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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高管，所以他要代表老板的利益。
徐虹很清楚，这种现象非常普遍，所有国家行政机关及企事业单位的工会主席几乎都是单位一把手任命的，没有一个工会主席是真正通过工人投票选举选出来的，因为各级工会本身就是国家行政机关，所以各单位也是如此。
在劳资纠纷中，工人几乎都是弱势一方，这时候，如果工人背后有劳工组织的强力支持，对工人权益的保护当然非常有力和有利。但是，现状是，工会只是在国营及大型企业建立，并且名不符实；沿海发达地区众多私营企业很少建立工会组织，即便有也是走样变型。
工人如果想自行建立劳工组织保护自身利益，对不起，地方民政部门不同意，国家认为已有工会存在，其他劳工组织都是不需要的。
徐虹关切问：“你现在的劳工服务部还顺利吧？”
杨晓辉说：“当然不顺利，还有很多麻烦。那些街道办的工作人员看着我们就象防贼一样，生怕我们组织工人闹出事来。宪法规定，工人有罢工的自由，可是在这些政府部门看来，工人罢工就是闹事，就是破坏社会和谐稳定。
工人如果只是个人受到损害，他可以起诉工厂老板，可是，如果是整个工厂的工人利益都受到了损害呢，工人们就不能集体抗议吗？
我是农村出来的，我知道我们这些打工仔打工妹在大城市的社会地位有多么低，我们从不想争取多么大的利益，更不想不劳而获，我们只想获得我们应得的报酬和尊严，因为我们付出了辛勤和劳动。即便这样最低最基本的要求，在某些人看来，也是大逆不道的事情。”
他忍不住发牢骚说：“我学过历史，解放战争时期，那些煤矿工人、铁路工人、纺纱工人、码头工人，他们罢工也好，闹事也好，书上都是用赞美的语气，尊称为他们是伟大的无产阶级战士，对他们的抗争行为大书特书。
但是到了现在，那些下煤矿的工人、纺织厂的女工、电子厂的工人和码头车站的搬运工都变成了农民工，变成了打工仔打工妹，谁也不认为这些农民工是伟大的无产阶级战士，他们前面加上‘农民’二字就变味了，充满了歧视和轻蔑的味道。”
徐虹深知这方面的社会弊病，不要说职业平等了，连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都做不到，国家在发展，社会在进步，终有一天会达到这样的文明程度。这是不是她要考虑的问题，她也无能为力，她只是想问她感兴趣的事情。她提出第一个问题：“我记得，你邀请我帮大张村的张大伯打官司时，你自称是三农研究会的会长，这么说你并没有建立过这样的机构？”
杨晓辉慌忙解释：“我以前是发起过这样的机构。我在大学的时候，跟一些同学发起成立了三农研究会，三农研究会的宗旨是‘发展农村经济，保护农民利益，提携农村青年’。
当时，我们的会员有几百上千人之多，分布在全国各地的高校。我们组织三农志愿者，到农村调研，体验农村生活，报导农民呼声，我们的影响很大，许多高校都建立了三农研究会，一些老教授和社会知名人士纷纷发言支持我们的行动。但是现在，我已经毕业好几年了，早就不再从事三农研究会的工作了。”
徐虹接着问：“为什么你放着深圳劳工服务部的身份不说，非要说你以前在大学的身份呢？你是不是觉得以前的名头比较响亮？”
杨晓辉说了实话：“我这样做，其实都是张锋教的。他说，我的劳工服务部主要是为城市打工者服务，又是在深圳大城市，而大张村的张大伯是在归德市的农村，两者离题太远，不容易说动你，如果换成三农研究会就合理多了。”
