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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凤民替唐家所做的事，还不仅于此。妹妹唐小雨，家虽在县城，实际上一直没有房子，仅仅只有一间宿舍。不久，任大为调到了省里，唐小雨就更没有可能在县里解决房子，可就在这时候，县委办主任主动找到唐小雨，交给她一串钥匙，说这是刘书记特批的，三房一厅，要唐小雨把父母从乡下接进城。至于搬家的具体事宜，就由县委办负责，只要唐家定时间。
这所有事，母亲都会在事后打电话告诉唐小舟。每次电话里，母亲都会将刘书记好好地赞扬一番，说刘书记真是个好书记。
唐小舟暗想，整个中国的县委书记，都是好书记，只不过，要看他们对谁好了。你如果没有一个当省委书记秘书的儿子，他就是想对你好，也不知道你姓甚名谁门朝哪开呀。
人家替你唐家做了这么多事，图什么？只不过是到省里来看看你，吃餐饭嘛，你就拿架子？太说不过去了吧？到了后来，唐小舟还真不是推，几次都答应了刘凤民，非常不巧的是，临时有事，不得不另约。
眼看着就快过新年了，赵德良恰好要去北京开几天会，开始还准备让唐小舟一起去的，可在临行前，王庄会自杀案有了突破性进展，赵德良便改变了主意，对他说，小舟，北京你就不去了，这些天，没事的时候，就去尚玲那里看看，关心一下那件案子。
唐小舟总觉得，一个副市长的案子，赵德良如此关心，一定有着别的目的。可他不说，自己不方便问。他没有陪赵书记去北京，按说只有办公厅以及一处的人才知道。可不知怎么回事，当天晚上，这个消息似乎全省都知道了，他的电话响起来就没有停过，都是一件事，平常约他不容易，逮着这个机会，可以见见面。
唐小舟于是想，下面这些市县的领导人，可能在省委办公厅这一类地方安插了间谍吧，上面一些关键人物的动向，随时都有人向下面通报。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有多少人在下面领取这类报酬，谁都无法统计。也难怪如今的官场没有秘密，类似的这种准间谍活动，极其普遍地存在着，能有秘密吗？
很多的吃饭邀请，都被唐小舟推了。全省范围内，唐小舟大概属于欠饭债最多的人，似乎全省人民都热切地期望着请他吃饭，而他的时间又是那么的少，能够真正请他坐上饭桌的人，少之又少。现在终于有了几天机会，那些人便开始了一场角逐，谁都想拔得头筹。唐小舟自然不肯轻易给他们机会。别说他排不过来，就算能排过来，他也不能去。假如有人告诉赵德良，这几天，唐小舟天天都在酒场里打滚，一餐要赶几个地方，吃三四桌酒，赵德良会怎么看？
所有人的宴请，他全都推了，仅仅只答应了一个，就是刘凤民。
地点自然在喜来登，刘凤民问他要不要派车去接，唐小舟知道，省委省政府就是有那么一帮人，闲着没事，专记下面市县一把手的车。让这些人注意到，还不定会传出什么话来，不如自己打的过去，便拒绝了。
下午，唐小舟先去了梅尚玲那里。见了唐小舟，梅尚玲十分热情，关上门和他谈案子。梅尚玲说，这次之所以能够取得突破，多亏你提醒的两点。唐小舟想，我提醒了两点吗？事情太多太杂，当时说过什么话，他都不记得了，只好打哈哈。
梅尚玲于是向他介绍了一下情况。当时，唐小舟说，一个人突然改变了自己一贯的行为方式，必然有极其深层的原因。梅尚玲想想，觉得唐小舟虽然不懂侦查工作，但有直觉，他的直觉，应该能说明一些问题。可是，仅凭这一点，又能说明什么？任何事都不能说明嘛，有哪一条规定，说一个人不能突然改变自己的一贯行为方式？曹满江是打了人，那也只是违纪，最多按照纪律处理，曹满江本人对此也有深刻认识，早已经表明了态度，自己犯错了，主动请求组织处分。除了处分，还能怎么办？
梅尚玲于是又想到唐小舟的第二个直觉，也就是王会庄死亡当晚，为什么所有人都没有听到动静？死亡肯定不是一瞬间发生的，一定有过挣扎行为。为什么王会庄痛苦挣扎所弄出的响动，没有一个人听到？梅尚玲也说过，类似的案例，她遇到过，就算有响动，也可能瞒过现场很多人。问题是，现场有几十个人呢，竟然没有一个人听到动静？是不是显得太安静了些？为什么丁春阳说一吃过饭就想睡觉，而睡过一觉起来，不久又睡着了？为什么王会庄原本坐在那里想事，想着想着，也睡着了？为什么薛靖海下半夜才睡，却又能在凌晨醒来，而丁春阳却不能？
此时，梅尚玲在心里进行了一番大胆的假设。这个假设，自然就是假设王会庄不是自杀，而是他杀。
在她没有去现场之前，这个假设，就已经存在于她的脑子中，她之所以去现场，也就是要去寻找支持这种假设的证据。法院审案，奉行的原则是无罪推定，即将所有受审对象，全部推定为无罪，然后由主诉方用事实证据来论定其有罪。而公安或者纪委办案，奉行的，却是有罪推定。即先假设此人有罪，然后去寻找证据，证明这种假设。看过现场之后，梅尚玲意识到，这个假设要成立，需要很多证据支持，比如王会庄不是上吊死的，而是死了之后，被人摆上去的。这一点，很快就被否定了，上吊的人，颈部都会有勒痕，但死前勒痕和死后勒痕，是有本质区别的，法医几乎一眼就可以分辨。金昌市公安局的法医报告证实，王会庄颈上的勒痕，是死前出现的。那么，死后被人吊上去的可能，就被排除。
那么，有没有一种可能，王会庄在生前被人弄到了那床致命床单上？
有这种可能，由几个人抱着，便可以弄上去。但这样弄上去，技术上有些难度。难度之一，一个人肯定干不了此事。任何临死前的求生挣扎都是异常猛烈的，一两个人，根本抱不住。挣扎时，肯定会在死者本人以及作案者身上留下一些痕迹。当然，如果谋杀者事前做了准备，比如将王会庄打了一顿，让他身上留下了一些伤痕，那么，事后尸检，就很难判断这些伤痕，到底是被打留下的，还是被吊起来后挣扎时留下的。按照这一推理，曹满江突然改变一贯的行为方式，对王会庄实施暴打，就可以解释了。
问题是，王会庄是睡在床上的，别人要将他从床上移到门口，有好几米的距离，这段距离，王会庄应该醒来。那也就是说，挣扎很可能从床上就开始。这时候王会庄如果拼命挣扎，就算对方有再多人，若想不惊动其他人，那也是非常难的。何况，在王会庄挣扎的情况下，要完成那几米的移动，搞不好要持续好几分钟时间，再在他挣扎的情况下，将他套到床单上，到他死去，这个时间很可能不短。谋杀者如果需要很长时间在大家的眼皮底下进行谋杀，这个人，也太胆大妄为了。
有没有一种办法，将其他人惊醒的可能以及王会庄挣扎的可能降到最低？
让这些人全都吃安眠药。这是建立在王会庄可能被杀假设之上的另一个假设。
如果同时让很多人吃安眠药，那只有一种可能，就是在其饮食中下药。为此，梅尚玲第二次去了公安局，她向公安局提出了一个要求，检查一下王会庄的胃内消化物。公安局采取了一种最为保守的做法，用一根针刺进王会庄的胃，提出了一点点样品进行化验。如果要进行全面检测，这一点点样品肯定是不够的，好在梅尚玲的要求非常明确，只要求检验一下是否有安眠药。
结果很快出来了，王会庄的胃内消化物中，确实有安眠药成分，不过量非常轻微，大概相当于医生处分的正常用量。
王会庄的胃内消化物中发现安眠药，这绝对是一个石破天惊的消息。梅尚玲立即和夏春和通了电话，将这一发现通报给夏春和。同时，她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必须采取断然措施，立即将专案组成员进行隔离审查。但是，梅尚玲手下目前只有两个人，在场的虽然都是省纪委的工作人员，可这些人是否可信或者哪些人可信，难以确定。
梅尚玲因此想出一个办法，由她和她带来的那位同事留下来善后，其余的人，立即撤回去。撤到雍州以后，再由省纪委组织对他们隔离审查。
所有人撤走后，梅尚玲立即对这里所有的地方，进行了一次极其细致的搜查。她将里面所有东西全部收集起来，装进了物证袋中。
梅尚玲在现场收集的东西，绝对是普通人不可能想象的，包括了厕所里未冲走的水，没有倒掉的擦便纸，便池壁的残留物，所有的餐具，任何一个房间垃圾篓中的一切丢弃物，以及可能捡到的全部烟头。总之，只要在现场可以见到的物品，她全都搜走了。
与此同时，王会庄专案组成员到达雍州后，并没有回到省纪委也没有放他们回家，而是直接拉到了郊区的一家宾馆。不是省纪委办案的定点宾馆，而是另一家和公安部门关系密切的宾馆。
在那里，省纪委和公安厅刑警总队早已经派人等着他们。他们刚刚下车，便被集中告之，由于王会庄案出现新的疑点，目前难以排除他杀嫌疑，省公安厅已经正式介入此案。在没有得到允许的情况下，专案组任何成员，不得离开这间宾馆，不得和外界联络，不得相互串联。所有人的行李，均由公安厅专案组统一检查。每个人的房间早已经准备好，房间里为大家准备了衬衣和内裤等，所有人回到房间后，在公安人员的监督下，换下内衣交给公安人员。
之所以如此兴师动众，只为一个目的，那就是找到某人曾使用过安眠药的证据。
王会庄死亡已经三天时间。三天时间里，足够做很多事，还能残留些什么痕迹，梅尚玲一点把握都没有。当然，找不到也不要紧，至少可以给某些人一种巨大的精神压力，让他明白，上面已经怀疑王会庄的死因并且开始调查了。上面也不可能无端地怀疑，一定是发现了某种证据。从刑事侦察角度看，只要你作案，就一定会留下证据，关键在于，这类证据是否被发现。
面对调查，某些人还稳坐泰山，从容若定，那种情况只可能出现在文学作品里，现实中根本不可能。就算是几进宫的惯犯，面对调查，也不可能当着没事一样，心理起伏会引起一系列生理反应，这就是美国研制出测谎仪的理论基础。具体到杀人案这类大案，未犯案之前，你可以自我安慰，说你的心理素质好，任何巨大的压力都可以承受。你也可以自我暗示，说你的计划天衣无缝，能够破获如此精妙谋杀案的刑警队长还没有生出来。真的作案后，事情完全不一样了，这就像你手里拿着个橡皮擦，自信满满地说，能将任何白纸上面的痕迹擦掉。痕迹真的出现，你是否真能完全擦掉，就是另一回事了。即使你真能将物理的痕迹擦掉，心理那道痕迹，是无论如何擦不掉的。有关方面就此进行调查，你心理上的痕迹，就会愈加显影。
