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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锐是河南登封人，一九七七年恢复高考，考中兰州大学，学的是玻璃工艺专业。一九八一年毕业，分配在西北这个唯一的国有中型玻璃厂——光明玻璃厂，一干就是二十年。这二十年中，他埋头玻璃新产品新工艺的研究与开发，取得了不少成果。他的三篇专业性学术论文在国外刊物上发表，一项成果获国家专利，并列入国家九五星火计划重点开发项目，他新近研究的“车辆自动拒水风挡玻璃的元素构成”和“普通拒尘玻璃的研究与制造”两个课题被确定为国家科委十五重点科研课题。他先后被评为市、省两级科技标兵，国家和省市三级“有突出贡献的知识分子”，十三次获市劳模，七次获省劳模。一九八七年获高级工程师职称，一九九八年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他先后担任玻璃厂生产科副科长、科长，一九八六年厂里组建科技攻关小组，他担任组长，一九九四年至今担任副厂长，分管生产、科研等一应事情。
杨锐一心扑在事业上，却忘了家业。等到想起需要一个女人建立一个家庭的时候，满社会的妙龄女子都已名花有主。找了多少年，看了无数个，人家姑娘不是嫌他年龄大，就是嫌他是个书呆子不懂得感情，不会浪漫，也有嫌他说一口河南话滴里嘟噜听不懂没法交流的。总而言之，他一直没找到媳妇，四十开外了还是庙门口的旗杆——光棍一条。
他想着降低标准，随便找个寡妇应付了这事算了。谁知这年头的寡妇反比姑娘金贵，反比姑娘难找。那些已经跟过一个甚至几个男人的寡妇们，越跟心越馋，越跟眼睛越高，越跟对男人的要求越苛刻，动辄要房子，要车子，要保姆，要县市级干部，要百万元户。杨锐那个副厂长只是个正科级，住房只有一间单身宿舍还是国家的，每月一千多元工资大半都寄回老家给父母换了药吃。所以就连寡妇也没人愿意嫁给他。
去年，他已经四十二岁。四十二岁的他终于找到了媳妇，而且是个从未结过婚的老处女。那女的叫何花花，市第九中学的数学教师，三十九岁，长相和那名字一样，是一朵艳丽的花。因为长相超群，所以择偶的标准定得高了些，以至于这么多年也没找到个称心如意的。眼看着要奔四十了，她着了慌，才四处登征婚广告征婚。那征婚广告写得很简单：某女，年近四十，无婚史，某事业单位工作，有固定收入。欲求一诚实可靠有固定职业有事业心的男士为伴。
杨锐斗胆应征，不想就中了，这让他着实高兴呆了。
杨锐在厂里人缘好。大家一听他找到了媳妇，便都像是自己心头上的一块石头被搬开了，高兴得不得了。大家都忙乎起来，给刷房子的，给处理旧家具的，给帮着买新家具的，男人们忙得屁颠屁颠的，女人们也不能闲着，打扫和裱糊房子，缝被子做褥子，擦玻璃贴“喜”字，这些活儿都让她们给包了。杨锐只忙着前前后后地发烟散糖陪笑脸说客气话。
结婚那天，玻璃厂放假一天，全体职工参加了他的婚礼，把个婚礼搞得比国庆还隆重热火。晚上，闹洞房的人将一间房子挤了个不透风，院子里也挤满了人。这一拨出来，那一拨又进去，打闹声说笑声响彻办个厂院，一直折腾到深夜。
第二天一大早，有人发现，杨锐的门楣上那幅喜庆对联被一幅新的对联覆盖。
你看这对联：
上联：一杆老枪两颗弹，四十二年没参战
下联：一孔新窑两扇门，三十九载未进人
横批：今日好日子
这人发现这幅对联，便喊叫：“快来看呀，杨厂长门上有一幅对联，妙极了！”
大家闻声赶来，围成堆儿，这个大念一遍，那个小念一遍，说声笑声喝彩声一起一伏。
