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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记：有人说青春是用来奋斗的，有人说青春是用来享乐的；也有人说青春是用来挥霍的，更有人说青春是用来回忆的。我看，更准确的说法是，青春就是用来发泄荷尔蒙的，因为那时我们并不懂得什么是奋斗、享乐、挥霍或回忆。仅以此文，献给我们已经逝去的青春；也献给我最挚爱的孟老师，感谢你陪伴我渡过了那一段人生最美好的青葱岁月。祝网友新年快乐，祝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
2019年10月，我所在的华为美国研究院解散了。由于美国对华为的打压与全面封锁，总部决定将成立刚刚一年多的华为美国研究院搬迁到加拿大。搬到加拿大涉及到诸多前期工作，如总部选择、办公地点租赁、地方政府许可等等前期工作，都由国际部的行政部门具体负责，我这个院长反而没什么太多的事。
我负责筹建美国研究院时付出了太多的心血，似乎是一夜白了头，可是刚刚才运营一年多，就被迫迁往他乡。老板决定给我一个月的假期，让我回国好好休息。我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82年南大数学系毕业后，父亲利用关系让学校公派我前往美国北卡州立大学（North Carolina State University）深造。硕士毕业的那年，我对前途一片渺茫，我不知道是该回国工作还是继续攻读博士。后来父亲来过一封信，大致内容是希望我继续攻读博士，并隐晦地提出希望我将来能在美国留下来工作，至于公派之后的遗留问题由他来处理，因为当时南大的一个副校长是父亲的同学。父亲被文革搞怕了，尽管没受到多少迫害，但内心总是有点忐忑不安，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有一片美好的未来。
其实在收到父亲来信之前，我已打算回国。倒不是因为我有多爱国，而是因为没想好读什么专业的博士，推荐信也没准备，加之公派的时间也到了，就包包扎扎准备回国，甚至房租都只付到当月的月底。接到父亲的来信之后，我则更加焦虑了，父亲不建议我回国，可我又如何申请博士呢？那天我在超市里买了一些牛奶、面包、果汁、鸡蛋、蔬菜等等一大堆东西。既然不回国，先把生计解决好，再考虑读博士的事。刚出超市，前面一个个子高高的老头也拎着两个大袋子，歪歪扭扭的要过马路。不知道什么回事，那个老头被拌了一下，直挺挺地就摔倒在地上。我吓了一跳，丢下手中的食品袋，赶紧跑过去扶起老头。（那时不知道后来的彭宇案，义无反顾地跑上前去。）哪知老头竟晕倒在地，不能说话了。
我父亲是医学院临床医学教授，重点是心血管疾病。我一看，就担心老人是不是有高血压，急遽摔倒可能导致的脑出血。我稍稍抱起老人肩部，赶紧向旁边的行人呼救。很快911来了，我陪着把老人送进了ICU.老人无法说话，我只好充任了老人的亲属，负责医疗相关的一切事宜，甚至刷了信用卡做担保。父亲从小就教育我救死扶伤是每一个有良知的人最应该做的事，这句话时时刻刻牢记在我的心头。
经过ICU近6小时的抢救，老人终于醒来了。主治医生对我说，老人是轻度的脑梗引发的脑出血但出血量不大，幸亏抢救及时，经过手术之后，预后较为乐观。在老人（老人其实岁数不大，大概60岁左右，白人往往看上去比黄种人老不少）病床前，老人给我写下了孩子的联系方式，我很快找到了他的家人。
经过三周的休息，老人顺利康复出院。我那时反正也没事，每天除了写自荐信、找导师写推荐信、联系大学申请博士外，就到医院去看望看望老人，陪他聊聊天。临出院前，老人看到了我手中写的自荐信，就问我，今后是不是想去读博士？其时他已经知道我刚刚硕士毕业。我就把父亲来信的想法给老人说了一下。老人大概也对中国的文革略知一二，沉吟了一下说：“要不，你到杜克大学（Duke University）读博士吧？”
我说：“我很想，可是我不认识任何人，而且杜克是名校，我担心申请不上。”老人和蔼地笑了笑说：“年轻人，我看好你，你有一颗善良博爱的心，你的未来一定会美好的。我已经给你写好推荐信了，你现在回去就好好准备，9月份开学的时候，直接去杜克大学计算机系报道。”
9月份，当我怀揣着老人的推荐信踏进杜克大学的时候才知道，老人原来是杜克大学计算机系主任，后来老人就成了我的博士生导师。再后来，老人因为自己的学术成就和道德水准，荣任杜克大学校长。作为老人着力栽培的得意门生，我博士毕业后被老人直接推荐去了Intel，其时芯片设计部门的老板是老人的学生。
经过不懈的努力，我后来成为了Intel的首席科学家。由于是公派出国，我有好长一段时间没敢回国，担心学校为这事找我的麻烦，回去了就回不来了，尽管父亲帮我已经摆平这件事。后来我在美国拿到了绿卡、护照，娶妻生子，生活稳定。随着我在科研上的成就越来越高，多年没有联系的母校主动邀请回国参加学术交流。由于美国对芯片技术的限制，每次回国，我的电脑和手机都会被FBI临时没收，并给我提供新的电脑和手机。尽管如此，我还是恪守一个职业经理人的道德水准，没有将企业的核心和前沿的技术予以透露，但即使这样，我讲述的很多内容在国内仍然受到热烈的欢迎，中国在芯片设计和制造方面实在是太落后了。
2016年春，相爱多年同在Intel工作的妻子罹患抑郁症跳楼离我而去，斩断了我对Intel的最后一丝挂念，我决定离开了工作近三十年的Intel，投入华为怀抱，帮助华为筹建美国研究院。一方面是我发现，我现在尽管在Intel身居要职，但开始越来越难以接触到最核心的机密，因为美国对中国技术封锁越来越严格，尤其是特朗普上台之后，连我们这些已经拿到美国护照、在美生活多年的能够接触到美国最新技术的华人都被纳入到管控范围；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华为给我开出了远高于Intel的年薪，我觉得是时候用我的经验、技术，为华为的芯片设计做点贡献了，也算是间接为祖国做点贡献吧，毕竟那是生我养我的地方。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华为美国研究院在硅谷投入运营，但现在就要搬迁到加拿大去了，我则带着一个月的假条回到了中国。孩子们都大学毕业工作了，我决定只身一人回国。
父亲和母亲已经退休在家，在乡下买了一块宅基地和一片小院子。父亲是医学院教授，平时没事干的时候就给周围邻居提供提供疾病咨询和养老保健；母亲原来是林业大学教授，小院子里自然是花团锦簇，瓜果蔬菜，一应俱全，周围邻居遇到种植上的问题也都来问问母亲。所以，父母亲退休之后，倒也忙得不亦乐乎。回家的第二天，父亲和我说：“小勇，我和你母亲最近想去当年我们下方的地方看一看，我们离开那已经四十年了。”我略一琢磨，知道了父亲的心思。