梅尚玲确实是在努力地查找证据，同时也是在打一场心理战。
事实证明，这着棋走得很对。死人事件发生后，日常工作全被打乱，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些工作停顿了。当然。这些停顿的工作，是一些细微的日常事务，也恰恰是这些细微的日常事务，为侦破此案，提供了关键性证据。比如说，专案组所在的二楼，每一个房间都没有单独的厕所，只有两间公共的厕所，男女分用。生活组安排了专人打扫卫生，这打扫卫生的人，必须每天清理厕所垃圾篓中的脏纸，还需要每天清洗便池。死人事件发生后，大家都意识到，在这里大概住不了几天了，这类事，能省就省。垃圾篓里的纸，再没有清理过，而便池就更没有清洗，顶多也就放水冲一冲而已。有时候，冲得不彻底，便池周边，便会有残留，下一次有人来大便，新的粪便又会沾在残留物上面，最后会越结越多，仅冲一冲，肯定冲不掉。所以，梅尚玲着手搜集证据的时候，在两个厕所里，全都收到了未曾倒掉的便纸以及残留在便池里的粪便。
作案者自然也清楚这些东西很危险，但他不能自己去处理。专案组毕竟有明确分工，你如果对那些便纸显得超于工作范围的热情，那就实在太可疑了。
为了避免与外界接触，专案组安排了专人做饭。二楼自然不能做饭，做饭只能到一楼食堂。吃饭的时候，专案组成员不能离开二楼，因此只能集中在二楼的会议室。生活组的同事在一楼将菜做好后，抬到二楼会议室。通常的伙食标准是三菜一汤。饭菜是不方便置于楼下厨房里的，那里是公共场所，每做好一个菜，就需要有人将菜抬到二楼。所有菜做好后，生活组的同事，开始分菜，分在餐盘之中。吃的时候，每人一份，包括王会庄在内，全都以同样的方法进餐。偶尔，王会庄如果抱怨饭菜不好，会给他特别加点菜。为了方便清理，要求所有成员，在会议室里集中用餐。大家吃完后，肯定会有些残菜剩饭，生活组便会将所有餐具清理一遍，并将会议室简单打扫一下。一般情况，办公室里的垃圾，只会被打扫后堆在一起，待第二天打扫卫生的时候，再一齐清理。可第二天发生了王会庄死亡事件，这些垃圾，便再也没有清理过。
不仅厕所和会议室的垃圾没有及时处理，每个房间的垃圾，也没有及时处理。正常情况下，所有房间的卫生，均由生活小组负责打扫。每天打扫一次。出事后，生活组倒也还打扫卫生，只不过，没有像以前那般认真负责，他们仅仅只是拿扫帚将房间扫了扫，垃圾篓里的垃圾，并没有及时倒掉，烟灰缸里的烟头，也没有及时处理。
这所有垃圾，全都被送到了金昌市公安局进行检验，检验项目也只有一个，这些垃圾里面，是否含有安眠药成分。结果也正如梅尚玲所料，从某些垃圾中，检出了安眠药的存在，最后通过分析，认定安眠药是被安放在当晚的汤里面的。
将药放进汤里，显然是最佳选择。作案者将药倒进汤里，只要稍稍搅几下，基本就匀了。有关人员舀汤的时候，通常也会将勺子在汤里搅动，又可以避免药物沉淀造成过分集中。相反，如果放进菜里，就不那么容易搅匀了。安眠药不匀，便可能出现一种后果，某人摄入严重超量的安眠药，导致深度昏迷甚至死亡，这样的事件一旦出现，整个谋杀阴谋就暴露了。此事的要点在于，每个喝汤者，都摄入适量安眠药，能够起到增强睡眠的效果，却又不引起怀疑。
案情已经基本清楚，有人在当晚的汤里放了安眠药，目的就是当晚作案。所有喝过汤的人，当晚都会犯困，一旦睡着，因为药物的作用，不那么容易醒来。此时，安眠药就起到了两个作用，一是让王会庄进入熟睡状态，在作案者将他吊上去之前，他不那么轻易醒来，自然也就不会挣扎，避免了因为挣扎抓伤作案者的可能。只要将他成功地吊上去，毕竟，他只是睡着了，一旦颈部出现压迫，肯定会立即醒来，醒来之后，便会挣扎。这种挣扎，便能给日后警方勘验时，留下死前上吊的关键性证据。毕竟，公安局认定他是上吊死亡，而不是死后被吊上去的话，通常不会考虑检测他的胃内消化物。而王会庄被吊上去后，就算再怎么挣扎，时间短，力度也相对较弱，除了作案者，其他人都因为安眠药的作用，正处于深度睡眠之中，醒来并阻止事态发展的可能非常之小。
接下来需要查清一件事，当天晚上，有哪些人没有喝汤，或者只喝了极少量的汤。可以肯定，作案者当晚要保持清醒，绝对不能过多地喝汤。
有关这件事，调查起来并不难，因为此前的汤，大家都喝了，偏偏当晚，有三个人的汤，一点都没喝。生活组负责清理的人记得很清楚，他们是组长曹满江，当晚有值班任务的薛靖海，以及另一个组员江勇刚。这三个人，立即被列为重点调查对象。
曹满江承认自己没喝汤。他说没喝汤仅仅只是不想喝，因为当天喝多了水，尝了一下那汤，觉得味精放得太多，就不想喝了。薛靖海却不承认自己没有喝汤，他说，他把所有的汤都喝下去了，记得还曾和身边某个同事说过，今晚的汤真好喝。他说出了那个同事的名字，相关人员找那位同事求证，那位同事却说，他是说过类似的话，但不是那天，而是前两天。薛靖海便说，最近发生的事太多，而且每天晨昏颠倒，过得稀里糊涂，可能记错了。江勇刚没有喝汤的理由非常充分，他说，他确实没有喝当晚的汤，那是因为汤里面有豆腐，他有胆结石，不能吃豆腐。事后证实，他确实有胆结石，因为豆腐制作过程中使用石膏，石膏具有凝结作用，因此结石患者不能吃豆腐制品，属于医嘱。
为了增加心理压力，公安厅专案组采取了更进一步行动，有意将其他人全部放走，仅仅只留下这三个人。放走那些人之前，开了一次会。公安厅专案组长在会上说，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已经证明，有些同志是清白的，现在宣布对部分人员解除审查。凡是读到名字的同志，立即可以清理自己的物品，离开此地。外面有车接大家回市区和家人团聚。接下来便是念名字，每念到一个名字，听到的是一阵欢呼。
最后剩下来的，只有三个人。三个人中，江勇刚异常愤怒，当场站起来，大叫着说，为什么没有我？我做了什么？你们一定要给我一个说法。
公安厅专案组的人只是冷冷地说，你放心，我们很快就会查清楚的。
与此同时，外围调查也在紧锣密鼓。
几年前，王会庄担任柳泉市教育局长的时候，市政府的一名司机具名告状，说王会庄担任市政府办公室副主任期间，以权力胁迫，长期霸占他的妻子。这是具名信，按照规定，是一定要查的。可不知为什么，市里很多领导都接到了这封信，大家也只是茶余饭后当笑话谈，说这个司机真窝囊，人家戴了绿帽子，巴不得藏起来，他似乎以为人家不知道似的，还到处宣传，根本没有人当一回事。
省纪委也收到了这封信，连当时的省委书记袁百鸣也收到了。袁百鸣在信上批示，要求省纪委调查此事。这样的案子，对于省纪委来说实在太小了，完全可以转到柳泉市纪委查办，但因为有省委书记的批字，省纪委便决定查一下。
当时接办这件案子的，便是曹满江。曹满江觉得这是一件小案子，便派薛靖海和另一个人去走一趟。不久，薛靖海递交了一份调查报告，报告的结论只有四个字，查无实据。
王会庄被双规后，省纪委专案组的外围调查组很快就了解到，王会庄和那名司机的妻子之事是真实的。那个司机为此到处告状，却从来都不曾有人过问。王会庄不仅安然无事，后来竟然当上了副市长。当上副市长后的王会庄，自然要整这个司机。这个司机也不是没有毛病，喜欢打牌，和老婆关系搞不好，又要解决生理问题，便去找小姐。这个司机自然是麻烦不断，因为打牌被派出所抓过，也因为嫖娼被治安处罚，然后又被市政府开除。司机知道是王会庄打击报复，便继续上告，结果，却被王会庄下令关进了精神病院。
曹满江是王会庄专案组的组长，外围调查组得到的所有信息，全都提供给曹满江。因为曹满江和薛靖海与王会庄有关联，按规定，两人应该主动提出回避。然而，相关的材料，并没有向主管此案的梅尚玲报告，曹满江和薛靖海，也没有主动提出回避。掌握此事后，梅尚玲和曹满江有过一次谈话。
梅尚玲问，你看过外围组的那份报告吗？曹满江说，有点印象，但记不清了。梅尚玲又问，这份报告如此重要，你为什么没有报告？曹满江说，我觉得这只是一件小事。梅尚玲说，这是小事吗？我记得很清楚，你曾负责对王会庄进行过调查，为什么我们没有找到当年那调查的相关档案？
除此之外，还查到薛靖海的许多劣迹，此人吃喝嫖赌样样都来。他的个人收入，远远不够他在外面花天酒地，因此，他便利用职务之便，大量收受贿赂。
随着调查的一步步深入，专案组掌握的证据越来越多。薛靖海开始意识到，自己只有死路一条了，要想保住这条命，惟一的办法，只有争取宽大处理。他的主动揭发，使得这件案子中许多的疑点被突破。
据薛靖海说，当年，他奉命去调查王会庄，但曹满江却暗示，王会庄只是一个教育局长，省纪委在一个市教育局长身上花太多功夫不值得。薛靖海明白了曹满江的意思，下去之后，并没有去市纪委，而是直接找到王会庄。王会庄请他们去吃饭，然后唱歌，离开歌厅时，又硬是塞给他们两个小姐。在柳泉市几天，王会庄天天陪着他们花天酒地，根本就没有调查。离开的时候，王会庄给了他们一大笔钱，他们也就给了王会庄一个顺水人情，做出了查无实据的结论。
此次王会庄被双规，外围调查材料送上来，曹满江就把薛靖海找去谈话。
曹满江问薛靖海，当年，这件事省纪委明明立案了，我还派你去调查过。可这份材料证实，上面从来没有调查过这件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薛靖海一听，吓坏了，只得对曹满江说，因为听了他那句话，他以为上面的意思只是走走过场，所以，他根本没有调查。曹满江一听，顿时火冒八丈，说，你自己犯罪，把我也害了。他要求薛靖海去自首。薛靖海顿时灵魂出窍，拼命求曹满江救自己。
曹满江说，我也想救你，这件事如果追究下去，搞不好就是你坐牢，我受连累。你说我不想救你？可事情到了这一步，我怎么救你？你给我个主意，只要是好办法，我也想过关。
薛靖海哪里想得出好办法？天天找曹满江商量。曹满江呢，也不断逼他，你快点想。这个材料，我一直压着，但不可能压得太久。