“好！”
“妙！”
“高！”
“酷呆了！”
……
这时便有人编故事了：“大家肃静，我将昨晚在洞房窗外听到的情况向大家通报一下：晚上闹完洞房，大家都去睡了，我一个人在杨厂长窗外偷听，并透过窗玻璃上的缝隙偷看。他们刚等大家走开，便关起门来干事了。干完了，杨厂长将那几巴拉出，却发现那家具变成了鲜红的，像个胡萝卜。他开始窃喜，以为新娘子确实是个贞节的老处女，以为他的阳jù是被她的处女红染的，便抱起新娘吻了又吻。吻完便用卫生纸去擦自己的阳jù。这一擦坏事了。大家猜猜怎么了？”
大家等着听下文，根本没人动脑子，只是一个劲的喊：“别卖关子了，快说吧！快说！”
那人接着说：“杨厂长一擦，竟然擦下个红套子来。他便问新娘，这是什么？新娘怯怯地说，避孕套。杨厂长问，避孕套还有双汇牌的？上面还有出厂日期？新娘子只好从实招来：前天晚上，她大发，按奈不住，便用火腿肠自慰，没想就把火腿肠的套子掉进去了。今天，她的小肚子一阵一阵的抽疼，用手挖过几次都没挖出来。”
“哈哈哈……”
“哈哈哈……”
围观的人都大笑不止。
杨锐和新娘子也都出来了。那新娘子笑得前仰后合，她一手抱住杨锐的胳膊，一手不断地在杨锐的背上乱捶：“笑死我了，笑死我了。”
“不是这样的，你听错了！”后排一个年轻工人大声喊：“你在前窗上听，我在后窗下听。我听到的是这样的：杨厂长问新娘子，避孕套还有双汇牌的？还有出厂日期？你老实交待，前天晚上和谁干的好事？！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新娘便抽泣着说，前天晚上，我和我的情哥哥最后一次缠绵，结果没准备避孕套，我的情哥哥便将火腿肠的套子拿下来用，结果那东西没有弹性，就掉进去了。杨厂长听了这话非常生气，一脚将新娘踹到床底下去了……”
“哈……”
“嗷……”
“呕……”
“嗨……”
满院子沸腾起来。
杨锐早已领着新娘溜到后排，拧住了说话的小伙子的耳朵：“我让你小子再胡说！”
“救命呀！快救命呀！大家看，厂长虐待工人喽！杨厂长饶命呀，我的耳朵快掉了，耳朵掉了以后就不听你的话了……”
大家又是一阵大笑。
新娘子边笑边拍着杨锐的脊背说：“使劲拧，拧下来我给你炒菜下酒喝。”
杨锐是个老实又耿直的人。这些年满社会风行的是拉关系走后门拍马溜须阿谀逢迎，他对此却一窍不通。通则不痛，痛则不通。所以尽管他有着那么多的成就那么大的贡献那么高的声誉，可是一直提不上去。提不上去就提不上去，他从来不想这些，也不愿想这些，也就无所谓痛无所谓不痛，可是却有不少的人替他痛着。厂里的老工人、老工友常常替他抱不平：
“凭杨锐的贡献，不要说对玻璃厂的贡献，就是对整个社会的贡献，早该提一提了。把他压在玻璃厂就这样被埋没了。”
“不要说当个正厂长，就是给他个政治局委员也不算过。”
“怪只怪他那坏脾气，肠子直，肚子里不藏货，肺里面不装气，舌根下不压话。违时悖景，违时悖景呀。”
“你不看现在那些官老爷，就怕身边的人本事比他大，能力比他强，影响比他好，交往比他广。你强了，就会对他造成威胁嘛。人们宁肯重用那些一事无成的奴才，也不敢稍微用一下有一技之长的人才。不用倒也罢了，他们还想方设法整你害你，恨不能一脚将你踩进地下去。”
杨锐每每听到这些，总是装作没听见。
有许多朋友劝他：“这年头，啥事都要跑一跑。为了你自己的前程，你就低低头，弯弯腰，到有关领导那儿跑一跑，说几句人家喜欢听的话，向人家求个情吧。”
他只是摇摇头，嘿嘿一笑了之。