父亲现在年事已高，去日无多，去那儿回忆回忆当年风华正茂指点江山时奋斗过的地方，也算是对这段历史一个交代吧。我说：“好！”
“不要惊动任何人，我们悄悄地去吧。”父亲叮嘱了一下。第二天一早我开着车，带着父母一路向北，去重拾四十年前的记忆。“五七”干校，是“文化大革命”时期根据毛泽东《五七指示》精神兴办的农场，是集中容纳中国党政机关干部、科研文教部门的知识分子，对他们进行劳动改造、思想教育的地方。
1968年，黑龙江柳河干校命名为“五七干校”，成为中国第一个以此命名的干校。“干校”是“干部学校”的简称，实际上是“变相劳改”的场所。1979年2月“五七”干校停办。不到十点，我们就到了离南京差不多近200公里的苏北五七干校。如今乡下已经是柏油路、水泥路四通八达，但大片的农田、绿油油的农作物依然不改四十年前的模样。离开国道不到十公里，我们就进入了一片林场，中间是窄窄的通道。父亲突然兴奋地说：“看，这些树，还是我当年参与种植的呢。”母亲也说：“嗯，是啊，那些地都是在我的指导下实现开荒种植，第二年就结出了果实的。”父亲母亲一路兴奋地指着这片地，回忆那片树，不停地交谈着。
等到穿过这片树林，拐过弯，越过一座石桥的时候，父亲说：“儿子，停下来，我和你母亲慢慢走过去吧。这座桥也是我们当年参与修建的，过了这座桥不到一公里，就到了五七干校了，你去前面等我们吧。”父亲和母亲相互搀扶着，沿着窄窄的水泥路面慢慢向前走。我开着车一路向前，前面不到500米，我看到了一个丁字路口，正面一个大大的石头标识牌：五七干校旧址（左拐500米），红战校旧址（右拐500米）。（红战校是红卫兵战斗学校的简称）。
猛然间，我想起了红战校的那一年多的学习经历，鬼使神差我直接右拐去了。红战校如今已经变成了一所职业技术高中，依稀保留着当时的模样，那条当初将学校分为南北两个校区（高中和初中校区）的河流依然在流淌着。驱车沿着河边道路，很快就进入了学校。学校四周已经建成了围墙，分布着教学楼、实验楼、办公楼、大会堂等等，可惜这些建筑已经是全新的了。沿着学校中心的一条道向北，我来到了最北面靠近河边，往右拐，终于我看到了一排平房。天了，那是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平房。红色的砖瓦、绿色的门框、原木色的木门，一个一个的房间，当年就是我们初中老师们住的单身宿舍。沿着平房一直往前走，走到了最边上，我终于看到了我魂牵梦绕很多年的地方。
多少次梦里，我曾经依稀来到这里，看到了我最最亲爱的孟老师。她笑着看着我，手里拿着教案，微风吹乱她额前一缕长发，她优雅地伸出纤细的手指捋了捋。可当我激动地伸出双手去拥抱她的时候，她却倏忽不见了。我看着锁住的门，上面已是破败不堪；锁头已经生锈许多，不知道能不能打开；我抵近窗户，斑驳的窗户上面的玻璃已经沾满了灰尘，似乎在诉说着过去，房间里什么都看不清。
突然，我看到了窗条上系着的一根红绳子，由于岁月久远，红绳子几乎腿了颜色，但能依稀看到当年红色的底子。我猛地想起，这是我和孟老师的一个约定：今后，如果她有机会离开了这所学校，离开这个地方，再也不回来的时候，她在临行前一定会在窗条上系一根红绳子，并扎得紧紧的。有一天我学成归来还来看她的话，如果看到了红绳子，一定要去找她，因为她永远忘不了我。
我一个劲步冲上前去，伸出手指，慢慢解开这段红绳子。可经过这么多年的风吹日晒，绳子已经脆了。我还没解开扣，绳子就融化在我的手掌中，一阵风吹来，红绳子近乎风化的碎片随风飘荡开来，迷糊了我的双眼。在泪眼朦胧中，我依稀回到了1976年的夏天。那年夏天，经过父亲的斡旋，我和姐姐从南京来到了父亲和母亲所在的五七干校，一家人经过多年的分散终于团圆。父亲和母亲被认为是知识分子臭老九，1972年就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改造。（顺便说一下臭老九的来历：“元制，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匠，八娼，九儒，十丐”，可见读书人排在第九位。而“文革”中，知识分子被排在“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走资派”之后，故称知识分子为臭老九，含有对知识分子的蔑视和厌恶，那时多宣传知识无用论，浪费了近两代人的青春。）
父亲和母亲来到“五七”干校之后，刚开始还要参加劳动。可没几天，他俩的专长就得到了发挥。据父亲回忆说，他到干校不久，干校校长的儿媳妇在家里临产，来不及去医院，我父亲这个临床医学老教授临时充当了一回妇产科医生，顺利安全帮助校长抱到了孙子。校长自此对父亲另眼相看，父亲除了周日参加一些必要的种树、修桥的劳动外，就成了干校卫生所的专职医生，一方面帮助干校的赤脚医生（注：赤脚医生，是上世纪60～70年代“文化大革命”中期开始出现的名词，指没有固定编制，一般经乡村或基层政府批准和指派的有一定医疗知识和能力的医护人员。
他们的特点是：亦农亦医，农忙时务农，农闲时行医，或是白天务农，晚上送医送药的农村基层兼职医疗人员。）上课，提高他们的医疗水平；另一方面，也给一些在这里改造的老干部、老知识分子看病，当然父亲也成了干校领导的御用医生。那时虽然全国都在鼓吹知识无用论，但人食五谷杂粮，哪有不生病的？当地淳朴的老百姓对父亲这样的医学院教授甚是尊敬。
而母亲因为是农学院教授，很快带领乡亲们开荒种地，指导农民们如何种植提高产量，得到了干校领导和老百姓的认可。自此，父亲和母亲在干校混得还算不错，和校长私教甚好。他们除了劳动工作外，校长还定期给他们送点内部的参考书，一些下放改造的老教授也会给父亲母亲一些他们偷偷带来的书籍，让我有机会能看到大部分孩子看不到的文学、历史作品，甚至一些内部翻译的参考资料。
自此，我的骨子里种上了善良的基因。1976年春过后，经过父亲和干校校长多次沟通，干校校长终于和临近的红战校校长谈妥，暑假我和姐姐就可以来到干校和父母一起生活，开学后分别去红战校借读初三和高二。那年暑假，我在干校没啥事，就天天读各种各样的历史、文学作品，包括四大名著，外国文学作品主要是前苏联的、法国、英国的作品。尽管我喜欢读文学作品，但后来读大学的时候，我仍然选修了数学，因为那时的论调就是“学会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还有一个论调就是：我是中国人，何必学外文；不学ABC，照样是接班人。
我的英语严格意义上是到美国之后才开始学的，到现在口音都很重。8月31日，我和姐姐前去学校报道，领到了课本。回到家，父亲认认真真用旧画报纸给我们仔细包了书皮，关键是要在封面处还要折叠成两个直角，这一包就是一晚上。不像现在，直接买塑料封套，几分钟全部搞掂。速度快了，却少了一份对书本、对知识的尊重。9月1日开学第一天，我竟然意外迟到了。母亲一早去地里指导农民种地（自己是不用干活的），父亲也随着去锻炼锻炼身体，帮我和姐设置好了闹钟，可惜闹钟不知道啥原因没响。等我气喘吁吁跑进教室时，第一堂语文课已经开始快十分钟。