薛靖海无计可施，只得一次又一次求曹满江想办法。有一天，曹满江对薛靖海说，没有办法可想了，除非王会庄突然得急病死了或者自己想不开自杀了。他这话像是无意说的，立即又说，对呀，如果王会庄自杀了，案子也就结了。你能不能有什么好办法让王会庄自杀？薛靖海一听就明白了，所谓让他自杀，也就是将他谋杀然后伪造成自杀。
别说有没有好办法，这样的念头，薛靖海想都不曾想过。事情败露，自己只是坐牢，可一旦参与谋杀，那就不是坐牢的问题，而是杀头的问题。此后，每次碰到薛靖海，曹满江就会问，想到办法没有。薛靖海不好说自己根本就不敢想，只说还没有。曹满江便和他聊天，无意中提到一些事，全都是薛靖海利用职务之便，从被调查对象那里收取钱财或者性贿赂的事。听得薛靖海心惊肉跳。他一直以为，这些事只有天知地知，却没想到，曹满江竟然掌握得这么详细。此时，他才意识到，自己完全被曹满江掌握了，除了跟着他走，再没有第二条路。终于有一天，曹满江说出自己的谋杀计划时，薛靖海不得不点头。
曹满江的计划，说起来非常简单，在汤里放进一些安眠药，让吃下去的人，全部很早入睡。待王会庄睡下之后，将他抱起来，挂在用床单做成的套索上，造成自杀的假象。事件发生后，公安方面肯定会进行调查。这个调查，不会太严格，只要证实王会庄是死前上吊而不是死后上吊，自杀的结论，基本可以得出了。当然，曹满江具有丰富刑侦经验，他也考虑到，死者身上必须有伤痕，但又不能有太多伤痕。如果完全没有伤痕，说明死者上吊前，便处于昏迷状态，那就很容易引起怀疑，并进而检查胃内消化物。同时，曹满江还无法确定的是，王会庄会在什么情况下醒来，挣扎会有多强烈，如果要制止他强烈挣扎，是否需要外力。一旦使用外力，便可能留下伤痕。为了避免在任何一种情况下留下伤痕并引起怀疑，他苦心设计了审讯过程中的刑讯事件。
薛靖海这个堡垒攻下来之后，曹满江知道撑不下去了，坚持了一阵，便也承认了。
唐小舟仔细地听，认真地想，听完整件事，心中便无限的感慨。这个曹满江也真是的，案子原本和他没什么关系嘛，怎么就将自己搭进去了？正准备发点这类感慨之时，他突然发现事情有些不对。此时，自己不是记者唐小舟，也不是省委书记秘书唐小舟，而是直接代表着省委书记，来听取梅尚玲就此事的汇报。既然代表省委书记，那他就得站在省委书记的角度思考。如果是赵德良，他会说什么？或者说，在这件事中，赵德良想说什么？
王会庄不是自杀而是他杀，杀人者是省纪委的一名处长曹满江，这一切，对于省委书记来说，只是一桩极其单纯的犯罪案件而已。这类案件，自然有相关部门去处理，不需要他这个省委书记操心。
以唐小舟的理解，官场就是一个棋枰，官就是那个弈者。权力执掌者的工作，并不是要让这盘棋迅速见到胜负输赢，恰恰相反，他是要想尽一切办法控制这盘棋的进度，努力让每一粒棋子，都能充分发挥作用。换句话说，就是要努力达成棋枰上的力量平衡，这也就是权力平衡。
可以想见，作为省委书记，赵德良下的是全省权力平衡这盘大棋，他所考虑的全部事情，也就是与打破权力平衡是否有关。凡是无关，他不必关注，否则，他就会陷入没完没了的琐碎事务之中。记得那次在北京，朱兴邦对赵德良说的那番话，曾让唐小舟很思考过一阵子，越琢磨越觉得有味道。他总算是想明白了，朱兴邦的那些话，如果用另一种语言表达，其实也可以简单地说成，省委书记其实就是一盘权力大棋的弈者。一般老百姓以为，当官就是要为民作主，所以那句当官不为民作主，不如回家卖红薯的话，才会流传一时。对于相当职位的官员来说，真正的为民作主，并不是深入民间去为民众做几件实事，而是掌握好权力平衡。
从这个角度，唐小舟立即知道自己应该说什么了。
他说，曹满江真的只是因为这样一个简单的理由杀王会庄？我怕不会这么简单吧？
梅尚玲说，我们也有怀疑。曹满江和柳泉市是有些关系的。
唐小舟哦了一声，问，什么关系？
梅尚玲说，曹满江的妻子是柳泉人，跟叶万昌的妻子，似乎是亲戚关系。
叶万昌是柳泉市市委书记，唐小舟当记者的时候，和他接触过多次，知道他属于坐直升飞机起来的干部。陈运达在柳泉市当书记的时候，叶万昌还只是县里的一名科长。县里的科长，叫得好听，实际上只是股长，完全还没有进入官员序列。后来，陈运达调任柳泉市，叶万昌时来运转。
据民间传说，陈运达第一次下去检查工作，一大群人走在乡村的田梗上，原本有太阳的天，突然下起了雨。当时的县委书记祝国华异常尴尬，可在这种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连个避雨的地方都没有。正在这时候，叶万昌竟然从身上掏出了一把伞，迅速撑开来，罩在陈运达的头上，才避免了陈运达成为落汤鸡。此次陪同陈运达的几十人，无一例外被淋得透湿，叶万昌也一样。可他小心地陪在陈运达身边，替他遮风挡雨。
时隔不久，叶万昌便被提拔为副局长，正式升为副科级，从此进入官员行列。
此后十几年时间，叶万昌紧跟着陈运达和祝国华，官场之路，走得一帆风顺，据说，陈运达一直很努力地想让他来当副省长。
唐小舟说，这件事，很容易引起某些猜测甚至是谣言啊。
梅尚玲说，是啊，所以，我们目前的压力非常大。有人已经开始打招呼了，希望尽快结案，不要搞得整个江南省风声鹤唳，这对全省的经济建设以及安定团结不利。
唐小舟哦了一声，说，我相信赵书记是绝对支持你们独立办案的。
他说这话的用意很明确，并且同样是代表赵德良说的。无论什么人打招呼，赵德良肯定不会打任何招呼，而且，赵德良坚持一贯原则，纪委独立办案，该查的定要查清楚，决不放过一个坏人，也决不冤枉一个好人。在这件案子上，纪委一定要顶住压力，多想办法，办成铁案。
梅尚玲要留他吃饭，唐小舟自然不会吃，离开省纪委，直接回了自己的办公室。稍稍清理了一下，到了下班时间，唐小舟锁好门，走到了省委门口。雍州的出租车管理很成问题，一到下班时间就打不到车，黑的却满天飞，价格还比出租车贵。唐小舟深知这一点，又不好在省委门口等着拦车，让别人看到，明天还不知会说出些什么怪话。他干脆往前慢慢地走，走了十几分钟，总算看到一辆空着的出租车。
来到喜来登，跨入餐厅的那一瞬间，里面几十个人同时站起来，热情地迎着他。
今天的晚餐，场面一定很大，这一点，唐小舟是有心理准备的。上次林志国请客，他已经见识过了。如今的领导，喜欢前呼后拥，喜欢那种万事全在掌握中的感觉。如果哪个县委书记出行，只带一司机一秘书的话，人家一定会说，他要失势了，你看吧，原来追随在他身边的那些人，全都躲开了，还不是失势的信号？
或许有人会说，走自己的路，何必在乎别人怎么说怎么看？这话，用在别的地方对不对，很难说，用在官场，百分之一千是错误的。如果大家都相信你失去了对权力的控制力，再没有人听你发布命令，你还能有权力吗？权力就是发号施令的权限，就是要众星拱月，一呼百应。不管那些星是否真心诚意地拱你这颗月，至少，你说话得有人听有人执行，只有这样的气氛之中，别人才不敢公开和你离心离德。
让唐小舟惊讶的是，这一屋子人，并不以刘凤民为中心，真正的中心，是雷江市委书记钟绍基和江南日报总编辑赵世伦。
钟绍基和赵世伦，行政级别是一样的，都是正厅级。可在中国的官场体系中，大概正厅级这一级，是差别最大的。这种差别的突出之点，体现在是否省委委员。如果是，那肯定比非省委委员级别要高得多。总体来说，正厅级可以分为这么几个层级。
省委委员中，第一级分别是省政府秘书长和两大部的常务副部长以及纪委兼监察厅长的那位副书记等。省政府秘书长和省委副秘书长，严格意义是平级的，都属于正厅。但省政府秘书长的设置，又比照省委秘书长，因此比省委的副秘书长，要高出很多。组织部和宣传部，是两个要害部长，常务副部长和副部长，都是正厅级，常务又显然比一般的副部长，高出很多。省纪委的副书记，也是正厅级，只有兼任监察厅长的那位副书记，权重要大一些。
第二级，是各市的市委书记以及委办的一把手和某些大厅的厅长，如财政厅以及未挂政法委书记的公安厅长等。
第三级，是市长以及省属其他机构的一把手。
而非委员正厅级，也分了很多层次。国企老总的层次，就更加的多，有很多国企老总也是正厅级，有些特别重要的国企，老总甚至还是省委委员。但是，这些正厅，和党政部门的正厅，又差了一个层次。
若以省委委员来论，这些国企老总的级别应该是非常高的。但在实际使用中，他们既可以往高靠，也可以往低靠，有些时候，甚至还不如非省委委员的一些正厅级干部甚至是副厅级干部。除此之外，往下排，便是那些非省委委员的正厅级干部了。这些正厅级，是一个极其庞大的群体。像省委办公厅，至少有一位副省级干部，即秘书长，有七八位正厅级干部，即副秘书长或者办公厅副主任以及正研室主任等。省委组织部、省委宣传部的结构和省委办公厅大致相同，部长是副省级，副部长，均是正厅级。还有法院和检察院，属于副省级单位，院长是副省级，院长以下，就有好几个正厅级职位。一些大厅，比如公安厅，以前公安厅长是政法委书记兼任，因而比一般的厅高，属于副省级。现在，政法委书记不再兼任公安厅长，公安厅长，便成了正厅级。可这个厅，又比别的厅要高，甚至有正厅级副厅长。还有些厅，是否设正厅级副厅长，那也在省委一句话。所有正厅级干部，你要想将他们的排位弄清楚，那是一门极大的学问。
今晚迎接唐小舟的，就有两位正厅级领导和两位副厅级领导，还有好几位正处级领导。其他领导到底是怎样的地位，唐小舟一时还真难分清。钟绍基和赵世伦虽然都是正厅级，实际地位的区别，他还是能分清的。钟绍基是省委委员，而赵世伦不是。
这样两个人，在这种时候找到自己，唐小舟自然清楚他们心里在想什么。
钟绍基在岳衡市当市长时，是一个颇有魄力的干部，以实干著称。正因为如此，丁应平调任宣传部长后，赵德良才直接将他提拔到雷江当市委书记。虽说市长和市委书记都是正厅级，也都是省委委员，可这两个正厅的权力是绝对不一样的。有些人努力了一辈子，也没能迈上这一级台阶。