也有许多好心的朋友劝他：“改一改你那坏脾气，这年头不兴你那样的人，那样的脾气吃不开。”他也知道朋友们都是为他好，知道自己的性格不合时宜，暗自想着改一改，可是一遇上具体的事，脑子里的那股儿黑血就不听使唤的往上涌，喉咙眼的那些话语就失禁般地往外冲，肺里面的那些脏气就咕嘟咕嘟往外冒，于是，脖颈也硬了，脸也红了，气也粗了，声也高了。人也就这样在自觉不自觉间被他惹下了。惹下就惹下了，反正都是为了把事情办好，又不是为了个人恩怨，怕个啥。他这样想。可是人家却都不这样想。人家想，你杨锐还不是为了出风头，还不是跟我过不去，还不是为了讨得大家喝彩。所以明抢暗箭都来了，绊子陷阱也来了，污蔑嘲讽也来了，报复的小鞋也来了。
他大学毕业刚到玻璃厂来的时候，厂长是落实政策的时候被恢复工职的一个老知识分子，文革前的老牌大专生。这老头知识还算可以，就是有个毛病，不服人，不认输，把谁都不放在眼里，认为谁都不如他，而且心眼极小。杨锐刚毕业，是玻璃厂第一位大学本科生，血气方刚，才华横溢，而且锋芒毕露，老厂长心里便有点胆怯：这小子来势凶猛，弄不好会在很短的时间内把我拿在马下，甚至夺了我的位子，骑在我的头上。得折一折他的锋芒，让他见识见识我的厉害。有了这种想法，老厂长便专门找杨锐的碴儿，吹毛求疵，鸡蛋里面挑骨头，故意抓他的把柄，找他的麻烦，挖空心思地给他脸色看，给他小鞋穿。杨锐哪里吃得下他这一套，便三六九地和他论理、顶嘴甚至吵架。他便在几次职工大会上不点名的批评：“咱们厂有个别年轻人，凭着自己有着大学文凭，便骄傲自大，目空一切，目无领导，尾巴翘到天上去了……”会后，杨锐就又找他说理，又少不了一场唇枪舌剑。后来，他有了与杨锐斗争的经验，便不正面与之交锋，采取了经济制裁和迂回战术。他经常给他找点儿小毛病，罚他个三块五块的工资。对于罚款，杨锐不大在乎，觉得不就是几块钱吗，有什么了不起，自己少吃少花点就节省出来了。可是老厂长的迂回战术却把杨锐整惨了。他不仅不再批评杨锐，还设着法子找杨锐的一些优点当众表扬，这可把个老实刚直的杨锐给懵了。他不知道厂长的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反倒觉得他自己的工作做得好理应受到表扬，而且觉得厂长从前之所以那样不公平的对待他，是因为自己初来乍到，厂长对他缺乏认识。现在时间长了，厂长摸透了他的脾性，认识了他这个人，所以改变了以往的态度。他想，这也是很正常的嘛，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就是这样的，人们对一切事物都是由不认识到认识，由知之较少到知之较多。随着人们对事物认识的加深，就会改变以前对待事物的不正确态度。
他在厂里工作的第五年，全体职工一致评选他为市级劳动模范，可是报到市经贸委却被刷下来了。厂里职工都愤愤不平，找厂长评理，厂长哈哈一笑双手一摊说：“我总把他报上去了，至于批不批就不是我能管的事了。”大家还是不服，纷纷鼓动杨锐去找市经贸委。杨锐觉得自己确实有点亏，加上大家一鼓动，便真的去了经贸委。谁知一进门，那个接待他的小伙子一听他是玻璃厂的杨锐，便指着他的鼻子把他猛训了一顿：“你杨锐都不在厂里打听打听自己的名声，玻璃厂不开除你都算宽容了你，你还想当劳模？你年纪轻轻，凭着有个大学文凭，就骄傲自大，目空一切，目无领导，尾巴翘到天上去了……”杨锐一听这话正是厂长前几年批评他的那些话，脖颈就硬了，脸就红了，气就粗了，声音就大了。他也指着那小伙子的鼻子发出一长串的质问，直问得那小伙子瞠目结舌，哑口无言，最后不得不说出是玻璃厂厂长亲自反映的情况。一气之下，杨锐便一不做二不休，拿着自己这些年发表的论文和有关部门发的荣誉证书，带着全厂职工的意见直接去找市长。市长听完他的话，当即打电话叫来办公室主任，让他安排人去玻璃厂就杨锐劳模一事进行调查。市政府三人调查组来到玻璃厂，回绝厂长接待，召开了几个层次的会议，了解到杨锐的许多鲜为人知的事迹，回去报告市长，杨锐不仅当上了市级劳模，还被报到省上，参评省级劳模，结果也评上了。之后，省市两级都组织了劳模报告团，杨锐讲红了全省。