在教室门口喊了声报告，站在讲台上的语文老师转头看了我一眼。从老师的目光中我看到了威严，但纯洁的目光，精致的五官，凹凸的身材，配上干净的黑色布鞋，尤其是一根齐肩的黑色辫子。我看到孟老师的第一眼，终身难忘。“进来吧，今后不要迟到。”老师的语气很严肃，但温和。
17岁的我个子不高，不到1米7.当我从老师身边走过的时候，发现老师竟然和我差不多高。我坐在第四排，老师走过来，略微弯下腰递给我试卷，悄悄地说：“今天是开学摸底考试，抓紧时间。”我悄悄一瞄，从老师白色寸衫第二粒扣子里露出一点雪白来，身上流露出一点点雪花膏的香味，瞬间让我内心激动，暑假里看到的安娜。卡列尼娜形象似乎就成了眼前的语文老师。
我嗯了一下，平息了内心的激动，认真做起作业来。卷子就三道题目加一篇作文。前三道题目是默写三篇古文名篇的一段，卷子已经把第一句话列了出来，作文题目是：家事。对于我这样喜欢阅读对文学有着一定天赋的人来说，背诵名篇是基本功，很快三道默写顺利完成。当看到作文题目的时候，顺手就把安娜。卡列尼娜小说的第一句话写了下来：幸福的家庭家家相似，不幸的家庭各有不同。作文印象写的是父母下放、我和姐姐在南京和爷爷奶奶一起生活遇到的种种不幸，以及现在与父母团聚之后的喜悦。文章应该写的有些矫情，但至少是真实家庭生活的写照。
这次考试结束的第二天下午，语文老师当场就在班上表扬了我：全部六十个孩子，我是唯一的满分，而且让我当场朗读了这篇“家事”的作文。随着我声情并茂的朗诵，我竟然看到了老师眼角有点湿润。在那个时代，农村的孩子没读过几本书，更没有我这样的家庭经历，初三的孩子基本还停留在上学、放学回家种地阶段，没有家长会觉得孩子将来能够去读大学。那天，我成了语文课代表。
周六下午，照例是劳动课。那时学校还有许多地，我们的教室就分布在田野里。在校生从周二开始，轮流半天时间劳动。学生不懂什么技术活，唯一的就是出点体力——抬粪。老师和同学们一起干活，大概是也带有劳动改造的意思。孟老师来自北京，我来自南京，我们班就两个来自大城市的人，关键是我们都讲普通话，而乡下的孩子则讲方言，沟通起来着实困难，自然我和孟老师编在一组。孟老师为了这次劳动，专门穿了长袖、长裤、靴子，头上还扎了一条毛巾，惹得同学们像看西洋景一样看着。不过，由于孟老师上课时普通话讲得特别好听，人又长的漂亮，每个同学都很喜欢她。同学们都很纯朴，见我和语文老师分在一组，每次分量都不是很足。不过，抬粪要走上一里多路，俗话说“百步无轻担”，作为男人，我总是把粪桶尽量靠我这头近一点，让前面的孟老师肩上的压力轻一些，孟老师也感受到了我的善意。
这一里多路要走上近半小时，路上俩个人就闲聊了很多。老师名字叫孟晚秋，是工农兵大学生，在“田野中大有作为”的理想中，一激动就在去年毕业时来到了我们这个偏僻的学校做老师。她父亲的战友在这个学校旁的公社任革委会副主任，我们这个“五七”干校就位于“五七公社”的地盘上，这样可以照顾老战友的女儿。
开学第一天当她看到我的卷子时，她非常吃惊。她诧异于这样一个相对闭塞的农村里，还有这么优秀的学生。“你看过安娜卡列尼娜？”老师一边在前面走一边问。“暑假里看的，我还看了基督山伯爵、三个火枪手、一个孤独的散步者的遐思等等。”我认真地看着路，农活没干过，体力还是有的。“你们家哪里来这么多书？”孟老师吃惊地问。“我爸就在旁边的干校，他是医学院教授，经常给那些个劳改的知识分子看病，他们偷偷带了一些书来，就悄悄地借给我看的。”
“是吗？我尽管读了大学，现在是语文老师，也是好多文学作品没看过呢。”孟老师叹息地说。
“好啊，好啊，只要你喜欢，我回头带给你。”我赶紧承诺道。我那时不知道工农兵大学生概念，只知道讨漂亮的女老师的欢心。突然，前面的孟老师脚步一歪，人差点倒下去。原来孟老师聊得高兴，没注意脚下，一脚踩歪到田埂上。我赶紧放下担子，走过前去，孟老师已经蹲在了地上，看来这一下崴得不轻。旁边的同学看见了，围了过来问要不要帮忙。我是医学世家，对这种脚崴的诊疗方法还是比较熟悉的。我赶紧对孟老师说：“你的脚崴了，现在需要冷敷，你先蹲这儿，我去帮你找冷水毛巾。”旁边的一个女同学赶紧过来扶住孟老师。可这会儿哪去找毛巾呢？我急的团团转。站着的女同学说：“老师头上不是有毛巾吗？”孟老师听罢，赶紧解开头巾。
我拎着老师的毛巾，飞快地向附近的小河奔去。当我找到了一个缺口，蹲下来准备用水搓毛巾的时候，我竟不自觉的将孟老师的毛巾放到了鼻子上嗅了嗅，我刹那间闻到了女人的香味，那种香味是如此的清醇如此的美妙，我几乎是将毛巾紧紧捂在了嘴上深吸了无数口。一阵眩晕之后，我抬头看了一下四周，似乎害怕有人来看到。待看到没人之后，我终于依依不舍地将毛巾伸入水中搓了几把，站起身来往回就跑。
大汗淋漓地跑到田埂边，那个女同学扶着孟老师坐在了田埂上。我帮助孟老师脱下丝袜，熟练地将湿毛巾敷在了脚上。看着我大汗淋漓，孟老师伸出手帮我抹了抹汗，有点愧疚地说：“不好意思，都是我不小心的。”那一刻，我的心里充满着幸福与快乐。敷好脚，我说：“孟老师前面就是我们教室，我背你到教室，然后用自行车送你回宿舍休息。”孟老师犹豫了一下，点头同意了。我弯下腰，旁边的女同学帮助孟老师趴在了我背上。我小心翼翼地双手扶住孟老师的膝盖弯，在女同学的扶持下慢慢向教室走去。此刻，孟老师丰满的胸脯挤压着我的后背，夏天单薄的衣服根本无法挡住那一丝温柔，我的心砰砰直跳，十五岁少年荷尔蒙正是极度旺盛的时候，但内心躁动变成了浑身使不完的劲。
沿着田埂小道，走了快十分钟终于把孟老师背到了教室旁。那一刻，我真希望这条路一直走下去，尽管已经累得满头大汗。而后扶着孟老师上了自行车的后座，一个乳臭未干的少年，似乎是驱车带着媳妇回家一样，拼命地踩着脚踏车，把老师送到了单身宿舍。这是我第一次进入孟老师的宿舍。这是一间单身宿舍，一进门，右手边是一个小的煤油炉，一些餐具。左手边是一个小餐桌，放着两只椅子。后面拉了一面帘子，帘子后面就是一张床。从右手边掀开了帘子，就进入了卧室。对着南面的窗户是一张办公桌，上面堆了一些书，以及我们的作业本，一盏小小的台灯，每天夜里陪着孟老师。我扶着孟老师坐到了办公桌边，准备回去。
孟老师突然叫住了我：“要不，你帮我去食堂打两瓶热水，我想洗澡。”大概那时我在孟老师眼里还是个小小少年，一副青春懵懂的孩子，孟老师一点不介意说出她的想法。想想下午刚刚干的活，这会儿谁身上不都是臭气哄哄的？“好的。”我拿起孟老师的水瓶飞快地奔到食堂打回开水，帮助孟老师在床边放下澡盆，再打来一盆冷水。离开时，我对孟老师说：“要不，我让我爸爸明天帮你看看。”没等孟老师回答我就飞快了离开了孟老师的家，我担心孟老师会拒绝我的好意。