钟绍基到了雷江之后，局势并不是太好，一方面，雷江是丁应平的地盘，大量的干部更乐于抱住丁应平的大腿。另一方面，雷江市长刘延光未能升上市委书记，心里自然不爽。能够当上市长，自然不是一般的角色，手下肯定有一张实力强大的人脉网。何况强龙压不过地头蛇，钟绍基孤身一人前往雷江，又怎么可能与那个庞大的人脉网抗衡？就像赵德良孤身一人来到江南省的局面一样，他所拥有的，是一把手的任命书，却不是一把手的权力。任命书只是给了你掌握权力的法律依据，并不等于就给了你全部权力。任何人，如果没有切实有效的办法打破盘根错节的权力网，建立起新的权力平衡，他就永远只是孤家寡人。
省委书记是受中共中央委托执掌一个省的政权，市委书记，自然也就是受省委的委托，执掌一个市的权力。或许也可以换一种说法，省委书记代表党来管理一个省，而市委书记则代表党在本省的委托人省委书记管理一个市。如果你能够将这个市的权力控制得很好，自然一切好说。但也不是没有例外，有些人，就算给了你一纸任命，但因为你无法平衡权力，也就无法真正控制权力。你自然可以找一些客观理由，比如说这个地区的情况非常复杂，或者说某些人太强势，建立的权力联盟太强大。但是，省委书记肯定不会这样看问题，他给了你一纸任命，实际上就是给了你平衡权力场的尚方宝剑。你自己不能用好手中的权力，那只有一种解释，你使用权力的能力有问题。
如果省委书记觉得你的能力有欠缺，便会失去对你的信任，从而减弱对你的支持。如此一来，便会形成恶性循环。任何一个市委书记，一旦失去了省委书记的强力支持，就等于失去了权柄，那么，你在这个位置，还能干下去吗？
赵德良对哪个干部是什么态度，唐小舟作为最直接的旁观者，心里是有数的。他很清楚，赵德良对钟绍基在雷江市的工作并不满意，可毕竟这是他到江南省之后，提拔的第一个市委书记，就算是不满意，也不得不在背后力撑他。
对于唐小舟来说，钟绍基是家乡的市委书记，又是赵德良必须力撑的人，加上家乡的市长刘延光和陈运达走得更近一些，不太可能主动站到赵德良这条线上，所以，唐小舟对钟绍基的态度，自然就不相同。
至于赵世伦，他的位置是比较尴尬的。报社的直管单位是宣传部，而宣传部属于党口，也就是说，报社是省委这条线上的。何况报社属于意识形态，在全国其他省，政府的势力，在媒体也基本是空白。江南省的情况略有不同，当初陈运达太强而袁百鸣太弱，很多人事任命，陈运达所起的作用很大，相反，袁百鸣想提的人却提不起来。就是在这种背景下，陈运达力主提拔赵世伦担任江南日报总编辑。报社总编辑毕竟是个技术职务，对业务能力要求很高，而赵世伦除了会官场一套之外，业务能力非常一般，他当总编辑以来，《江南日报》第接连出错，有几次，甚至错得离谱。章省里有一个拆迁上访户，当初拆迁谈判的时候，他狮子大开口，提出要按标准的五倍补偿，政府方面虽然退了一步，同意按一点五倍补偿，他坚决不干。最终，政府强拆了他的房子，他从此开始上访。上访是需要经济基础的，几年下来，他花光了所有的钱，妻子也离了，家人也不认他了。他还仍然坚持上访，表示他只要还有最后一口气，就要坚持上访。几年拖下来，身体完全拖垮了。某次到北京上访，由省里派人去北京将他领了回来，路上发现他生病了，只好将他送进医院，一检查，竟然是癌症。他得知这一消息，立即从医院走了，两天后，人们发现他死在家里，是自杀。这件事，省委宣传部明确指示，任何媒体，不准报道。谁都没料到，《江南日报》第竟然发了一篇通讯，完整地报道了此事。这篇报道出来后，立即被网络媒体转载。为此，赵德良发了脾气，要求宣传部调查。这种事并不难查，所有的稿子，都需要三审，最后终审，要闻版需要值班总编辑签发，一查发稿单，竟然是赵世伦签发的。章此事发生在赵德良初到江南之时，唐小舟本人当时就在报社。你能说赵世伦是傻瓜，干了这件蠢事？就算是傻瓜，在报社干了那么长时间，也不可能不知道宣传部的三令五申。这件事，只有一个解释，赵世伦故意干的。他为什么要这样干？那就只有他背后的权力网清楚了。
自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城管成了媒体关注的焦点。城管所管的对象，大多是那些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小商小贩。小商小贩们随意摆摊设点，任意占道，对城市的交通以及市容市貌等，有很大影响。一个城市，到处都是烤红薯烤羊肉串的摊点，四处弥漫着一股烟味，不管确实不行，可管吧，这些人又都属于无业游民，做一点点小生意，仅仅够糊口，你掀了人家的摊子，就等于断了人家的生路，人家自然就要和你拼命。对待这些人，城管不得不采取一些强制手段，而城管大多招收的是文化素质较低的人，对权力的理解非常表面和粗浅，常常以势压人以权压人，稍稍遇到反抗就动手。权力一旦失控，什么事都可能发生。城管使用这个权力的时候，就不仅仅只是针对那些违法经营的小商小贩，而是扩大到了所有对他们的行为不满的人，甚至是他们自认为需要制裁的人。一时间，城管成了全社会愤怒声讨的对象。
江南省的情况相对较好一些，小事虽然不断，恶性事件，还不曾发生过。尤其是丁应平在雷江对小商小贩网开一面，成了全省的典型，其他地区，也有学雷江经验的，也有自想办法的。所以，江南省的城管形象，总体来说是不错的。即使如此，省委还是要求省内媒体对城管的报道要审慎。赵德良说，城管部门是存在一些问题，可这些问题，既有城管部门的问题，也有政府的问题，同时还有媒体报道的问题。某些时候，根本不可能发生冲突的，就因为媒体对城管一片叫打之声，给普通市民造成一个极其恶劣的印象，似乎只要和城管发生冲突，就会有媒体替自己出头，就能成为除暴安良的英雄。这种倾向，是一个行业的灾难。所以，江南省，一定要杜绝此类事件的发生。
赵世伦竟然不顾省委宣传部一再发文打招呼，一连发了多篇与城管相关的负面报道。
唐小舟曾经是媒体人，他进入媒体的时候，是中国媒体最讲社会责任感也最讲媒体责任的时候。可是，这一切似乎悄然远去了，如今的媒体，已经沦落为有奶便是娘的婊子，他们不再讲社会责任而只讲经济效益，只要能够引起社会轰动，他们不再考虑可能造成的后果，甚至不考虑新闻的真实性。唐小舟痛恨这样的媒体，或者说，痛恨将媒体引向歧路的领导人。在他看来，赵世伦就是这样一个人。
江南日报连续登载几篇抨击城管的文章，引起了唐小舟的注意，他将这些文章收集起来，送到了赵德良的案头。赵德良立即打电话叫来了丁应平，敲着这些文章问丁应平，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你管不管得好这份报纸？你如果管不好，我让别人去管。
丁应平随后进行了调查，结果得知，这一系列文章，竟然是赵世伦策划的。而他之所以策划这一系列文章，竟然是因为他妻子的妹妹被城管处罚，他出面说情，城管没有卖他的账，他恼羞成怒。丁应平已经意识到，留下这个赵世伦，将会有更多的麻烦，他因此向赵德良建议，赵世伦不适合担任现职，建议撤换。而丁应平建议将赵世伦调往泸原市任宣传部长。赵德良同意了这一提议，表示下次研究人事问题时，解决这件事。
市委宣传部长可比日报的总编辑职权大得多，可是，地市级宣传部长的行政级别却比较尴尬。市委书记和市长以及人大主任政协主席，也只是正厅级干部，副书记中，也有正厅级的，却非常少见。同样，组织部长和宣传部长，偶尔也有正厅级的，那就更加少见了，通常情况下，这只是一个副厅级职位，又因为这个副厅职位是市委常委，相对于副市长的副厅级，又要显得高一些。由日报总编辑调任市级宣传部长，既可以认为授了实职，是提拔，就像朱兴邦由宣传部长改任副省长一样，也可以认为是平调，甚至还可以认为是降职。关键在于这一调职之后，会有什么样的后续动作。
赵世伦大概听说了此事，多次打电话给唐小舟，也曾托了很多人约唐小舟吃饭。唐小舟很清楚他找自己的目的何在，暗想，早知今日，又何必当初？难道你忘了当初是怎么打压我的？这时候，你好意思来找我？对于赵世伦的要求，唐小舟是一概拒绝，别说是答应和他一起吃饭，就算是接到他的电话，唐小舟也会故意压低了声音说，赵总，对不起，正在开会，我过一会儿打给你。别说过一会儿打给他，就算是过十年一百年，唐小舟也不会主动给他打电话。
让他没想到的是，这个赵世伦，竟然走通了刘凤民。
唐小舟有点怪罪刘凤民了。你懂不懂官场规矩呀，我答应见你，你却带了这么一大堆人来，你难道不知道这样做很过分吗？将事情做得太绝，或者做得太过，可是官场一大忌呀。你这样干，或许讨好了某些人，可也让另一些人对你怀有防范之心，这样的人，在官场大概混不下去吧。
在这些人中，唐小舟的行政级别是最低一级，和刘凤民一样，是正处。随便哪个人的级别都比他高，就是刘凤鸣，因为是县委书记，一级封疆大员，市委委员，比一般的正处，要高出很多。若以行政级别论，唐小舟仅仅只能敬陪末座。可他是省委书记的秘书，官不大靠山却大，在座各位都有求于他。正所谓人不求人一般大，反过来说，人一旦求人，自然就矮了一截。
唐小舟和众人握过手。一般情况，他是下级官员，应该主动走上前，与在场各位一一握手，甚至应该用双手。可没轮到他动作，在场的人，全都迎上来，极其主动地伸出了自己的手，要和他相握。就是握手，也非常讲究职位高低。大家虽然都已经做好了准备，却并不急于伸出手，而是等着钟绍基。钟绍基握过，才是赵世伦，然后依着官职大小排列。并没有秘书长在这里安排，却丝毫不会错位。
说过几句话后，刘凤民请大家入席，钟绍基拉着唐小舟，要他坐主席。
唐小舟无论如何不肯，说，这个位子，除了你钟书记，没人敢坐。你一定要我坐，我连末位也不敢坐，只得得罪大家，落荒而逃了。
他怎么能坐呢？这里可有一二十人呢，人多嘴杂，此事如果传到外面，会是一种什么结果？余丹鸿那些人肯定会说他不懂规矩，年少轻狂，不认得自己是谁了。赵德良如果知道，会不会觉得唐小舟的所有一切都是装出来的，其实骨子里是一个非常狂傲的人？
唐小舟已经看出来了，他们原本的安排... -->>