徐虹：“你一直在深圳工作，怎么会突然想到来归德农村替老农民维权呢？该不是也是张锋建议的吧？”
杨晓辉：“可以说是。我是一个农民的儿子，我虽然在城里工作，但一直关注农村农民的新闻。大张村村民起来抗争后，网上传得很厉害，我们很多人都看到了。刚开始我只是在内心支持他们，没有想着亲自跑到大张村给村民维权。张锋极力邀请我出面替张大伯维权。
张锋和我都关注农村农民的生活，都想替农民做点事，但是，我们也有分歧。
我认为农民工就是改变农民命运的根本点。留在农村种地的人越来越少了，到城市里打工的人越来越多了，农民的收入现在主要靠打工。当越来越多的农民到城市定居，当农民工与城市市民的地位越来越相等时，农民的命运才会真正改变，三农问题才会真正解决。
张锋则认为，无论国家如何发展，国家进步的原动力还是在农村和农民身上，只有农民富裕了，国家才是真正富裕了，只有农民的地位真正提高了，国家才是真正文明了，农民就是国家发展的那块最短板。
他说，大张村事件看起来微不足道，但是，这是农民自发改革自我决定命运的新起点，也是推动国家改革发展的原动力。我们如果给这些村民提供必要的支持，无形中会给三农问题的解决增添力量。
虽然我不赞成他的观点，我还是听了他的建议，毕竟我们这样做是正确的，是有益的，我们为张大伯的抗争精神深深折服。”
徐虹不能完全理解他的话，她没有在农村生活过，体会不到农村青年对农村和农民的那份感情。从他的谈话看来，张锋志向“远大”。根本不象是一个职业诈骗犯的言行。她问：“张锋跟你说过他的情况吗？”
杨晓辉：“其实，我跟张锋不太熟悉，我们大部分时间只是在扣扣上聊天，很少谈论各自的家庭情况。他以前大致跟我说过，他是一个孤儿，跑过很多地方，做过很多事情，吃过很多苦，对社会看得比较透。他想通过自身奋斗来改变命运。”
徐虹：“网上有关我跟他的事情你可能也看到了，他的官司我已经给他打完了，结局如何不是我个人所能决定。另外，他本身也有很大过错。以后，有关他的事情你不要再找我。
张锋现在香港看病，都是殷蔓蔓出的钱，他以后的治疗还是殷蔓蔓负责。你想问他的情况就直接问殷蔓蔓吧。我想，殷蔓蔓是公司大老板，她不会在乎你这点钱。”
她给他提供了殷蔓蔓的手机号，她既然要起诉张锋，就不会再与他保持友好关系。
“谢谢你，你是一个好律师。”杨晓辉明显看出徐虹对张锋态度不佳，迟疑片刻，鼓足勇气说，“其实，张锋也不能说是十恶不赦的坏人，他以前之所以骗人钱财，都是农村贫穷落后的生活环境造成的。后来，他认识到了错误，积极改正，奋发向上。从他跟我的谈话来看，他非常有思想有远见。如果我的生命能对生我养我的农村和农民有所益处，我愿意把我纤毫般的生命投进熊熊烈火中。他能说出这样的话，不管能不能做到，我都佩服他。”
徐虹从不喜欢听人喊口号，她在现实生活中看到听到伟光正的口号太多了。她淡淡说：“在我眼里，没有所谓的好人坏人之分，只有守法和违法之分。我是一个律师，看人看待问题容易带职业病。”
她的是非观点非常清晰，不能因为是“好人”就可以无视法律，不能因为是“坏人”就妄加迫害，一切行为都应该以法律为准绳。无论张锋是好是坏，无论他是否悔过自新，都改变不了她要起诉他的决定。不过，杨晓辉的话还是让她感到一丝释然，能够知错改错弃恶从善毕竟是令人赞许的事情。
她跟杨晓辉告别，对于这个热心青年，她心有敬意，凡是真心为弱势群体提供帮助的人都是有爱心的人，都是值得尊重的人。她最后也送出她的善意，如果他的服务部遇到法律纠纷或者劳工有法律援助需求，还可以联系她，她会力所能及的提供帮助。