第二天是星期天，我一早带着父亲来到了学校。父亲仔细地用手按了按有点青肿的踝关节，并用手端看了一下脚的形状说：“没关系，关节应该不会损伤，估计就是韧带有点扭伤了，休息2周就会好。每天记得用热水敷一敷，这样更容易恢复。”那天父亲还和孟老师详细聊了聊我的学习情况，以及孟老师的工作。作为大学教授的父亲，勉励孟老师扎根基层，培养好孩子们，一定要坚信知识的力量，一定要坚信知识能够改变命运。对于孟老师希望读什么书，让我尽量满足，但要注意保密。那个年代，不是什么书都能读的。
接下来的2周里，我每天中午就会来到孟老师宿舍，送交同学们的作业本，再把批改好的作业本带回教室发放。下午放学的时候，我会到孟老师的宿舍里坐上一会儿，和孟老师讨论一会儿看过的小说。对于我读过的小说，孟老师会认真和我谈谈读后感，启发我不断地去思考再去阅读。我也根据孟老师需要，从家里带来一些书给孟老师，记得那时孟老师看的主要包括“约翰克里斯多夫”、“战争与和平”这样大部头的小说，后来又根据家里的藏书和孟老师的需要，带了不少稀有的书给孟老师。孟老师看完了，就会悄悄地包好书皮，叫我带回去，搞得像地下党接头一样。
回到家里，父亲也会问问我孟老师的脚，然后问问学校的学习情况。倒是姐姐偶尔悄悄地对我说：“弟啊，我最近看你每天放学不是马上就回家，总是跑到语文老师那去啊。”
“我是语文课代表，老师这些日子脚扭伤了，我要送作业本，再去取作业本，还要帮助孟老师布置语文作业，甚至帮助她批改作文呢。”
“瞧，把你能的。我看你现在是不是有点被漂亮的语文老师迷住了吧。”
“胡说八道。”我心中的这种朦朦胧胧感觉突然被姐点破，我有点恼羞成怒。“不逗你了，这么漂亮女老师姐也喜欢的。”姐姐的这段无意调侃的对话，竟然点亮了懵懂少年初恋的心。
从那开始，我去孟老师宿舍的比以前更勤快了。每天放学后，我都会捧着同学们交的作业本，到孟老师的宿舍，一起帮助她批改作业。我俩总是有一搭没一搭谈谈家事，谈谈学习，谈谈理想。不过，说到未来，孟老师总是透露出一丝迷茫。而我那时的年纪，根本不了解未来对我意味着什么，最快乐的就是能和孟老师呆在一起。闻闻她身上的体香，偶尔来一次手腕的接触，但从孟老师脚崴之后，我就再也没有感受过她柔软丰满的胸部。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也成了初三年级的红人，连学校潘校长都知道了我，孟老师也俨然觉得为有我这样的学生而感到自豪。除了杰出的语文成绩外，数学也是我的强项。父亲尽管是医学院教授，但对数学有着异乎寻常的爱好，没事的时候还经常研究研究数论（陈景润教授就是研究数论的，不知道父亲是不是也想研究研究哥德巴赫猜想，这个我没问过父亲。），连带着初中的我把高中的数学都学完了，并开始了微积分的生涯，所以初三的数学对我就是小菜一碟，这也是我后来读大学选择数学的原因。渴望看到老师的肉体，则成了我晚上经常辗转反侧不能入睡的梦魇。荷尔蒙旺盛的分泌，往往让我在床上幻想着孟老师丰满的乳房是什么形状，圆润的屁股是什么模样，大腿间究竟有没有长满阴毛，在那个对异性身体极度缺乏资料、图片了解的年代里，唯一的就是通过看过的小说，幻想心中脱光了衣服的孟老师究竟是什么模样。这种幻想往往带来的就是第二天早上起床时裤裆里湿漉漉的。不敢换上干净的新裤衩，只好套上长裤，让自己的身体去烘干裤衩，直到中午才感觉到裤裆里潮湿真正消去。
终于有一天，我忍不住实现了自己的梦想。星期天，学校里的老师几乎都回家了，只有孟老师是外地人，一个人就留在学校，这是我多次研究的结果。那是临近中秋的一个周日晚上，我和父亲说去同学家玩，其实我是再回到了学校。大概在八点过了没多久，我看着孟老师北面小厨房的灯熄灭了，而南面靠窗户的台灯亮了。我慢慢靠近面南窗台，隔着玻璃窗户偷偷往里瞧去。我看见孟老师穿着裙子和短袖，把洗澡桶搁在地上，在脸盆里倒上了热水，地上放了洗发水和香皂。正以为她就此会脱下衣服的时候，孟老师却走到窗台前，将窗帘仔细地拉上了。
那一刻，孟老师雪白的胳膊、高耸的胸部就隔着一层玻璃窗户，离我的面孔不到三十公分，我懊恼万分。不一会儿，我看到了一个影子在房间里上上下下在晃动着，然后慢慢蹲了下去，我听到了窗户里水哗哗发出声响，我此刻是多么盼望自己哪怕就是其中一朵浪花多好啊！聪明的我，其实早就想好了对策。那时单身宿舍的总开关和电表就在这一排房子的顶头。我悄无声息地来到了房子的东头，早就垫好的砖头帮助我顺利将闸刀拉了下来。瞬间，这一排房子全都停电了，包括门前唯一的一盏路灯。我在明亮的月光下，再次潜到了孟老师的窗户前，慢慢地抬起头。我听到房间里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不一会儿，一个身影走到窗前，将窗帘拉开了十来公分。透过明亮的月光，我一下子看到了梦寐以求丰硕的乳房，孟老师潮湿的长发还耷拉在其中一只乳房上面，可惜月光不够明亮，看不清乳房的颜色和乳头的大小，可年轻的男孩子眼里只有乳房和乳头啊！
这时候，哗啦一声，原来是孟老师借助月光找到了火柴，备课桌上的蜡烛瞬间被点亮了。那一瞬间，我觉得这根蜡烛如同阳光照亮了我心灵中整个世界。孟老师的雪白、丰硕的乳房、粉红如花生的乳头呈现在我的眼前，我屏住呼吸，目不转睛地看着，仿佛世界停止了转动，时间停止了流转。然而过于专注的我，不自然向前伸直的脖子，恨不得眼睛能够贴在孟老师的乳房上看过够。
真是乐极生悲，我的额头一下子撞到了窗户上的铁栏杆上，发出一声碰的声音，疼的我龇牙咧嘴，更是吓得我灵魂出窍。我忘记了孟老师乳房，却瞥见备课桌上的那只残留着火柴灰烬的手指不自然抖了一下，我赶紧趴下身子，跑回到房头盒上了闸刀。我不死心地又回到窗户前，孟老师的房间里除了备课桌上小小的台灯，房间里吊着的一个电灯泡也亮了，满以为再次拉起的窗帘却意外仍然留着那条十来公分的缝隙。孟老师已经洗完头发了，此刻她似乎一点没感觉到过刚刚发生过什么事。她静悄悄地坐在长桶里，双腿分开在木桶边，身体面朝着窗户，慢慢地洗着。
我忍住额头上的疼痛，目不转睛地随着孟老师的手上的毛巾，一会儿脖子，一会儿肩膀，一会儿乳房，一会儿大腿，此刻孟老师的圆润丰满的乳房已经像刀刻一样印在我的脑海里，可是双腿中间的黑影被木桶的边缘挡住了，终于，孟老师洗好了。孟老师从木桶里慢慢站了起！啊，双腿间的那一抹黑色终于被我看清了，顺着腰身往下流淌的水，在阴毛处汇集在一起，竟然顺着阴毛滴了下来，这每一滴水都仿佛滴在我的心坎上，滴得我心惊肉跳心潮澎湃。
孟老师似乎犹豫了一下，还是将毛巾拧干，将双腿略略分开一点，用毛巾从前面慢慢擦到后面，那一瞬间，我终于看清了孟老师阴户的模样，三角地带，阴毛茂盛，大腿根部则是淡淡红色的阴唇密闭着。擦完阴部，孟老师就着脸盆的热水将毛巾拧干，转过身去，慢慢擦干了自己的屁股。此刻，我的心似乎要爆炸了，我仿佛能听到自己粗粗的呼吸声，孟老师的屁股雪白、紧致、圆润、挺翘，这种让人窒息的美让我的荷尔蒙瞬间迸发出来。
我摸索着褪下裤衩，伸出一只手摸上早就硬挺挺的yīn茎，一边拼命... -->>
