是我，还有我没有出世的孩子，也将在的家庭成分上填写“地主”。我有资格生养孩子吗？
再造一个像自己一样的被斗争对象，再造一个活耙子。不知不觉，我走出了村子，翻过了北坡，滚滚的河水挡住了我的去路，当时我真想跳下去，去找地下的哪个爷爷算账，自己也一了百了。一棵树根把我绊倒了，连树根都和我过不去，我趴在地上放声痛哭。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我从迷迷糊糊中醒来，滔滔的河水，满天的星斗，一身的泥土，疲惫的身子，我还得回到那人现实的世界，还得老老实实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夹着尾巴做人，踏踏实实做事。
以后，我还是天天送药给她，再也没讨论过成分的问题。吃了几副药之后，白支书当面对我说她的身上觉得有劲了，夸我医术高明。我也不敢再说别的，只是谦虚地说：“有可能是蒙上了，有可能是蒙上了。”她一听不高兴了：“怎么能是蒙，看病也是干革命，来不得半点马虎。”我赶紧说：“对！对！”她看到我唯唯诺诺的样子，开心地笑了。笑过之后，她又有点不好意思地对我说：“我有个老毛病，每个月都要疼几天，一疼起来就什么也干不了，这回下来驻村，最担心的就是关键时刻不能和广大贫下中农一起战斗，你能不能再帮我治治。我一听她说的是痛经，我心里高兴，这算她找对人了。我前面说过，我虽然是赤脚医生，什么内科外科都懂点，但我一直感兴趣的是研究妇科，所以，她这么一说，我心里就有数了。我问她：”到没到医院看过？“她回答：”去了许多医院，老医生都下放了，年轻的也没什么医术，治了一段时间也不见效。“我说：”把手伸过来，让我给你把把脉。“她乖乖地把手伸了过来，我仔细地摸了半天，心里有数了。我对她说：”我给你开个方子，得到县医院去抓药，吃完十副，如果这个月觉得有效，下个月我再给换换方子，再吃十副，如果继续见效，我再给你换个方子，再抓十副，你的病就会痊愈了。“她听了以后，有点着急地说：”这也太慢了，前后得三个月时间，能不能再快点。“我说：”这就是最快的了，你这么多年落下的病，一下子总是好不了。“她拿起药方看了看说：”还是你去抓吧，我听你安排。“我不敢怠慢，第二天就进城，抓齐了药，回家继续给支书熬药。第一个月，她对我说确实比以前疼得轻了，但还是疼。我劝她注意休息，可她还是坚持天天到地里和社员们一起劳动，这一点也着实让我感动。我觉得一个女人家抛头露脸不说，还要干男劳力们干得活，真是不容易。为了表示我对支书工作的支持，我专门研究了推拿按摩的知识，当然是先在我岳母和媳妇身上练习，到了能把她们按摩睡着，又能让她们从睡梦中醒来的程度，我才给支书提出。起初，她还有点不好意思地说：“这是不是资产阶级的享受啊，我可不行。”我机智地回答：“这不是资产阶级的享受，是赤脚医生为人民服务。”她倒也不封建，试着让我做了两回，觉得很舒服，就让我继续给她做下去。经常，她坐在板凳上老老实实地让我按摩，按摩之后还夸奖我的手艺好。“一天的劳累都没有了，没有了！”
有时她会看着我说：“你还真有两下子，我还真有点离不开你了。”她虽然是在开玩笑，但是我觉得她说这话时，才真正的像一个女人。不过，这种服务与玩笑，也只是在我们两个人之间，当着外人的面，她依旧是高高在上，我依旧是被斗争的对象，这个我能理解，我也从心里愿意给她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