公司高管，所以他要代表老板的利益。
徐虹很清楚，这种现象非常普遍，所有国家行政机关及企事业单位的工会主席几乎都是单位一把手任命的，没有一个工会主席是真正通过工人投票选举选出来的，因为各级工会本身就是国家行政机关，所以各单位也是如此。
在劳资纠纷中，工人几乎都是弱势一方，这时候，如果工人背后有劳工组织的强力支持，对工人权益的保护当然非常有力和有利。但是，现状是，工会只是在国营及大型企业建立，并且名不符实；沿海发达地区众多私营企业很少建立工会组织，即便有也是走样变型。
工人如果想自行建立劳工组织保护自身利益，对不起，地方民政部门不同意，国家认为已有工会存在，其他劳工组织都是不需要的。
徐虹关切问：“你现在的劳工服务部还顺利吧？”
杨晓辉说：“当然不顺利，还有很多麻烦。那些街道办的工作人员看着我们就象防贼一样，生怕我们组织工人闹出事来。宪法规定，工人有罢工的自由，可是在这些政府部门看来，工人罢工就是闹事，就是破坏社会和谐稳定。
工人如果只是个人受到损害，他可以起诉工厂老板，可是，如果是整个工厂的工人利益都受到了损害呢，工人们就不能集体抗议吗？
我是农村出来的，我知道我们这些打工仔打工妹在大城市的社会地位有多么低，我们从不想争取多么大的利益，更不想不劳而获，我们只想获得我们应得的报酬和尊严，因为我们付出了辛勤和劳动。即便这样最低最基本的要求，在某些人看来，也是大逆不道的事情。”
他忍不住发牢骚说：“我学过历史，解放战争时期，那些煤矿工人、铁路工人、纺纱工人、码头工人，他们罢工也好，闹事也好，书上都是用赞美的语气，尊称为他们是伟大的无产阶级战士，对他们的抗争行为大书特书。
但是到了现在，那些下煤矿的工人、纺织厂的女工、电子厂的工人和码头车站的搬运工都变成了农民工，变成了打工仔打工妹，谁也不认为这些农民工是伟大的无产阶级战士，他们前面加上‘农民’二字就变味了，充满了歧视和轻蔑的味道。”
徐虹深知这方面的社会弊病，不要说职业平等了，连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都做不到，国家在发展，社会在进步，终有一天会达到这样的文明程度。这是不是她要考虑的问题，她也无能为力，她只是想问她感兴趣的事情。她提出第一个问题：“我记得，你邀请我帮大张村的张大伯打官司时，你自称是三农研究会的会长，这么说你并没有建立过这样的机构？”
杨晓辉慌忙解释：“我以前是发起过这样的机构。我在大学的时候，跟一些同学发起成立了三农研究会，三农研究会的宗旨是‘发展农村经济，保护农民利益，提携农村青年’。
当时，我们的会员有几百上千人之多，分布在全国各地的高校。我们组织三农志愿者，到农村调研，体验农村生活，报导农民呼声，我们的影响很大，许多高校都建立了三农研究会，一些老教授和社会知名人士纷纷发言支持我们的行动。但是现在，我已经毕业好几年了，早就不再从事三农研究会的工作了。”
徐虹接着问：“为什么你放着深圳劳工服务部的身份不说，非要说你以前在大学的身份呢？你是不是觉得以前的名头比较响亮？”
杨晓辉说了实话：“我这样做，其实都是张锋教的。他说，我的劳工服务部主要是为城市打工者服务，又是在深圳大城市，而大张村的张大伯是在归德市的农村，两者离题太远，不容易说动你，如果换成三农研究会就合理多了。”
徐虹：“你一直在深圳工作，怎么会突然想到来归德农村替老农民维权呢？该不是也是张锋建议的吧？”