老厂长一看自己的手脚暴露了，自己的伎俩失败了，聪明反被聪明误，杨锐不仅没被他搞臭，反倒炒得更红，心中便极大不快。他想，在这个节骨眼上，再不能对杨锐采取反面行动了。相反地，还要给他锦上添花，以消除杨锐对他的怨恨和市上领导们可能对他产生的怀疑。所以在杨锐还没从报告团回来的时候，他便主动打了一份报告，提请市上提拔杨锐为玻璃厂生产科副科长。
这就是杨锐第一次升迁的内幕。
杨锐在生产科副科长的位子上一干就是八年。这八年中，他多次被评为省市的劳动模范。老厂长想，劳模由群众选，愿选谁是谁；提干由我报，报谁谁当。你杨锐在我手上就别想着有什么出头之日了。
人之将去，其言也善。一直到老厂长退休、高登来接他的手续的前几天，老厂长不知怎么就良心发现，觉得这些年确实不该将这样一个有才华有能力的年轻人埋没在自己手上，才打了一份报告，将杨锐提成了生产科的科长。
高登来当厂长了，全厂上下都有点不服，各种非议便在厂里散布开来：
“一个玩泥巴烧砖头的要来统治我们这些做精细活儿的了。”... -->>
杨锐是河南登封人，一九七七年恢复高考，考中兰州大学，学的是玻璃工艺专业。一九八一年毕业，分配在西北这个唯一的国有中型玻璃厂——光明玻璃厂，一干就是二十年。这二十年中，他埋头玻璃新产品新工艺的研究与开发，取得了不少成果。他的三篇专业性学术论文在国外刊物上发表，一项成果获国家专利，并列入国家九五星火计划重点开发项目，他新近研究的“车辆自动拒水风挡玻璃的元素构成”和“普通拒尘玻璃的研究与制造”两个课题被确定为国家科委十五重点科研课题。他先后被评为市、省两级科技标兵，国家和省市三级“有突出贡献的知识分子”，十三次获市劳模，七次获省劳模。一九八七年获高级工程师职称，一九九八年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他先后担任玻璃厂生产科副科长、科长，一九八六年厂里组建科技攻关小组，他担任组长，一九九四年至今担任副厂长，分管生产、科研等一应事情。
杨锐一心扑在事业上，却忘了家业。等到想起需要一个女人建立一个家庭的时候，满社会的妙龄女子都已名花有主。找了多少年，看了无数个，人家姑娘不是嫌他年龄大，就是嫌他是个书呆子不懂得感情，不会浪漫，也有嫌他说一口河南话滴里嘟噜听不懂没法交流的。总而言之，他一直没找到媳妇，四十开外了还是庙门口的旗杆——光棍一条。
他想着降低标准，随便找个寡妇应付了这事算了。谁知这年头的寡妇反比姑娘金贵，反比姑娘难找。那些已经跟过一个甚至几个男人的寡妇们，越跟心越馋，越跟眼睛越高，越跟对男人的要求越苛刻，动辄要房子，要车子，要保姆，要县市级干部，要百万元户。杨锐那个副厂长只是个正科级，住房只有一间单身宿舍还是国家的，每月一千多元工资大半都寄回老家给父母换了药吃。所以就连寡妇也没人愿意嫁给他。
去年，他已经四十二岁。四十二岁的他终于找到了媳妇，而且是个从未结过婚的老处女。那女的叫何花花，市第九中学的数学教师，三十九岁，长相和那名字一样，是一朵艳丽的花。因为长相超群，所以择偶的标准定得高了些，以至于这么多年也没找到个称心如意的。眼看着要奔四十了，她着了慌，才四处登征婚广告征婚。那征婚广告写得很简单：某女，年近四十，无婚史，某事业单位工作，有固定收入。欲求一诚实可靠有固定职业有事业心的男士为伴。