题记：有人说青春是用来奋斗的，有人说青春是用来享乐的；也有人说青春是用来挥霍的，更有人说青春是用来回忆的。我看，更准确的说法是，青春就是用来发泄荷尔蒙的，因为那时我们并不懂得什么是奋斗、享乐、挥霍或回忆。仅以此文，献给我们已经逝去的青春；也献给我最挚爱的孟老师，感谢你陪伴我渡过了那一段人生最美好的青葱岁月。祝网友新年快乐，祝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
2019年10月，我所在的华为美国研究院解散了。由于美国对华为的打压与全面封锁，总部决定将成立刚刚一年多的华为美国研究院搬迁到加拿大。搬到加拿大涉及到诸多前期工作，如总部选择、办公地点租赁、地方政府许可等等前期工作，都由国际部的行政部门具体负责，我这个院长反而没什么太多的事。
我负责筹建美国研究院时付出了太多的心血，似乎是一夜白了头，可是刚刚才运营一年多，就被迫迁往他乡。老板决定给我一个月的假期，让我回国好好休息。我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82年南大数学系毕业后，父亲利用关系让学校公派我前往美国北卡州立大学（North Carolina State University）深造。硕士毕业的那年，我对前途一片渺茫，我不知道是该回国工作还是继续攻读博士。后来父亲来过一封信，大致内容是希望我继续攻读博士，并隐晦地提出希望我将来能在美国留下来工作，至于公派之后的遗留问题由他来处理，因为当时南大的一个副校长是父亲的同学。父亲被文革搞怕了，尽管没受到多少迫害，但内心总是有点忐忑不安，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有一片美好的未来。
其实在收到父亲来信之前，我已打算回国。倒不是因为我有多爱国，而是因为没想好读什么专业的博士，推荐信也没准备，加之公派的时间也到了，就包包扎扎准备回国，甚至房租都只付到当月的月底。接到父亲的来信之后，我则更加焦虑了，父亲不建议我回国，可我又如何申请博士呢？那天我在超市里买了一些牛奶、面包、果汁、鸡蛋、蔬菜等等一大堆东西。既然不回国，先把生计解决好，再考虑读博士的事。刚出超市，前面一个个子高高的老头也拎着两个大袋子，歪歪扭扭的要过马路。不知道什么回事，那个老头被拌了一下，直挺挺地就摔倒在地上。我吓了一跳，丢下手中的食品袋，赶紧跑过去扶起老头。（那时不知道后来的彭宇案，义无反顾地跑上前去。）哪知老头竟晕倒在地，不能说话了。
我父亲是医学院临床医学教授，重点是心血管疾病。我一看，就担心老人是不是有高血压，急遽摔倒可能导致的脑出血。我稍稍抱起老人肩部，赶紧向旁边的行人呼救。很快911来了，我陪着把老人送进了ICU.老人无法说话，我只好充任了老人的亲属，负责医疗相关的一切事宜，甚至刷了信用卡做担保。父亲从小就教育我救死扶伤是每一个有良知的人最应该做的事，这句话时时刻刻牢记在我的心头。
经过ICU近6小时的抢救，老人终于醒来了。主治医生对我说，老人是轻度的脑梗引发的脑出血但出血量不大，幸亏抢救及时，经过手术之后，预后较为乐观。在老人（老人其实岁数不大，大概60岁左右，白人往往看上去比黄种人老不少）病床前，老人给我写下了孩子的联系方式，我很快找到了他的家人。
经过三周的休息，老人顺利康复出院。我那时反正也没事，每天除了写自荐信、找导师写推荐信、联系大学申请博士外，就到医院去看望看望老人，陪他聊聊天。临出院前，老人看到了我手中写的自荐信，就问我，今后是不是想去读博士？其时他已经知道我刚刚硕士毕业。我就把父亲来信的想法给老人说了一下。老人大概也对中国的文革略知一二，沉吟了一下说：“要不，你到杜克大学（Duke University）读博士吧？”
我说：“我很想，可是我不认识任何人，而且杜克是名校，我担心申请不上。”老人和蔼地笑了笑说：“年轻人，我看好你，你有一颗善良博爱的心，你的未来一定会美好的。我已经给你写好推荐信了，你现在回去就好好准备，9月份开学的时候，直接去杜克大学计算机系报道。”
9月份，当我怀揣着老人的推荐信踏进杜克大学的时候才知道，老人原来是杜克大学计算机系主任，后来老人就成了我的博士生导师。再后来，老人因为自己的学术成就和道德水准，荣任杜克大学校长。作为老人着力栽培的得意门生，我博士毕业后被老人直接推荐去了Intel，其时芯片设计部门的老板是老人的学生。
经过不懈的努力，我后来成为了Intel的首席科学家。由于是公派出国，我有好长一段时间没敢回国，担心学校为这事找我的麻烦，回去了就回不来了，尽管父亲帮我已经摆平这件事。后来我在美国拿到了绿卡、护照，娶妻生子，生活稳定。随着我在科研上的成就越来越高，多年没有联系的母校主动邀请回国参加学术交流。由于美国对芯片技术的限制，每次回国，我的电脑和手机都会被FBI临时没收，并给我提供新的电脑和手机。尽管如此，我还是恪守一个职业经理人的道德水准，没有将企业的核心和前沿的技术予以透露，但即使这样，我讲述的很多内容在国内仍然受到热烈的欢迎，中国在芯片设计和制造方面实在是太落后了。
2016年春，相爱多年同在Intel工作的妻子罹患抑郁症跳楼离我而去，斩断了我对Intel的最后一丝挂念，我决定离开了工作近三十年的Intel，投入华为怀抱，帮助华为筹建美国研究院。一方面是我发现，我现在尽管在Intel身居要职，但开始越来越难以接触到最核心的机密，因为美国对中国技术封锁越来越严格，尤其是特朗普上台之后，连我们这些已经拿到美国护照、在美生活多年的能够接触到美国最新技术的华人都被纳入到管控范围；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华为给我开出了远高于Intel的年薪，我觉得是时候用我的经验、技术，为华为的芯片设计做点贡献了，也算是间接为祖国做点贡献吧，毕竟那是生我养我的地方。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华为美国研究院在硅谷投入运营，但现在就要搬迁到加拿大去了，我则带着一个月的假条回到了中国。孩子们都大学毕业工作了，我决定只身一人回国。
父亲和母亲已经退休在家，在乡下买了一块宅基地和一片小院子。父亲是医学院教授，平时没事干的时候就给周围邻居提供提供疾病咨询和养老保健；母亲原来是林业大学教授，小院子里自然是花团锦簇，瓜果蔬菜，一应俱全，周围邻居遇到种植上的问题也都来问问母亲。所以，父母亲退休之后，倒也忙得不亦乐乎。回家的第二天，父亲和我说：“小勇，我和你母亲最近想去当年我们下方的地方看一看，我们离开那已经四十年了。”我略一琢磨，知道了父亲的心思。
父亲现在年事已高，去日无多，去那儿回忆回忆当年风华正茂指点江山时奋斗过的地方，也算是对这段历史一个交代吧。我说：“好！”