杨晓辉：“可以说是。我是一个农民的儿子，我虽然在城里工作，但一直关注农村农民的新闻。大张村村民起来抗争后，网上传得很厉害，我们很多人都看到了。刚开始我只是在内心支持他们，没有想着亲自跑到大张村给村民维权。张锋极力邀请我出面替张大伯维权。
张锋和我都关注农村农民的生活，都想替农民做点事，但是，我们也有分歧。
我认为农民工就是改变农民命运的根本点。留在农村种地的人越来越少了，到城市里打工的人越来越多了，农民的收入现在主要靠打工。当越来越多的农民到城市定居，当农民工与城市市民的地位越来越相等时，农民的命运才会真正改变，三农问题才会真正解决。
张锋则认为，无论国家如何发展，国家进步的原动力还是在农村和农民身上，只有农民富裕了，国家才是真正富裕了，只有农民的地位真正提高了，国家才是真正文明了，农民就是国家发展的那块最短板。
他说，大张村事件看起来微不足道，但是，这是农民自发改革自我决定命运的新起点，也是推动国家改革发展的原动力。我们如果给这些村民提供必要的支持，无形中会给三农问题的解决增添力量。
虽然我不赞成他的观点，我还是听了他的建议，毕竟我们这样做是正确的，是有益的，我们为张大伯的抗争精神深深折服。”
徐虹不能完全理解他的话，她没有在农村生活过，体会不到农村青年对农村和农民的那份感情。从他的谈话看来，张锋志向“远大”。根本不象是一个职业诈骗犯的言行。她问：“张锋跟你说过他的情况吗？”
杨晓辉：“其实，我跟张锋不太熟悉，我们大部分时间只是在扣扣上聊天，很少谈论各自的家庭情况。他以前大致跟我说过，他是一个孤儿，跑过很多地方，做过很多事情，吃过很多苦，对社会看得比较透。他想通过自身奋斗来改变命运。”
徐虹：“网上有关我跟他的事情你可能也看到了，他的官司我已经给他打完了，结局如何不是我个人所能决定。另外，他本身也有很大过错。以后，有关他的事情你不要再找我。
张锋现在香港看病，都是殷蔓蔓出的钱，他以后的治疗还是殷蔓蔓负责。你想问他的情况就直接问殷蔓蔓吧。我想，殷蔓蔓是公司大老板，她不会在乎你这点钱。”
她给他提供了殷蔓蔓的手机号，她既然要起诉张锋，就不会再与他保持友好关系。
“谢谢你，你是一个好律师。”杨晓辉明显看出徐虹对张锋态度不佳，迟疑片刻，鼓足勇气说，“其实，张锋也不能说是十恶不赦的坏人，他以前之所以骗人钱财，都是农村贫穷落后的生活环境造成的。后来，他认识到了错误，积极改正，奋发向上。从他跟我的谈话来看，他非常有思想有远见。如果我的生命能对生我养我的农村和农民有所益处，我愿意把我纤毫般的生命投进熊熊烈火中。他能说出这样的话，不管能不能做到，我都佩服他。”
徐虹从不喜欢听人喊口号，她在现实生活中看到听到伟光正的口号太多了。她淡淡说：“在我眼里，没有所谓的好人坏人之分，只有守法和违法之分。我是一个律师，看人看待问题容易带职业病。”
她的是非观点非常清晰，不能因为是“好人”就可以无视法律，不能因为是“坏人”就妄加迫害，一切行为都应该以法律为准绳。无论张锋是好是坏，无论他是否悔过自新，都改变不了她要起诉他的决定。不过，杨晓辉的话还是让她感到一丝释然，能够知错改错弃恶从善毕竟是令人赞许的事情。
她跟杨晓辉告别，对于这个热心青年，她心有敬意，凡是真心为弱势群体提供帮助的人都是有爱心的人，都是值得尊重的人。她最后也送出她的善意，如果他的服务部遇到法律纠纷或者劳工有法律援助需求，还可以联系她，她会力所能及的提供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