刘凤民替唐家所做的事，还不仅于此。妹妹唐小雨，家虽在县城，实际上一直没有房子，仅仅只有一间宿舍。不久，任大为调到了省里，唐小雨就更没有可能在县里解决房子，可就在这时候，县委办主任主动找到唐小雨，交给她一串钥匙，说这是刘书记特批的，三房一厅，要唐小雨把父母从乡下接进城。至于搬家的具体事宜，就由县委办负责，只要唐家定时间。
这所有事，母亲都会在事后打电话告诉唐小舟。每次电话里，母亲都会将刘书记好好地赞扬一番，说刘书记真是个好书记。
唐小舟暗想，整个中国的县委书记，都是好书记，只不过，要看他们对谁好了。你如果没有一个当省委书记秘书的儿子，他就是想对你好，也不知道你姓甚名谁门朝哪开呀。
人家替你唐家做了这么多事，图什么？只不过是到省里来看看你，吃餐饭嘛，你就拿架子？太说不过去了吧？到了后来，唐小舟还真不是推，几次都答应了刘凤民，非常不巧的是，临时有事，不得不另约。
眼看着就快过新年了，赵德良恰好要去北京开几天会，开始还准备让唐小舟一起去的，可在临行前，王庄会自杀案有了突破性进展，赵德良便改变了主意，对他说，小舟，北京你就不去了，这些天，没事的时候，就去尚玲那里看看，关心一下那件案子。
唐小舟总觉得，一个副市长的案子，赵德良如此关心，一定有着别的目的。可他不说，自己不方便问。他没有陪赵书记去北京，按说只有办公厅以及一处的人才知道。可不知怎么回事，当天晚上，这个消息似乎全省都知道了，他的电话响起来就没有停过，都是一件事，平常约他不容易，逮着这个机会，可以见见面。
唐小舟于是想，下面这些市县的领导人，可能在省委办公厅这一类地方安插了间谍吧，上面一些关键人物的动向，随时都有人向下面通报。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有多少人在下面领取这类报酬，谁都无法统计。也难怪如今的官场没有秘密，类似的这种准间谍活动，极其普遍地存在着，能有秘密吗？
很多的吃饭邀请，都被唐小舟推了。全省范围内，唐小舟大概属于欠饭债最多的人，似乎全省人民都热切地期望着请他吃饭，而他的时间又是那么的少，能够真正请他坐上饭桌的人，少之又少。现在终于有了几天机会，那些人便开始了一场角逐，谁都想拔得头筹。唐小舟自然不肯轻易给他们机会。别说他排不过来，就算能排过来，他也不能去。假如有人告诉赵德良，这几天，唐小舟天天都在酒场里打滚，一餐要赶几个地方，吃三四桌酒，赵德良会怎么看？
所有人的宴请，他全都推了，仅仅只答应了一个，就是刘凤民。
地点自然在喜来登，刘凤民问他要不要派车去接，唐小舟知道，省委省政府就是有那么一帮人，闲着没事，专记下面市县一把手的车。让这些人注意到，还不定会传出什么话来，不如自己打的过去，便拒绝了。
下午，唐小舟先去了梅尚玲那里。见了唐小舟，梅尚玲十分热情，关上门和他谈案子。梅尚玲说，这次之所以能够取得突破，多亏你提醒的两点。唐小舟想，我提醒了两点吗？事情太多太杂，当时说过什么话，他都不记得了，只好打哈哈。
梅尚玲于是向他介绍了一下情况。当时，唐小舟说，一个人突然改变了自己一贯的行为方式，必然有极其深层的原因。梅尚玲想想，觉得唐小舟虽然不懂侦查工作，但有直觉，他的直觉，应该能说明一些问题。可是，仅凭这一点，又能说明什么？任何事都不能说明嘛，有哪一条规定，说一个人不能突然改变自己的一贯行为方式？曹满江是打了人，那也只是违纪，最多按照纪律处理，曹满江本人对此也有深刻认识，早已经表明了态度，自己犯错了，主动请求组织处分。除了处分，还能怎么办？
梅尚玲于是又想到唐小舟的第二个直觉，也就是王会庄死亡当晚，为什么所有人都没有听到动静？死亡肯定不是一瞬间发生的，一定有过挣扎行为。为什么王会庄痛苦挣扎所弄出的响动，没有一个人听到？梅尚玲也说过，类似的案例，她遇到过，就算有响动，也可能瞒过现场很多人。问题是，现场有几十个人呢，竟然没有一个人听到动静？是不是显得太安静了些？为什么丁春阳说一吃过饭就想睡觉，而睡过一觉起来，不久又睡着了？为什么王会庄原本坐在那里想事，想着想着，也睡着了？为什么薛靖海下半夜才睡，却又能在凌晨醒来，而丁春阳却不能？
此时，梅尚玲在心里进行了一番大胆的假设。这个假设，自然就是假设王会庄不是自杀，而是他杀。
在她没有去现场之前，这个假设，就已经存在于她的脑子中，她之所以去现场，也就是要去寻找支持这种假设的证据。法院审案，奉行的原则是无罪推定，即将所有受审对象，全部推定为无罪，然后由主诉方用事实证据来论定其有罪。而公安或者纪委办案，奉行的，却是有罪推定。即先假设此人有罪，然后去寻找证据，证明这种假设。看过现场之后，梅尚玲意识到，这个假设要成立，需要很多证据支持，比如王会庄不是上吊死的，而是死了之后，被人摆上去的。这一点，很快就被否定了，上吊的人，颈部都会有勒痕，但死前勒痕和死后勒痕，是有本质区别的，法医几乎一眼就可以分辨。金昌市公安局的法医报告证实，王会庄颈上的勒痕，是死前出现的。那么，死后被人吊上去的可能，就被排除。
那么，有没有一种可能，王会庄在生前被人弄到了那床致命床单上？
有这种可能，由几个人抱着，便可以弄上去。但这样弄上去，技术上有些难度。难度之一，一个人肯定干不了此事。任何临死前的求生挣扎都是异常猛烈的，一两个人，根本抱不住。挣扎时，肯定会在死者本人以及作案者身上留下一些痕迹。当然，如果谋杀者事前做了准备，比如将王会庄打了一顿，让他身上留下了一些伤痕，那么，事后尸检，就很难判断这些伤痕，到底是被打留下的，还是被吊起来后挣扎时留下的。按照这一推理，曹满江突然改变一贯的行为方式，对王会庄实施暴打，就可以解释了。
问题是，王会庄是睡在床上的，别人要将他从床上移到门口，有好几米的距离，这段距离，王会庄应该醒来。那也就是说，挣扎很可能从床上就开始。这时候王会庄如果拼命挣扎，就算对方有再多人，若想不惊动其他人，那也是非常难的。何况，在王会庄挣扎的情况下，要完成那几米的移动，搞不好要持续好几分钟时间，再在他挣扎的情况下，将他套到床单上，到他死去，这个时间很可能不短。谋杀者如果需要很长时间在大家的眼皮底下进行谋杀，这个人，也太胆大妄为了。
有没有一种办法，将其他人惊醒的可能以及王会庄挣扎的可能降到最低？
让这些人全都吃安眠药。这是建立在王会庄可能被杀假设之上的另一个假设。
如果同时让很多人吃安眠药，那只有一种可能，就是在其饮食中下药。为此，梅尚玲第二次去了公安局，她向公安局提出了一个要求，检查一下王会庄的胃内消化物。公安局采取了一种最为保守的做法，用一根针刺进王会庄的胃，提出了一点点样品进行化验。如果要进行全面检测，这一点点样品肯定是不够的，好在梅尚玲的要求非常明确，只要求检验一下是否有安眠药。
结果很快出来了，王会庄的胃内消化物中，确实有安眠药成分，不过量非常轻微，大概相当于医生处分的正常用量。
王会庄的胃内消化物中发现安眠药，这绝对是一个石破天惊的消息。梅尚玲立即和夏春和通了电话，将这一发现通报给夏春和。同时，她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必须采取断然措施，立即将专案组成员进行隔离审查。但是，梅尚玲手下目前只有两个人，在场的虽然都是省纪委的工作人员，可这些人是否可信或者哪些人可信，难以确定。
梅尚玲因此想出一个办法，由她和她带来的那位同事留下来善后，其余的人，立即撤回去。撤到雍州以后，再由省纪委组织对他们隔离审查。
所有人撤走后，梅尚玲立即对这里所有的地方，进行了一次极其细致的搜查。她将里面所有东西全部收集起来，装进了物证袋中。
梅尚玲在现场收集的东西，绝对是普通人不可能想象的，包括了厕所里未冲走的水，没有倒掉的擦便纸，便池壁的残留物，所有的餐具，任何一个房间垃圾篓中的一切丢弃物，以及可能捡到的全部烟头。总之，只要在现场可以见到的物品，她全都搜走了。
与此同时，王会庄专案组成员到达雍州后，并没有回到省纪委也没有放他们回家，而是直接拉到了郊区的一家宾馆。不是省纪委办案的定点宾馆，而是另一家和公安部门关系密切的宾馆。
在那里，省纪委和公安厅刑警总队早已经派人等着他们。他们刚刚下车，便被集中告之，由于王会庄案出现新的疑点，目前难以排除他杀嫌疑，省公安厅已经正式介入此案。在没有得到允许的情况下，专案组任何成员，不得离开这间宾馆，不得和外界联络，不得相互串联。所有人的行李，均由公安厅专案组统一检查。每个人的房间早已经准备好，房间里为大家准备了衬衣和内裤等，所有人回到房间后，在公安人员的监督下，换下内衣交给公安人员。
之所以如此兴师动众，只为一个目的，那就是找到某人曾使用过安眠药的证据。
王会庄死亡已经三天时间。三天时间里，足够做很多事，还能残留些什么痕迹，梅尚玲一点把握都没有。当然，找不到也不要紧，至少可以给某些人一种巨大的精神压力，让他明白，上面已经怀疑王会庄的死因并且开始调查了。上面也不可能无端地怀疑，一定是发现了某种证据。从刑事侦察角度看，只要你作案，就一定会留下证据，关键在于，这类证据是否被发现。
面对调查，某些人还稳坐泰山，从容若定，那种情况只可能出现在文学作品里，现实中根本不可能。就算是几进宫的惯犯，面对调查，也不可能当着没事一样，心理起伏会引起一系列生理反应，这就是美国研制出测谎仪的理论基础。具体到杀人案这类大案，未犯案之前，你可以自我安慰，说你的心理素质好，任何巨大的压力都可以承受。你也可以自我暗示，说你的计划天衣无缝，能够破获如此精妙谋杀案的刑警队长还没有生出来。真的作案后，事情完全不一样了，这就像你手里拿着个橡皮擦，自信满满地说，能将任何白纸上面的痕迹擦掉。痕迹真的出现，你是否真能完全擦掉，就是另一回事了。即使你真能将物理的痕迹擦掉，心理那道痕迹，是无论如何擦不掉的。有关方面就此进行调查，你心理上的痕迹，就会愈加显影。
梅尚玲确实是在努力地查找证据，同时也是在打一场心理战。