杨锐斗胆应征，不想就中了，这让他着实高兴呆了。
杨锐在厂里人缘好。大家一听他找到了媳妇，便都像是自己心头上的一块石头被搬开了，高兴得不得了。大家都忙乎起来，给刷房子的，给处理旧家具的，给帮着买新家具的，男人们忙得屁颠屁颠的，女人们也不能闲着，打扫和裱糊房子，缝被子做褥子，擦玻璃贴“喜”字，这些活儿都让她们给包了。杨锐只忙着前前后后地发烟散糖陪笑脸说客气话。
结婚那天，玻璃厂放假一天，全体职工参加了他的婚礼，把个婚礼搞得比国庆还隆重热火。晚上，闹洞房的人将一间房子挤了个不透风，院子里也挤满了人。这一拨出来，那一拨又进去，打闹声说笑声响彻办个厂院，一直折腾到深夜。
第二天一大早，有人发现，杨锐的门楣上那幅喜庆对联被一幅新的对联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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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联：一孔新窑两扇门，三十九载未进人
横批：今日好日子
这人发现这幅对联，便喊叫：“快来看呀，杨厂长门上有一幅对联，妙极了！”
大家闻声赶来，围成堆儿，这个大念一遍，那个小念一遍，说声笑声喝彩声一起一伏。
“好！”
“妙！”
“高！”
“酷呆了！”
……
这时便有人编故事了：“大家肃静，我将昨晚在洞房窗外听到的情况向大家通报一下：晚上闹完洞房，大家都去睡了，我一个人在杨厂长窗外偷听，并透过窗玻璃上的缝隙偷看。他们刚等大家走开，便关起门来干事了。干完了，杨厂长将那几巴拉出，却发现那家具变成了鲜红的，像个胡萝卜。他开始窃喜，以为新娘子确实是个贞节的老处女，以为他的阳jù是被她的处女红染的，便抱起新娘吻了又吻。吻完便用卫生纸去擦自己的阳jù。这一擦坏事了。大家猜猜怎么了？”
大家等着听下文，根本没人动脑子，只是一个劲的喊：“别卖关子了，快说吧！快说！”
那人接着说：“杨厂长一擦，竟然擦下个红套子来。他便问新娘，这是什么？新娘怯怯地说，避孕套。杨厂长问，避孕套还有双汇牌的？上面还有出厂日期？新娘子只好从实招来：前天晚上，她大发，按奈不住，便用火腿肠自慰，没想就把火腿肠的套子掉进去了。今天，她的小肚子一阵一阵的抽疼，用手挖过几次都没挖出来。”
“哈哈哈……”
“哈哈哈……”
围观的人都大笑不止。
杨锐和新娘子也都出来了。那新娘子笑得前仰后合，她一手抱住杨锐的胳膊，一手不断地在杨锐的背上乱捶：“笑死我了，笑死我了。”
“不是这样的，你听错了！”后排一个年轻工人大声喊：“你在前窗上听，我在后窗下听。我听到的是这样的：杨厂长问新娘子，避孕套还有双汇牌的？还有出厂日期？你老实交待，前天晚上和谁干的好事？！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新娘便抽泣着说，前天晚上，我和我的情哥哥最后一次缠绵，结果没准备避孕套，我的情哥哥便将火腿肠的套子拿下来用，结果那东西没有弹性，就掉进去了。杨厂长听了这话非常生气，一脚将新娘踹到床底下去了……”
“哈……”
“嗷……”
“呕……”