“不要惊动任何人，我们悄悄地去吧。”父亲叮嘱了一下。第二天一早我开着车，带着父母一路向北，去重拾四十年前的记忆。“五七”干校，是“文化大革命”时期根据毛泽东《五七指示》精神兴办的农场，是集中容纳中国党政机关干部、科研文教部门的知识分子，对他们进行劳动改造、思想教育的地方。
1968年，黑龙江柳河干校命名为“五七干校”，成为中国第一个以此命名的干校。“干校”是“干部学校”的简称，实际上是“变相劳改”的场所。1979年2月“五七”干校停办。不到十点，我们就到了离南京差不多近200公里的苏北五七干校。如今乡下已经是柏油路、水泥路四通八达，但大片的农田、绿油油的农作物依然不改四十年前的模样。离开国道不到十公里，我们就进入了一片林场，中间是窄窄的通道。父亲突然兴奋地说：“看，这些树，还是我当年参与种植的呢。”母亲也说：“嗯，是啊，那些地都是在我的指导下实现开荒种植，第二年就结出了果实的。”父亲母亲一路兴奋地指着这片地，回忆那片树，不停地交谈着。
等到穿过这片树林，拐过弯，越过一座石桥的时候，父亲说：“儿子，停下来，我和你母亲慢慢走过去吧。这座桥也是我们当年参与修建的，过了这座桥不到一公里，就到了五七干校了，你去前面等我们吧。”父亲和母亲相互搀扶着，沿着窄窄的水泥路面慢慢向前走。我开着车一路向前，前面不到500米，我看到了一个丁字路口，正面一个大大的石头标识牌：五七干校旧址（左拐500米），红战校旧址（右拐500米）。（红战校是红卫兵战斗学校的简称）。
猛然间，我想起了红战校的那一年多的学习经历，鬼使神差我直接右拐去了。红战校如今已经变成了一所职业技术高中，依稀保留着当时的模样，那条当初将学校分为南北两个校区（高中和初中校区）的河流依然在流淌着。驱车沿着河边道路，很快就进入了学校。学校四周已经建成了围墙，分布着教学楼、实验楼、办公楼、大会堂等等，可惜这些建筑已经是全新的了。沿着学校中心的一条道向北，我来到了最北面靠近河边，往右拐，终于我看到了一排平房。天了，那是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平房。红色的砖瓦、绿色的门框、原木色的木门，一个一个的房间，当年就是我们初中老师们住的单身宿舍。沿着平房一直往前走，走到了最边上，我终于看到了我魂牵梦绕很多年的地方。
多少次梦里，我曾经依稀来到这里，看到了我最最亲爱的孟老师。她笑着看着我，手里拿着教案，微风吹乱她额前一缕长发，她优雅地伸出纤细的手指捋了捋。可当我激动地伸出双手去拥抱她的时候，她却倏忽不见了。我看着锁住的门，上面已是破败不堪；锁头已经生锈许多，不知道能不能打开；我抵近窗户，斑驳的窗户上面的玻璃已经沾满了灰尘，似乎在诉说着过去，房间里什么都看不清。
突然，我看到了窗条上系着的一根红绳子，由于岁月久远，红绳子几乎腿了颜色，但能依稀看到当年红色的底子。我猛地想起，这是我和孟老师的一个约定：今后，如果她有机会离开了这所学校，离开这个地方，再也不回来的时候，她在临行前一定会在窗条上系一根红绳子，并扎得紧紧的。有一天我学成归来还来看她的话，如果看到了红绳子，一定要去找她，因为她永远忘不了我。
我一个劲步冲上前去，伸出手指，慢慢解开这段红绳子。可经过这么多年的风吹日晒，绳子已经脆了。我还没解开扣，绳子就融化在我的手掌中，一阵风吹来，红绳子近乎风化的碎片随风飘荡开来，迷糊了我的双眼。在泪眼朦胧中，我依稀回到了1976年的夏天。那年夏天，经过父亲的斡旋，我和姐姐从南京来到了父亲和母亲所在的五七干校，一家人经过多年的分散终于团圆。父亲和母亲被认为是知识分子臭老九，1972年就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改造。（顺便说一下臭老九的来历：“元制，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匠，八娼，九儒，十丐”，可见读书人排在第九位。而“文革”中，知识分子被排在“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走资派”之后，故称知识分子为臭老九，含有对知识分子的蔑视和厌恶，那时多宣传知识无用论，浪费了近两代人的青春。）
父亲和母亲来到“五七”干校之后，刚开始还要参加劳动。可没几天，他俩的专长就得到了发挥。据父亲回忆说，他到干校不久，干校校长的儿媳妇在家里临产，来不及去医院，我父亲这个临床医学老教授临时充当了一回妇产科医生，顺利安全帮助校长抱到了孙子。校长自此对父亲另眼相看，父亲除了周日参加一些必要的种树、修桥的劳动外，就成了干校卫生所的专职医生，一方面帮助干校的赤脚医生（注：赤脚医生，是上世纪60～70年代“文化大革命”中期开始出现的名词，指没有固定编制，一般经乡村或基层政府批准和指派的有一定医疗知识和能力的医护人员。
他们的特点是：亦农亦医，农忙时务农，农闲时行医，或是白天务农，晚上送医送药的农村基层兼职医疗人员。）上课，提高他们的医疗水平；另一方面，也给一些在这里改造的老干部、老知识分子看病，当然父亲也成了干校领导的御用医生。那时虽然全国都在鼓吹知识无用论，但人食五谷杂粮，哪有不生病的？当地淳朴的老百姓对父亲这样的医学院教授甚是尊敬。
而母亲因为是农学院教授，很快带领乡亲们开荒种地，指导农民们如何种植提高产量，得到了干校领导和老百姓的认可。自此，父亲和母亲在干校混得还算不错，和校长私教甚好。他们除了劳动工作外，校长还定期给他们送点内部的参考书，一些下放改造的老教授也会给父亲母亲一些他们偷偷带来的书籍，让我有机会能看到大部分孩子看不到的文学、历史作品，甚至一些内部翻译的参考资料。
自此，我的骨子里种上了善良的基因。1976年春过后，经过父亲和干校校长多次沟通，干校校长终于和临近的红战校校长谈妥，暑假我和姐姐就可以来到干校和父母一起生活，开学后分别去红战校借读初三和高二。那年暑假，我在干校没啥事，就天天读各种各样的历史、文学作品，包括四大名著，外国文学作品主要是前苏联的、法国、英国的作品。尽管我喜欢读文学作品，但后来读大学的时候，我仍然选修了数学，因为那时的论调就是“学会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还有一个论调就是：我是中国人，何必学外文；不学ABC，照样是接班人。
我的英语严格意义上是到美国之后才开始学的，到现在口音都很重。8月31日，我和姐姐前去学校报道，领到了课本。回到家，父亲认认真真用旧画报纸给我们仔细包了书皮，关键是要在封面处还要折叠成两个直角，这一包就是一晚上。不像现在，直接买塑料封套，几分钟全部搞掂。速度快了，却少了一份对书本、对知识的尊重。9月1日开学第一天，我竟然意外迟到了。母亲一早去地里指导农民种地（自己是不用干活的），父亲也随着去锻炼锻炼身体，帮我和姐设置好了闹钟，可惜闹钟不知道啥原因没响。等我气喘吁吁跑进教室时，第一堂语文课已经开始快十分钟。