事实证明，这着棋走得很对。死人事件发生后，日常工作全被打乱，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些工作停顿了。当然。这些停顿的工作，是一些细微的日常事务，也恰恰是这些细微的日常事务，为侦破此案，提供了关键性证据。比如说，专案组所在的二楼，每一个房间都没有单独的厕所，只有两间公共的厕所，男女分用。生活组安排了专人打扫卫生，这打扫卫生的人，必须每天清理厕所垃圾篓中的脏纸，还需要每天清洗便池。死人事件发生后，大家都意识到，在这里大概住不了几天了，这类事，能省就省。垃圾篓里的纸，再没有清理过，而便池就更没有清洗，顶多也就放水冲一冲而已。有时候，冲得不彻底，便池周边，便会有残留，下一次有人来大便，新的粪便又会沾在残留物上面，最后会越结越多，仅冲一冲，肯定冲不掉。所以，梅尚玲着手搜集证据的时候，在两个厕所里，全都收到了未曾倒掉的便纸以及残留在便池里的粪便。
作案者自然也清楚这些东西很危险，但他不能自己去处理。专案组毕竟有明确分工，你如果对那些便纸显得超于工作范围的热情，那就实在太可疑了。
为了避免与外界接触，专案组安排了专人做饭。二楼自然不能做饭，做饭只能到一楼食堂。吃饭的时候，专案组成员不能离开二楼，因此只能集中在二楼的会议室。生活组的同事在一楼将菜做好后，抬到二楼会议室。通常的伙食标准是三菜一汤。饭菜是不方便置于楼下厨房里的，那里是公共场所，每做好一个菜，就需要有人将菜抬到二楼。所有菜做好后，生活组的同事，开始分菜，分在餐盘之中。吃的时候，每人一份，包括王会庄在内，全都以同样的方法进餐。偶尔，王会庄如果抱怨饭菜不好，会给他特别加点菜。为了方便清理，要求所有成员，在会议室里集中用餐。大家吃完后，肯定会有些残菜剩饭，生活组便会将所有餐具清理一遍，并将会议室简单打扫一下。一般情况，办公室里的垃圾，只会被打扫后堆在一起，待第二天打扫卫生的时候，再一齐清理。可第二天发生了王会庄死亡事件，这些垃圾，便再也没有清理过。
不仅厕所和会议室的垃圾没有及时处理，每个房间的垃圾，也没有及时处理。正常情况下，所有房间的卫生，均由生活小组负责打扫。每天打扫一次。出事后，生活组倒也还打扫卫生，只不过，没有像以前那般认真负责，他们仅仅只是拿扫帚将房间扫了扫，垃圾篓里的垃圾，并没有及时倒掉，烟灰缸里的烟头，也没有及时处理。
这所有垃圾，全都被送到了金昌市公安局进行检验，检验项目也只有一个，这些垃圾里面，是否含有安眠药成分。结果也正如梅尚玲所料，从某些垃圾中，检出了安眠药的存在，最后通过分析，认定安眠药是被安放在当晚的汤里面的。
将药放进汤里，显然是最佳选择。作案者将药倒进汤里，只要稍稍搅几下，基本就匀了。有关人员舀汤的时候，通常也会将勺子在汤里搅动，又可以避免药物沉淀造成过分集中。相反，如果放进菜里，就不那么容易搅匀了。安眠药不匀，便可能出现一种后果，某人摄入严重超量的安眠药，导致深度昏迷甚至死亡，这样的事件一旦出现，整个谋杀阴谋就暴露了。此事的要点在于，每个喝汤者，都摄入适量安眠药，能够起到增强睡眠的效果，却又不引起怀疑。
案情已经基本清楚，有人在当晚的汤里放了安眠药，目的就是当晚作案。所有喝过汤的人，当晚都会犯困，一旦睡着，因为药物的作用，不那么容易醒来。此时，安眠药就起到了两个作用，一是让王会庄进入熟睡状态，在作案者将他吊上去之前，他不那么轻易醒来，自然也就不会挣扎，避免了因为挣扎抓伤作案者的可能。只要将他成功地吊上去，毕竟，他只是睡着了，一旦颈部出现压迫，肯定会立即醒来，醒来之后，便会挣扎。这种挣扎，便能给日后警方勘验时，留下死前上吊的关键性证据。毕竟，公安局认定他是上吊死亡，而不是死后被吊上去的话，通常不会考虑检测他的胃内消化物。而王会庄被吊上去后，就算再怎么挣扎，时间短，力度也相对较弱，除了作案者，其他人都因为安眠药的作用，正处于深度睡眠之中，醒来并阻止事态发展的可能非常之小。
接下来需要查清一件事，当天晚上，有哪些人没有喝汤，或者只喝了极少量的汤。可以肯定，作案者当晚要保持清醒，绝对不能过多地喝汤。
有关这件事，调查起来并不难，因为此前的汤，大家都喝了，偏偏当晚，有三个人的汤，一点都没喝。生活组负责清理的人记得很清楚，他们是组长曹满江，当晚有值班任务的薛靖海，以及另一个组员江勇刚。这三个人，立即被列为重点调查对象。
曹满江承认自己没喝汤。他说没喝汤仅仅只是不想喝，因为当天喝多了水，尝了一下那汤，觉得味精放得太多，就不想喝了。薛靖海却不承认自己没有喝汤，他说，他把所有的汤都喝下去了，记得还曾和身边某个同事说过，今晚的汤真好喝。他说出了那个同事的名字，相关人员找那位同事求证，那位同事却说，他是说过类似的话，但不是那天，而是前两天。薛靖海便说，最近发生的事太多，而且每天晨昏颠倒，过得稀里糊涂，可能记错了。江勇刚没有喝汤的理由非常充分，他说，他确实没有喝当晚的汤，那是因为汤里面有豆腐，他有胆结石，不能吃豆腐。事后证实，他确实有胆结石，因为豆腐制作过程中使用石膏，石膏具有凝结作用，因此结石患者不能吃豆腐制品，属于医嘱。
为了增加心理压力，公安厅专案组采取了更进一步行动，有意将其他人全部放走，仅仅只留下这三个人。放走那些人之前，开了一次会。公安厅专案组长在会上说，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已经证明，有些同志是清白的，现在宣布对部分人员解除审查。凡是读到名字的同志，立即可以清理自己的物品，离开此地。外面有车接大家回市区和家人团聚。接下来便是念名字，每念到一个名字，听到的是一阵欢呼。
最后剩下来的，只有三个人。三个人中，江勇刚异常愤怒，当场站起来，大叫着说，为什么没有我？我做了什么？你们一定要给我一个说法。
公安厅专案组的人只是冷冷地说，你放心，我们很快就会查清楚的。
与此同时，外围调查也在紧锣密鼓。
几年前，王会庄担任柳泉市教育局长的时候，市政府的一名司机具名告状，说王会庄担任市政府办公室副主任期间，以权力胁迫，长期霸占他的妻子。这是具名信，按照规定，是一定要查的。可不知为什么，市里很多领导都接到了这封信，大家也只是茶余饭后当笑话谈，说这个司机真窝囊，人家戴了绿帽子，巴不得藏起来，他似乎以为人家不知道似的，还到处宣传，根本没有人当一回事。
省纪委也收到了这封信，连当时的省委书记袁百鸣也收到了。袁百鸣在信上批示，要求省纪委调查此事。这样的案子，对于省纪委来说实在太小了，完全可以转到柳泉市纪委查办，但因为有省委书记的批字，省纪委便决定查一下。
当时接办这件案子的，便是曹满江。曹满江觉得这是一件小案子，便派薛靖海和另一个人去走一趟。不久，薛靖海递交了一份调查报告，报告的结论只有四个字，查无实据。
王会庄被双规后，省纪委专案组的外围调查组很快就了解到，王会庄和那名司机的妻子之事是真实的。那个司机为此到处告状，却从来都不曾有人过问。王会庄不仅安然无事，后来竟然当上了副市长。当上副市长后的王会庄，自然要整这个司机。这个司机也不是没有毛病，喜欢打牌，和老婆关系搞不好，又要解决生理问题，便去找小姐。这个司机自然是麻烦不断，因为打牌被派出所抓过，也因为嫖娼被治安处罚，然后又被市政府开除。司机知道是王会庄打击报复，便继续上告，结果，却被王会庄下令关进了精神病院。
曹满江是王会庄专案组的组长，外围调查组得到的所有信息，全都提供给曹满江。因为曹满江和薛靖海与王会庄有关联，按规定，两人应该主动提出回避。然而，相关的材料，并没有向主管此案的梅尚玲报告，曹满江和薛靖海，也没有主动提出回避。掌握此事后，梅尚玲和曹满江有过一次谈话。
梅尚玲问，你看过外围组的那份报告吗？曹满江说，有点印象，但记不清了。梅尚玲又问，这份报告如此重要，你为什么没有报告？曹满江说，我觉得这只是一件小事。梅尚玲说，这是小事吗？我记得很清楚，你曾负责对王会庄进行过调查，为什么我们没有找到当年那调查的相关档案？
除此之外，还查到薛靖海的许多劣迹，此人吃喝嫖赌样样都来。他的个人收入，远远不够他在外面花天酒地，因此，他便利用职务之便，大量收受贿赂。
随着调查的一步步深入，专案组掌握的证据越来越多。薛靖海开始意识到，自己只有死路一条了，要想保住这条命，惟一的办法，只有争取宽大处理。他的主动揭发，使得这件案子中许多的疑点被突破。
据薛靖海说，当年，他奉命去调查王会庄，但曹满江却暗示，王会庄只是一个教育局长，省纪委在一个市教育局长身上花太多功夫不值得。薛靖海明白了曹满江的意思，下去之后，并没有去市纪委，而是直接找到王会庄。王会庄请他们去吃饭，然后唱歌，离开歌厅时，又硬是塞给他们两个小姐。在柳泉市几天，王会庄天天陪着他们花天酒地，根本就没有调查。离开的时候，王会庄给了他们一大笔钱，他们也就给了王会庄一个顺水人情，做出了查无实据的结论。
此次王会庄被双规，外围调查材料送上来，曹满江就把薛靖海找去谈话。
曹满江问薛靖海，当年，这件事省纪委明明立案了，我还派你去调查过。可这份材料证实，上面从来没有调查过这件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薛靖海一听，吓坏了，只得对曹满江说，因为听了他那句话，他以为上面的意思只是走走过场，所以，他根本没有调查。曹满江一听，顿时火冒八丈，说，你自己犯罪，把我也害了。他要求薛靖海去自首。薛靖海顿时灵魂出窍，拼命求曹满江救自己。
曹满江说，我也想救你，这件事如果追究下去，搞不好就是你坐牢，我受连累。你说我不想救你？可事情到了这一步，我怎么救你？你给我个主意，只要是好办法，我也想过关。
薛靖海哪里想得出好办法？天天找曹满江商量。曹满江呢，也不断逼他，你快点想。这个材料，我一直压着，但不可能压得太久。