“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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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锐早已领着新娘溜到后排，拧住了说话的小伙子的耳朵：“我让你小子再胡说！”
“救命呀！快救命呀！大家看，厂长虐待工人喽！杨厂长饶命呀，我的耳朵快掉了，耳朵掉了以后就不听你的话了……”
大家又是一阵大笑。
新娘子边笑边拍着杨锐的脊背说：“使劲拧，拧下来我给你炒菜下酒喝。”
杨锐是个老实又耿直的人。这些年满社会风行的是拉关系走后门拍马溜须阿谀逢迎，他对此却一窍不通。通则不痛，痛则不通。所以尽管他有着那么多的成就那么大的贡献那么高的声誉，可是一直提不上去。提不上去就提不上去，他从来不想这些，也不愿想这些，也就无所谓痛无所谓不痛，可是却有不少的人替他痛着。厂里的老工人、老工友常常替他抱不平：
“凭杨锐的贡献，不要说对玻璃厂的贡献，就是对整个社会的贡献，早该提一提了。把他压在玻璃厂就这样被埋没了。”
“不要说当个正厂长，就是给他个政治局委员也不算过。”
“怪只怪他那坏脾气，肠子直，肚子里不藏货，肺里面不装气，舌根下不压话。违时悖景，违时悖景呀。”
“你不看现在那些官老爷，就怕身边的人本事比他大，能力比他强，影响比他好，交往比他广。你强了，就会对他造成威胁嘛。人们宁肯重用那些一事无成的奴才，也不敢稍微用一下有一技之长的人才。不用倒也罢了，他们还想方设法整你害你，恨不能一脚将你踩进地下去。”
杨锐每每听到这些，总是装作没听见。
有许多朋友劝他：“这年头，啥事都要跑一跑。为了你自己的前程，你就低低头，弯弯腰，到有关领导那儿跑一跑，说几句人家喜欢听的话，向人家求个情吧。”
他只是摇摇头，嘿嘿一笑了之。
也有许多好心的朋友劝他：“改一改你那坏脾气，这年头不兴你那样的人，那样的脾气吃不开。”他也知道朋友们都是为他好，知道自己的性格不合时宜，暗自想着改一改，可是一遇上具体的事，脑子里的那股儿黑血就不听使唤的往上涌，喉咙眼的那些话语就失禁般地往外冲，肺里面的那些脏气就咕嘟咕嘟往外冒，于是，脖颈也硬了，脸也红了，气也粗了，声也高了。人也就这样在自觉不自觉间被他惹下了。惹下就惹下了，反正都是为了把事情办好，又不是为了个人恩怨，怕个啥。他这样想。可是人家却都不这样想。人家想，你杨锐还不是为了出风头，还不是跟我过不去，还不是为了讨得大家喝彩。所以明抢暗箭都来了，绊子陷阱也来了，污蔑嘲讽也来了，报复的小鞋也来了。
他大学毕业刚到玻璃厂来的时候，厂长是落实政策的时候被恢复工职的一个老知识分子，文革前的老牌大专生。这老头知识还算可以，就是有个毛病，不服人，不认输，把谁都不放在眼里，认为谁都不如他，而且心眼极小。杨锐刚毕业，是玻璃厂第一位大学本科生，血气方刚，才华横溢，而且锋芒毕露，老厂长心里便有点胆怯：这小子来势凶猛，弄不好会在很短的时间内把我拿在马下，甚至夺了我的位子，骑在我的头上。得折一折他的锋芒，让他见识见识我的厉害。有了这种想法，老厂长便专门找杨锐的碴儿，吹毛求疵，鸡蛋里面挑骨头，故意抓他的把柄，找他的麻烦，挖空心思地给他脸色看，给他小鞋穿。杨锐哪里吃得下他这一套，便三六九地和他论理、顶嘴甚至吵架。他便在几次职工大会上不点名的批评：“咱们厂有个别年轻人，凭着自己有着大学文凭，便骄傲自大，目空一切，目无领导，尾巴翘到天上去了……”会后，杨锐就又找他说理，又少不了一场唇枪舌剑。后来，他有了与杨锐斗争的经验，便不正面与之交锋，采取了经济制裁和迂回战术。他经常给他找点儿小毛病，罚他个三块五块的工资。