在教室门口喊了声报告，站在讲台上的语文老师转头看了我一眼。从老师的目光中我看到了威严，但纯洁的目光，精致的五官，凹凸的身材，配上干净的黑色布鞋，尤其是一根齐肩的黑色辫子。我看到孟老师的第一眼，终身难忘。“进来吧，今后不要迟到。”老师的语气很严肃，但温和。
17岁的我个子不高，不到1米7.当我从老师身边走过的时候，发现老师竟然和我差不多高。我坐在第四排，老师走过来，略微弯下腰递给我试卷，悄悄地说：“今天是开学摸底考试，抓紧时间。”我悄悄一瞄，从老师白色寸衫第二粒扣子里露出一点雪白来，身上流露出一点点雪花膏的香味，瞬间让我内心激动，暑假里看到的安娜。卡列尼娜形象似乎就成了眼前的语文老师。
我嗯了一下，平息了内心的激动，认真做起作业来。卷子就三道题目加一篇作文。前三道题目是默写三篇古文名篇的一段，卷子已经把第一句话列了出来，作文题目是：家事。对于我这样喜欢阅读对文学有着一定天赋的人来说，背诵名篇是基本功，很快三道默写顺利完成。当看到作文题目的时候，顺手就把安娜。卡列尼娜小说的第一句话写了下来：幸福的家庭家家相似，不幸的家庭各有不同。作文印象写的是父母下放、我和姐姐在南京和爷爷奶奶一起生活遇到的种种不幸，以及现在与父母团聚之后的喜悦。文章应该写的有些矫情，但至少是真实家庭生活的写照。
这次考试结束的第二天下午，语文老师当场就在班上表扬了我：全部六十个孩子，我是唯一的满分，而且让我当场朗读了这篇“家事”的作文。随着我声情并茂的朗诵，我竟然看到了老师眼角有点湿润。在那个时代，农村的孩子没读过几本书，更没有我这样的家庭经历，初三的孩子基本还停留在上学、放学回家种地阶段，没有家长会觉得孩子将来能够去读大学。那天，我成了语文课代表。
周六下午，照例是劳动课。那时学校还有许多地，我们的教室就分布在田野里。在校生从周二开始，轮流半天时间劳动。学生不懂什么技术活，唯一的就是出点体力——抬粪。老师和同学们一起干活，大概是也带有劳动改造的意思。孟老师来自北京，我来自南京，我们班就两个来自大城市的人，关键是我们都讲普通话，而乡下的孩子则讲方言，沟通起来着实困难，自然我和孟老师编在一组。孟老师为了这次劳动，专门穿了长袖、长裤、靴子，头上还扎了一条毛巾，惹得同学们像看西洋景一样看着。不过，由于孟老师上课时普通话讲得特别好听，人又长的漂亮，每个同学都很喜欢她。同学们都很纯朴，见我和语文老师分在一组，每次分量都不是很足。不过，抬粪要走上一里多路，俗话说“百步无轻担”，作为男人，我总是把粪桶尽量靠我这头近一点，让前面的孟老师肩上的压力轻一些，孟老师也感受到了我的善意。
这一里多路要走上近半小时，路上俩个人就闲聊了很多。老师名字叫孟晚秋，是工农兵大学生，在“田野中大有作为”的理想中，一激动就在去年毕业时来到了我们这个偏僻的学校做老师。她父亲的战友在这个学校旁的公社任革委会副主任，我们这个“五七”干校就位于“五七公社”的地盘上，这样可以照顾老战友的女儿。
开学第一天当她看到我的卷子时，她非常吃惊。她诧异于这样一个相对闭塞的农村里，还有这么优秀的学生。“你看过安娜卡列尼娜？”老师一边在前面走一边问。“暑假里看的，我还看了基督山伯爵、三个火枪手、一个孤独的散步者的遐思等等。”我认真地看着路，农活没干过，体力还是有的。“你们家哪里来这么多书？”孟老师吃惊地问。“我爸就在旁边的干校，他是医学院教授，经常给那些个劳改的知识分子看病，他们偷偷带了一些书来，就悄悄地借给我看的。”
“是吗？我尽管读了大学，现在是语文老师，也是好多文学作品没看过呢。”孟老师叹息地说。
“好啊，好啊，只要你喜欢，我回头带给你。”我赶紧承诺道。我那时不知道工农兵大学生概念，只知道讨漂亮的女老师的欢心。突然，前面的孟老师脚步一歪，人差点倒下去。原来孟老师聊得高兴，没注意脚下，一脚踩歪到田埂上。我赶紧放下担子，走过前去，孟老师已经蹲在了地上，看来这一下崴得不轻。旁边的同学看见了，围了过来问要不要帮忙。我是医学世家，对这种脚崴的诊疗方法还是比较熟悉的。我赶紧对孟老师说：“你的脚崴了，现在需要冷敷，你先蹲这儿，我去帮你找冷水毛巾。”旁边的一个女同学赶紧过来扶住孟老师。可这会儿哪去找毛巾呢？我急的团团转。站着的女同学说：“老师头上不是有毛巾吗？”孟老师听罢，赶紧解开头巾。
我拎着老师的毛巾，飞快地向附近的小河奔去。当我找到了一个缺口，蹲下来准备用水搓毛巾的时候，我竟不自觉的将孟老师的毛巾放到了鼻子上嗅了嗅，我刹那间闻到了女人的香味，那种香味是如此的清醇如此的美妙，我几乎是将毛巾紧紧捂在了嘴上深吸了无数口。一阵眩晕之后，我抬头看了一下四周，似乎害怕有人来看到。待看到没人之后，我终于依依不舍地将毛巾伸入水中搓了几把，站起身来往回就跑。
大汗淋漓地跑到田埂边，那个女同学扶着孟老师坐在了田埂上。我帮助孟老师脱下丝袜，熟练地将湿毛巾敷在了脚上。看着我大汗淋漓，孟老师伸出手帮我抹了抹汗，有点愧疚地说：“不好意思，都是我不小心的。”那一刻，我的心里充满着幸福与快乐。敷好脚，我说：“孟老师前面就是我们教室，我背你到教室，然后用自行车送你回宿舍休息。”孟老师犹豫了一下，点头同意了。我弯下腰，旁边的女同学帮助孟老师趴在了我背上。我小心翼翼地双手扶住孟老师的膝盖弯，在女同学的扶持下慢慢向教室走去。此刻，孟老师丰满的胸脯挤压着我的后背，夏天单薄的衣服根本无法挡住那一丝温柔，我的心砰砰直跳，十五岁少年荷尔蒙正是极度旺盛的时候，但内心躁动变成了浑身使不完的劲。
沿着田埂小道，走了快十分钟终于把孟老师背到了教室旁。那一刻，我真希望这条路一直走下去，尽管已经累得满头大汗。而后扶着孟老师上了自行车的后座，一个乳臭未干的少年，似乎是驱车带着媳妇回家一样，拼命地踩着脚踏车，把老师送到了单身宿舍。这是我第一次进入孟老师的宿舍。这是一间单身宿舍，一进门，右手边是一个小的煤油炉，一些餐具。左手边是一个小餐桌，放着两只椅子。后面拉了一面帘子，帘子后面就是一张床。从右手边掀开了帘子，就进入了卧室。对着南面的窗户是一张办公桌，上面堆了一些书，以及我们的作业本，一盏小小的台灯，每天夜里陪着孟老师。我扶着孟老师坐到了办公桌边，准备回去。
孟老师突然叫住了我：“要不，你帮我去食堂打两瓶热水，我想洗澡。”大概那时我在孟老师眼里还是个小小少年，一副青春懵懂的孩子，孟老师一点不介意说出她的想法。想想下午刚刚干的活，这会儿谁身上不都是臭气哄哄的？“好的。”我拿起孟老师的水瓶飞快地奔到食堂打回开水，帮助孟老师在床边放下澡盆，再打来一盆冷水。离开时，我对孟老师说：“要不，我让我爸爸明天帮你看看。”没等孟老师回答我就飞快了离开了孟老师的家，我担心孟老师会拒绝我的好意。
第二天是星期天，我一早带着父亲来到了学校。父亲仔细地用手按了按有点青肿的踝关节，并用手端看了一下脚的形状说：“没关系，关节应该不会损伤，估计就是韧带有点扭伤了，休息2周就会好。每天记得用热水敷一敷，这样更容易恢复。”那天父亲还和孟老师详细聊了聊我的学习情况，以及孟老师的工作。作为大学教授的父亲，勉励孟老师扎根基层，培养好孩子们，一定要坚信知识的力量，一定要坚信知识能够改变命运。对于孟老师希望读什么书，让我尽量满足，但要注意保密。那个年代，不是什么书都能读的。