薛靖海无计可施，只得一次又一次求曹满江想办法。有一天，曹满江对薛靖海说，没有办法可想了，除非王会庄突然得急病死了或者自己想不开自杀了。他这话像是无意说的，立即又说，对呀，如果王会庄自杀了，案子也就结了。你能不能有什么好办法让王会庄自杀？薛靖海一听就明白了，所谓让他自杀，也就是将他谋杀然后伪造成自杀。
别说有没有好办法，这样的念头，薛靖海想都不曾想过。事情败露，自己只是坐牢，可一旦参与谋杀，那就不是坐牢的问题，而是杀头的问题。此后，每次碰到薛靖海，曹满江就会问，想到办法没有。薛靖海不好说自己根本就不敢想，只说还没有。曹满江便和他聊天，无意中提到一些事，全都是薛靖海利用职务之便，从被调查对象那里收取钱财或者性贿赂的事。听得薛靖海心惊肉跳。他一直以为，这些事只有天知地知，却没想到，曹满江竟然掌握得这么详细。此时，他才意识到，自己完全被曹满江掌握了，除了跟着他走，再没有第二条路。终于有一天，曹满江说出自己的谋杀计划时，薛靖海不得不点头。
曹满江的计划，说起来非常简单，在汤里放进一些安眠药，让吃下去的人，全部很早入睡。待王会庄睡下之后，将他抱起来，挂在用床单做成的套索上，造成自杀的假象。事件发生后，公安方面肯定会进行调查。这个调查，不会太严格，只要证实王会庄是死前上吊而不是死后上吊，自杀的结论，基本可以得出了。当然，曹满江具有丰富刑侦经验，他也考虑到，死者身上必须有伤痕，但又不能有太多伤痕。如果完全没有伤痕，说明死者上吊前，便处于昏迷状态，那就很容易引起怀疑，并进而检查胃内消化物。同时，曹满江还无法确定的是，王会庄会在什么情况下醒来，挣扎会有多强烈，如果要制止他强烈挣扎，是否需要外力。一旦使用外力，便可能留下伤痕。为了避免在任何一种情况下留下伤痕并引起怀疑，他苦心设计了审讯过程中的刑讯事件。
薛靖海这个堡垒攻下来之后，曹满江知道撑不下去了，坚持了一阵，便也承认了。
唐小舟仔细地听，认真地想，听完整件事，心中便无限的感慨。这个曹满江也真是的，案子原本和他没什么关系嘛，怎么就将自己搭进去了？正准备发点这类感慨之时，他突然发现事情有些不对。此时，自己不是记者唐小舟，也不是省委书记秘书唐小舟，而是直接代表着省委书记，来听取梅尚玲就此事的汇报。既然代表省委书记，那他就得站在省委书记的角度思考。如果是赵德良，他会说什么？或者说，在这件事中，赵德良想说什么？
王会庄不是自杀而是他杀，杀人者是省纪委的一名处长曹满江，这一切，对于省委书记来说，只是一桩极其单纯的犯罪案件而已。这类案件，自然有相关部门去处理，不需要他这个省委书记操心。
以唐小舟的理解，官场就是一个棋枰，官就是那个弈者。权力执掌者的工作，并不是要让这盘棋迅速见到胜负输赢，恰恰相反，他是要想尽一切办法控制这盘棋的进度，努力让每一粒棋子，都能充分发挥作用。换句话说，就是要努力达成棋枰上的力量平衡，这也就是权力平衡。
可以想见，作为省委书记，赵德良下的是全省权力平衡这盘大棋，他所考虑的全部事情，也就是与打破权力平衡是否有关。凡是无关，他不必关注，否则，他就会陷入没完没了的琐碎事务之中。记得那次在北京，朱兴邦对赵德良说的那番话，曾让唐小舟很思考过一阵子，越琢磨越觉得有味道。他总算是想明白了，朱兴邦的那些话，如果用另一种语言表达，其实也可以简单地说成，省委书记其实就是一盘权力大棋的弈者。一般老百姓以为，当官就是要为民作主，所以那句当官不为民作主，不如回家卖红薯的话，才会流传一时。对于相当职位的官员来说，真正的为民作主，并不是深入民间去为民众做几件实事，而是掌握好权力平衡。
从这个角度，唐小舟立即知道自己应该说什么了。
他说，曹满江真的只是因为这样一个简单的理由杀王会庄？我怕不会这么简单吧？
梅尚玲说，我们也有怀疑。曹满江和柳泉市是有些关系的。
唐小舟哦了一声，问，什么关系？
梅尚玲说，曹满江的妻子是柳泉人，跟叶万昌的妻子，似乎是亲戚关系。
叶万昌是柳泉市市委书记，唐小舟当记者的时候，和他接触过多次，知道他属于坐直升飞机起来的干部。陈运达在柳泉市当书记的时候，叶万昌还只是县里的一名科长。县里的科长，叫得好听，实际上只是股长，完全还没有进入官员序列。后来，陈运达调任柳泉市，叶万昌时来运转。
据民间传说，陈运达第一次下去检查工作，一大群人走在乡村的田梗上，原本有太阳的天，突然下起了雨。当时的县委书记祝国华异常尴尬，可在这种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连个避雨的地方都没有。正在这时候，叶万昌竟然从身上掏出了一把伞，迅速撑开来，罩在陈运达的头上，才避免了陈运达成为落汤鸡。此次陪同陈运达的几十人，无一例外被淋得透湿，叶万昌也一样。可他小心地陪在陈运达身边，替他遮风挡雨。
时隔不久，叶万昌便被提拔为副局长，正式升为副科级，从此进入官员行列。
此后十几年时间，叶万昌紧跟着陈运达和祝国华，官场之路，走得一帆风顺，据说，陈运达一直很努力地想让他来当副省长。
唐小舟说，这件事，很容易引起某些猜测甚至是谣言啊。
梅尚玲说，是啊，所以，我们目前的压力非常大。有人已经开始打招呼了，希望尽快结案，不要搞得整个江南省风声鹤唳，这对全省的经济建设以及安定团结不利。
唐小舟哦了一声，说，我相信赵书记是绝对支持你们独立办案的。
他说这话的用意很明确，并且同样是代表赵德良说的。无论什么人打招呼，赵德良肯定不会打任何招呼，而且，赵德良坚持一贯原则，纪委独立办案，该查的定要查清楚，决不放过一个坏人，也决不冤枉一个好人。在这件案子上，纪委一定要顶住压力，多想办法，办成铁案。
梅尚玲要留他吃饭，唐小舟自然不会吃，离开省纪委，直接回了自己的办公室。稍稍清理了一下，到了下班时间，唐小舟锁好门，走到了省委门口。雍州的出租车管理很成问题，一到下班时间就打不到车，黑的却满天飞，价格还比出租车贵。唐小舟深知这一点，又不好在省委门口等着拦车，让别人看到，明天还不知会说出些什么怪话。他干脆往前慢慢地走，走了十几分钟，总算看到一辆空着的出租车。
来到喜来登，跨入餐厅的那一瞬间，里面几十个人同时站起来，热情地迎着他。
今天的晚餐，场面一定很大，这一点，唐小舟是有心理准备的。上次林志国请客，他已经见识过了。如今的领导，喜欢前呼后拥，喜欢那种万事全在掌握中的感觉。如果哪个县委书记出行，只带一司机一秘书的话，人家一定会说，他要失势了，你看吧，原来追随在他身边的那些人，全都躲开了，还不是失势的信号？
或许有人会说，走自己的路，何必在乎别人怎么说怎么看？这话，用在别的地方对不对，很难说，用在官场，百分之一千是错误的。如果大家都相信你失去了对权力的控制力，再没有人听你发布命令，你还能有权力吗？权力就是发号施令的权限，就是要众星拱月，一呼百应。不管那些星是否真心诚意地拱你这颗月，至少，你说话得有人听有人执行，只有这样的气氛之中，别人才不敢公开和你离心离德。
让唐小舟惊讶的是，这一屋子人，并不以刘凤民为中心，真正的中心，是雷江市委书记钟绍基和江南日报总编辑赵世伦。
钟绍基和赵世伦，行政级别是一样的，都是正厅级。可在中国的官场体系中，大概正厅级这一级，是差别最大的。这种差别的突出之点，体现在是否省委委员。如果是，那肯定比非省委委员级别要高得多。总体来说，正厅级可以分为这么几个层级。
省委委员中，第一级分别是省政府秘书长和两大部的常务副部长以及纪委兼监察厅长的那位副书记等。省政府秘书长和省委副秘书长，严格意义是平级的，都属于正厅。但省政府秘书长的设置，又比照省委秘书长，因此比省委的副秘书长，要高出很多。组织部和宣传部，是两个要害部长，常务副部长和副部长，都是正厅级，常务又显然比一般的副部长，高出很多。省纪委的副书记，也是正厅级，只有兼任监察厅长的那位副书记，权重要大一些。
第二级，是各市的市委书记以及委办的一把手和某些大厅的厅长，如财政厅以及未挂政法委书记的公安厅长等。
第三级，是市长以及省属其他机构的一把手。
而非委员正厅级，也分了很多层次。国企老总的层次，就更加的多，有很多国企老总也是正厅级，有些特别重要的国企，老总甚至还是省委委员。但是，这些正厅，和党政部门的正厅，又差了一个层次。
若以省委委员来论，这些国企老总的级别应该是非常高的。但在实际使用中，他们既可以往高靠，也可以往低靠，有些时候，甚至还不如非省委委员的一些正厅级干部甚至是副厅级干部。除此之外，往下排，便是那些非省委委员的正厅级干部了。这些正厅级，是一个极其庞大的群体。像省委办公厅，至少有一位副省级干部，即秘书长，有七八位正厅级干部，即副秘书长或者办公厅副主任以及正研室主任等。省委组织部、省委宣传部的结构和省委办公厅大致相同，部长是副省级，副部长，均是正厅级。还有法院和检察院，属于副省级单位，院长是副省级，院长以下，就有好几个正厅级职位。一些大厅，比如公安厅，以前公安厅长是政法委书记兼任，因而比一般的厅高，属于副省级。现在，政法委书记不再兼任公安厅长，公安厅长，便成了正厅级。可这个厅，又比别的厅要高，甚至有正厅级副厅长。还有些厅，是否设正厅级副厅长，那也在省委一句话。所有正厅级干部，你要想将他们的排位弄清楚，那是一门极大的学问。
今晚迎接唐小舟的，就有两位正厅级领导和两位副厅级领导，还有好几位正处级领导。其他领导到底是怎样的地位，唐小舟一时还真难分清。钟绍基和赵世伦虽然都是正厅级，实际地位的区别，他还是能分清的。钟绍基是省委委员，而赵世伦不是。
这样两个人，在这种时候找到自己，唐小舟自然清楚他们心里在想什么。
钟绍基在岳衡市当市长时，是一个颇有魄力的干部，以实干著称。正因为如此，丁应平调任宣传部长后，赵德良才直接将他提拔到雷江当市委书记。虽说市长和市委书记都是正厅级，也都是省委委员，可这两个正厅的权力是绝对不一样的。有些人努力了一辈子，也没能迈上这一级台阶。