对于罚款，杨锐不大在乎，觉得不就是几块钱吗，有什么了不起，自己少吃少花点就节省出来了。可是老厂长的迂回战术却把杨锐整惨了。他不仅不再批评杨锐，还设着法子找杨锐的一些优点当众表扬，这可把个老实刚直的杨锐给懵了。他不知道厂长的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反倒觉得他自己的工作做得好理应受到表扬，而且觉得厂长从前之所以那样不公平的对待他，是因为自己初来乍到，厂长对他缺乏认识。现在时间长了，厂长摸透了他的脾性，认识了他这个人，所以改变了以往的态度。他想，这也是很正常的嘛，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就是这样的，人们对一切事物都是由不认识到认识，由知之较少到知之较多。随着人们对事物认识的加深，就会改变以前对待事物的不正确态度。
他在厂里工作的第五年，全体职工一致评选他为市级劳动模范，可是报到市经贸委却被刷下来了。厂里职工都愤愤不平，找厂长评理，厂长哈哈一笑双手一摊说：“我总把他报上去了，至于批不批就不是我能管的事了。”大家还是不服，纷纷鼓动杨锐去找市经贸委。杨锐觉得自己确实有点亏，加上大家一鼓动，便真的去了经贸委。谁知一进门，那个接待他的小伙子一听他是玻璃厂的杨锐，便指着他的鼻子把他猛训了一顿：“你杨锐都不在厂里打听打听自己的名声，玻璃厂不开除你都算宽容了你，你还想当劳模？你年纪轻轻，凭着有个大学文凭，就骄傲自大，目空一切，目无领导，尾巴翘到天上去了……”杨锐一听这话正是厂长前几年批评他的那些话，脖颈就硬了，脸就红了，气就粗了，声音就大了。他也指着那小伙子的鼻子发出一长串的质问，直问得那小伙子瞠目结舌，哑口无言，最后不得不说出是玻璃厂厂长亲自反映的情况。一气之下，杨锐便一不做二不休，拿着自己这些年发表的论文和有关部门发的荣誉证书，带着全厂职工的意见直接去找市长。市长听完他的话，当即打电话叫来办公室主任，让他安排人去玻璃厂就杨锐劳模一事进行调查。市政府三人调查组来到玻璃厂，回绝厂长接待，召开了几个层次的会议，了解到杨锐的许多鲜为人知的事迹，回去报告市长，杨锐不仅当上了市级劳模，还被报到省上，参评省级劳模，结果也评上了。之后，省市两级都组织了劳模报告团，杨锐讲红了全省。
老厂长一看自己的手脚暴露了，自己的伎俩失败了，聪明反被聪明误，杨锐不仅没被他搞臭，反倒炒得更红，心中便极大不快。他想，在这个节骨眼上，再不能对杨锐采取反面行动了。相反地，还要给他锦上添花，以消除杨锐对他的怨恨和市上领导们可能对他产生的怀疑。所以在杨锐还没从报告团回来的时候，他便主动打了一份报告，提请市上提拔杨锐为玻璃厂生产科副科长。
这就是杨锐第一次升迁的内幕。
杨锐在生产科副科长的位子上一干就是八年。这八年中，他多次被评为省市的劳动模范。老厂长想，劳模由群众选，愿选谁是谁；提干由我报，报谁谁当。你杨锐在我手上就别想着有什么出头之日了。
人之将去，其言也善。一直到老厂长退休、高登来接他的手续的前几天，老厂长不知怎么就良心发现，觉得这些年确实不该将这样一个有才华有能力的年轻人埋没在自己手上，才打了一份报告，将杨锐提成了生产科的科长。
高登来当厂长了，全厂上下都有点不服，各种非议便在厂里散布开来：
“一个玩泥巴烧砖头的要来统治我们这些做精细活儿的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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