接下来的2周里，我每天中午就会来到孟老师宿舍，送交同学们的作业本，再把批改好的作业本带回教室发放。下午放学的时候，我会到孟老师的宿舍里坐上一会儿，和孟老师讨论一会儿看过的小说。对于我读过的小说，孟老师会认真和我谈谈读后感，启发我不断地去思考再去阅读。我也根据孟老师需要，从家里带来一些书给孟老师，记得那时孟老师看的主要包括“约翰克里斯多夫”、“战争与和平”这样大部头的小说，后来又根据家里的藏书和孟老师的需要，带了不少稀有的书给孟老师。孟老师看完了，就会悄悄地包好书皮，叫我带回去，搞得像地下党接头一样。
回到家里，父亲也会问问我孟老师的脚，然后问问学校的学习情况。倒是姐姐偶尔悄悄地对我说：“弟啊，我最近看你每天放学不是马上就回家，总是跑到语文老师那去啊。”
“我是语文课代表，老师这些日子脚扭伤了，我要送作业本，再去取作业本，还要帮助孟老师布置语文作业，甚至帮助她批改作文呢。”
“瞧，把你能的。我看你现在是不是有点被漂亮的语文老师迷住了吧。”
“胡说八道。”我心中的这种朦朦胧胧感觉突然被姐点破，我有点恼羞成怒。“不逗你了，这么漂亮女老师姐也喜欢的。”姐姐的这段无意调侃的对话，竟然点亮了懵懂少年初恋的心。
从那开始，我去孟老师宿舍的比以前更勤快了。每天放学后，我都会捧着同学们交的作业本，到孟老师的宿舍，一起帮助她批改作业。我俩总是有一搭没一搭谈谈家事，谈谈学习，谈谈理想。不过，说到未来，孟老师总是透露出一丝迷茫。而我那时的年纪，根本不了解未来对我意味着什么，最快乐的就是能和孟老师呆在一起。闻闻她身上的体香，偶尔来一次手腕的接触，但从孟老师脚崴之后，我就再也没有感受过她柔软丰满的胸部。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也成了初三年级的红人，连学校潘校长都知道了我，孟老师也俨然觉得为有我这样的学生而感到自豪。除了杰出的语文成绩外，数学也是我的强项。父亲尽管是医学院教授，但对数学有着异乎寻常的爱好，没事的时候还经常研究研究数论（陈景润教授就是研究数论的，不知道父亲是不是也想研究研究哥德巴赫猜想，这个我没问过父亲。），连带着初中的我把高中的数学都学完了，并开始了微积分的生涯，所以初三的数学对我就是小菜一碟，这也是我后来读大学选择数学的原因。渴望看到老师的肉体，则成了我晚上经常辗转反侧不能入睡的梦魇。荷尔蒙旺盛的分泌，往往让我在床上幻想着孟老师丰满的乳房是什么形状，圆润的屁股是什么模样，大腿间究竟有没有长满阴毛，在那个对异性身体极度缺乏资料、图片了解的年代里，唯一的就是通过看过的小说，幻想心中脱光了衣服的孟老师究竟是什么模样。这种幻想往往带来的就是第二天早上起床时裤裆里湿漉漉的。不敢换上干净的新裤衩，只好套上长裤，让自己的身体去烘干裤衩，直到中午才感觉到裤裆里潮湿真正消去。
终于有一天，我忍不住实现了自己的梦想。星期天，学校里的老师几乎都回家了，只有孟老师是外地人，一个人就留在学校，这是我多次研究的结果。那是临近中秋的一个周日晚上，我和父亲说去同学家玩，其实我是再回到了学校。大概在八点过了没多久，我看着孟老师北面小厨房的灯熄灭了，而南面靠窗户的台灯亮了。我慢慢靠近面南窗台，隔着玻璃窗户偷偷往里瞧去。我看见孟老师穿着裙子和短袖，把洗澡桶搁在地上，在脸盆里倒上了热水，地上放了洗发水和香皂。正以为她就此会脱下衣服的时候，孟老师却走到窗台前，将窗帘仔细地拉上了。
那一刻，孟老师雪白的胳膊、高耸的胸部就隔着一层玻璃窗户，离我的面孔不到三十公分，我懊恼万分。不一会儿，我看到了一个影子在房间里上上下下在晃动着，然后慢慢蹲了下去，我听到了窗户里水哗哗发出声响，我此刻是多么盼望自己哪怕就是其中一朵浪花多好啊！聪明的我，其实早就想好了对策。那时单身宿舍的总开关和电表就在这一排房子的顶头。我悄无声息地来到了房子的东头，早就垫好的砖头帮助我顺利将闸刀拉了下来。瞬间，这一排房子全都停电了，包括门前唯一的一盏路灯。我在明亮的月光下，再次潜到了孟老师的窗户前，慢慢地抬起头。我听到房间里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不一会儿，一个身影走到窗前，将窗帘拉开了十来公分。透过明亮的月光，我一下子看到了梦寐以求丰硕的乳房，孟老师潮湿的长发还耷拉在其中一只乳房上面，可惜月光不够明亮，看不清乳房的颜色和乳头的大小，可年轻的男孩子眼里只有乳房和乳头啊！
这时候，哗啦一声，原来是孟老师借助月光找到了火柴，备课桌上的蜡烛瞬间被点亮了。那一瞬间，我觉得这根蜡烛如同阳光照亮了我心灵中整个世界。孟老师的雪白、丰硕的乳房、粉红如花生的乳头呈现在我的眼前，我屏住呼吸，目不转睛地看着，仿佛世界停止了转动，时间停止了流转。然而过于专注的我，不自然向前伸直的脖子，恨不得眼睛能够贴在孟老师的乳房上看过够。
真是乐极生悲，我的额头一下子撞到了窗户上的铁栏杆上，发出一声碰的声音，疼的我龇牙咧嘴，更是吓得我灵魂出窍。我忘记了孟老师乳房，却瞥见备课桌上的那只残留着火柴灰烬的手指不自然抖了一下，我赶紧趴下身子，跑回到房头盒上了闸刀。我不死心地又回到窗户前，孟老师的房间里除了备课桌上小小的台灯，房间里吊着的一个电灯泡也亮了，满以为再次拉起的窗帘却意外仍然留着那条十来公分的缝隙。孟老师已经洗完头发了，此刻她似乎一点没感觉到过刚刚发生过什么事。她静悄悄地坐在长桶里，双腿分开在木桶边，身体面朝着窗户，慢慢地洗着。
我忍住额头上的疼痛，目不转睛地随着孟老师的手上的毛巾，一会儿脖子，一会儿肩膀，一会儿乳房，一会儿大腿，此刻孟老师的圆润丰满的乳房已经像刀刻一样印在我的脑海里，可是双腿中间的黑影被木桶的边缘挡住了，终于，孟老师洗好了。孟老师从木桶里慢慢站了起！啊，双腿间的那一抹黑色终于被我看清了，顺着腰身往下流淌的水，在阴毛处汇集在一起，竟然顺着阴毛滴了下来，这每一滴水都仿佛滴在我的心坎上，滴得我心惊肉跳心潮澎湃。
孟老师似乎犹豫了一下，还是将毛巾拧干，将双腿略略分开一点，用毛巾从前面慢慢擦到后面，那一瞬间，我终于看清了孟老师阴户的模样，三角地带，阴毛茂盛，大腿根部则是淡淡红色的阴唇密闭着。擦完阴部，孟老师就着脸盆的热水将毛巾拧干，转过身去，慢慢擦干了自己的屁股。此刻，我的心似乎要爆炸了，我仿佛能听到自己粗粗的呼吸声，孟老师的屁股雪白、紧致、圆润、挺翘，这种让人窒息的美让我的荷尔蒙瞬间迸发出来。
我摸索着褪下裤衩，伸出一只手摸上早就硬挺挺的yīn茎，一边拼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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