钟绍基到了雷江之后，局势并不是太好，一方面，雷江是丁应平的地盘，大量的干部更乐于抱住丁应平的大腿。另一方面，雷江市长刘延光未能升上市委书记，心里自然不爽。能够当上市长，自然不是一般的角色，手下肯定有一张实力强大的人脉网。何况强龙压不过地头蛇，钟绍基孤身一人前往雷江，又怎么可能与那个庞大的人脉网抗衡？就像赵德良孤身一人来到江南省的局面一样，他所拥有的，是一把手的任命书，却不是一把手的权力。任命书只是给了你掌握权力的法律依据，并不等于就给了你全部权力。任何人，如果没有切实有效的办法打破盘根错节的权力网，建立起新的权力平衡，他就永远只是孤家寡人。
省委书记是受中共中央委托执掌一个省的政权，市委书记，自然也就是受省委的委托，执掌一个市的权力。或许也可以换一种说法，省委书记代表党来管理一个省，而市委书记则代表党在本省的委托人省委书记管理一个市。如果你能够将这个市的权力控制得很好，自然一切好说。但也不是没有例外，有些人，就算给了你一纸任命，但因为你无法平衡权力，也就无法真正控制权力。你自然可以找一些客观理由，比如说这个地区的情况非常复杂，或者说某些人太强势，建立的权力联盟太强大。但是，省委书记肯定不会这样看问题，他给了你一纸任命，实际上就是给了你平衡权力场的尚方宝剑。你自己不能用好手中的权力，那只有一种解释，你使用权力的能力有问题。
如果省委书记觉得你的能力有欠缺，便会失去对你的信任，从而减弱对你的支持。如此一来，便会形成恶性循环。任何一个市委书记，一旦失去了省委书记的强力支持，就等于失去了权柄，那么，你在这个位置，还能干下去吗？
赵德良对哪个干部是什么态度，唐小舟作为最直接的旁观者，心里是有数的。他很清楚，赵德良对钟绍基在雷江市的工作并不满意，可毕竟这是他到江南省之后，提拔的第一个市委书记，就算是不满意，也不得不在背后力撑他。
对于唐小舟来说，钟绍基是家乡的市委书记，又是赵德良必须力撑的人，加上家乡的市长刘延光和陈运达走得更近一些，不太可能主动站到赵德良这条线上，所以，唐小舟对钟绍基的态度，自然就不相同。
至于赵世伦，他的位置是比较尴尬的。报社的直管单位是宣传部，而宣传部属于党口，也就是说，报社是省委这条线上的。何况报社属于意识形态，在全国其他省，政府的势力，在媒体也基本是空白。江南省的情况略有不同，当初陈运达太强而袁百鸣太弱，很多人事任命，陈运达所起的作用很大，相反，袁百鸣想提的人却提不起来。就是在这种背景下，陈运达力主提拔赵世伦担任江南日报总编辑。报社总编辑毕竟是个技术职务，对业务能力要求很高，而赵世伦除了会官场一套之外，业务能力非常一般，他当总编辑以来，《江南日报》第接连出错，有几次，甚至错得离谱。章省里有一个拆迁上访户，当初拆迁谈判的时候，他狮子大开口，提出要按标准的五倍补偿，政府方面虽然退了一步，同意按一点五倍补偿，他坚决不干。最终，政府强拆了他的房子，他从此开始上访。上访是需要经济基础的，几年下来，他花光了所有的钱，妻子也离了，家人也不认他了。他还仍然坚持上访，表示他只要还有最后一口气，就要坚持上访。几年拖下来，身体完全拖垮了。某次到北京上访，由省里派人去北京将他领了回来，路上发现他生病了，只好将他送进医院，一检查，竟然是癌症。他得知这一消息，立即从医院走了，两天后，人们发现他死在家里，是自杀。这件事，省委宣传部明确指示，任何媒体，不准报道。谁都没料到，《江南日报》第竟然发了一篇通讯，完整地报道了此事。这篇报道出来后，立即被网络媒体转载。为此，赵德良发了脾气，要求宣传部调查。这种事并不难查，所有的稿子，都需要三审，最后终审，要闻版需要值班总编辑签发，一查发稿单，竟然是赵世伦签发的。章此事发生在赵德良初到江南之时，唐小舟本人当时就在报社。你能说赵世伦是傻瓜，干了这件蠢事？就算是傻瓜，在报社干了那么长时间，也不可能不知道宣传部的三令五申。这件事，只有一个解释，赵世伦故意干的。他为什么要这样干？那就只有他背后的权力网清楚了。
自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城管成了媒体关注的焦点。城管所管的对象，大多是那些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小商小贩。小商小贩们随意摆摊设点，任意占道，对城市的交通以及市容市貌等，有很大影响。一个城市，到处都是烤红薯烤羊肉串的摊点，四处弥漫着一股烟味，不管确实不行，可管吧，这些人又都属于无业游民，做一点点小生意，仅仅够糊口，你掀了人家的摊子，就等于断了人家的生路，人家自然就要和你拼命。对待这些人，城管不得不采取一些强制手段，而城管大多招收的是文化素质较低的人，对权力的理解非常表面和粗浅，常常以势压人以权压人，稍稍遇到反抗就动手。权力一旦失控，什么事都可能发生。城管使用这个权力的时候，就不仅仅只是针对那些违法经营的小商小贩，而是扩大到了所有对他们的行为不满的人，甚至是他们自认为需要制裁的人。一时间，城管成了全社会愤怒声讨的对象。
江南省的情况相对较好一些，小事虽然不断，恶性事件，还不曾发生过。尤其是丁应平在雷江对小商小贩网开一面，成了全省的典型，其他地区，也有学雷江经验的，也有自想办法的。所以，江南省的城管形象，总体来说是不错的。即使如此，省委还是要求省内媒体对城管的报道要审慎。赵德良说，城管部门是存在一些问题，可这些问题，既有城管部门的问题，也有政府的问题，同时还有媒体报道的问题。某些时候，根本不可能发生冲突的，就因为媒体对城管一片叫打之声，给普通市民造成一个极其恶劣的印象，似乎只要和城管发生冲突，就会有媒体替自己出头，就能成为除暴安良的英雄。这种倾向，是一个行业的灾难。所以，江南省，一定要杜绝此类事件的发生。
赵世伦竟然不顾省委宣传部一再发文打招呼，一连发了多篇与城管相关的负面报道。
唐小舟曾经是媒体人，他进入媒体的时候，是中国媒体最讲社会责任感也最讲媒体责任的时候。可是，这一切似乎悄然远去了，如今的媒体，已经沦落为有奶便是娘的婊子，他们不再讲社会责任而只讲经济效益，只要能够引起社会轰动，他们不再考虑可能造成的后果，甚至不考虑新闻的真实性。唐小舟痛恨这样的媒体，或者说，痛恨将媒体引向歧路的领导人。在他看来，赵世伦就是这样一个人。
江南日报连续登载几篇抨击城管的文章，引起了唐小舟的注意，他将这些文章收集起来，送到了赵德良的案头。赵德良立即打电话叫来了丁应平，敲着这些文章问丁应平，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你管不管得好这份报纸？你如果管不好，我让别人去管。
丁应平随后进行了调查，结果得知，这一系列文章，竟然是赵世伦策划的。而他之所以策划这一系列文章，竟然是因为他妻子的妹妹被城管处罚，他出面说情，城管没有卖他的账，他恼羞成怒。丁应平已经意识到，留下这个赵世伦，将会有更多的麻烦，他因此向赵德良建议，赵世伦不适合担任现职，建议撤换。而丁应平建议将赵世伦调往泸原市任宣传部长。赵德良同意了这一提议，表示下次研究人事问题时，解决这件事。
市委宣传部长可比日报的总编辑职权大得多，可是，地市级宣传部长的行政级别却比较尴尬。市委书记和市长以及人大主任政协主席，也只是正厅级干部，副书记中，也有正厅级的，却非常少见。同样，组织部长和宣传部长，偶尔也有正厅级的，那就更加少见了，通常情况下，这只是一个副厅级职位，又因为这个副厅职位是市委常委，相对于副市长的副厅级，又要显得高一些。由日报总编辑调任市级宣传部长，既可以认为授了实职，是提拔，就像朱兴邦由宣传部长改任副省长一样，也可以认为是平调，甚至还可以认为是降职。关键在于这一调职之后，会有什么样的后续动作。
赵世伦大概听说了此事，多次打电话给唐小舟，也曾托了很多人约唐小舟吃饭。唐小舟很清楚他找自己的目的何在，暗想，早知今日，又何必当初？难道你忘了当初是怎么打压我的？这时候，你好意思来找我？对于赵世伦的要求，唐小舟是一概拒绝，别说是答应和他一起吃饭，就算是接到他的电话，唐小舟也会故意压低了声音说，赵总，对不起，正在开会，我过一会儿打给你。别说过一会儿打给他，就算是过十年一百年，唐小舟也不会主动给他打电话。
让他没想到的是，这个赵世伦，竟然走通了刘凤民。
唐小舟有点怪罪刘凤民了。你懂不懂官场规矩呀，我答应见你，你却带了这么一大堆人来，你难道不知道这样做很过分吗？将事情做得太绝，或者做得太过，可是官场一大忌呀。你这样干，或许讨好了某些人，可也让另一些人对你怀有防范之心，这样的人，在官场大概混不下去吧。
在这些人中，唐小舟的行政级别是最低一级，和刘凤民一样，是正处。随便哪个人的级别都比他高，就是刘凤鸣，因为是县委书记，一级封疆大员，市委委员，比一般的正处，要高出很多。若以行政级别论，唐小舟仅仅只能敬陪末座。可他是省委书记的秘书，官不大靠山却大，在座各位都有求于他。正所谓人不求人一般大，反过来说，人一旦求人，自然就矮了一截。
唐小舟和众人握过手。一般情况，他是下级官员，应该主动走上前，与在场各位一一握手，甚至应该用双手。可没轮到他动作，在场的人，全都迎上来，极其主动地伸出了自己的手，要和他相握。就是握手，也非常讲究职位高低。大家虽然都已经做好了准备，却并不急于伸出手，而是等着钟绍基。钟绍基握过，才是赵世伦，然后依着官职大小排列。并没有秘书长在这里安排，却丝毫不会错位。
说过几句话后，刘凤民请大家入席，钟绍基拉着唐小舟，要他坐主席。
唐小舟无论如何不肯，说，这个位子，除了你钟书记，没人敢坐。你一定要我坐，我连末位也不敢坐，只得得罪大家，落荒而逃了。
他怎么能坐呢？这里可有一二十人呢，人多嘴杂，此事如果传到外面，会是一种什么结果？余丹鸿那些人肯定会说他不懂规矩，年少轻狂，不认得自己是谁了。赵德良如果知道，会不会觉得唐小舟的所有一切都是装出来的，其实骨子里是一个非常狂傲的人？
唐小舟已经看出来了，他们原本的安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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