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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若照这样平地捐起来，上头看了履历，就明知是个富家子弟，哪里还有差事给他。所以那钟雷溪到了省好几年了，并未得过差使，只靠着骗拐来的钱使用。上海那些钱庄人家，虽然在公堂上存了案，却寻不出他这个人来，也是没法。到此刻，已经八九年了。直到去年，方才打听得他改了名字，捐了功名，在这里候补。这十几家钱庄，在上海会议定了，要问他索还旧债，公举了一个人，专到这里，同他要帐。谁知他这时候摆出了大人的架子来，这讨帐的朋友要去寻他，他总给他一个不见：去早了，说没有起来；去迟了，不是说上衙门去了，便说拜客去了；到晚上去寻他时，又说赴宴去了。累得这位讨帐的朋友，在客栈里耽搁了大半年，并未见着他一面。没有法想，只得回到上海，又在会审公堂控告。会审官因为他告的是个道台，又且事隔多年，便批驳了不准。又到上海道处上控。上海道批了出来，大致说是控告职官，本道没有这种权力，去移提到案。如果实在系被骗，可到南京去告。云云。那些钱庄帮得了这个批，犹如唤起他的睡梦一般，便大家商量，选派了两个能干事的人，写好了禀帖，到南京去控告。谁知衙门里面的事，难办得很呢，况且告的又是二十多万的倒帐，不消说的原告是个富翁了，如何肯轻易同他递进去。闹的这两个干事的人，一点事也不曾干上，白白跑了一趟，就那么着回去了。到得上海，又约齐了各庄家，汇了一万多银子来，里里外外，上上下下，都打点到了，然后把呈子递了上去。这位大帅却也好，并不批示，只交代藩台问他的话，问他有这回事没有：‘要是有这回事，早些料理清楚；不然，这里批出去，就不好看了。’藩台依言问他，他却赖得个一干二净。藩台回了制军，制军就把这件事搁起了。这位钟雷溪得了此信，便天天去结交督署的巡捕、戈什哈，求一个消息灵通。此时那两个钱庄干事的人，等了好久，只等得一个泥牛入海，永无消息，只得写信到上海去通知。过了几天，上海又派了一个人来，又带了多少使费，并且带着了一封信。你道这封是甚么信呢？原来上海各钱庄多是绍兴人开的，给各衙门的刑名师爷是同乡。这回他们不知在那里请出一位给这督署刑名相识的人，写了这封信，央求他照应。各钱庄也联名写了一张公启，把钟雷溪从前在上海如何开土栈，如何通往来，如何设骗局，如何倒帐卷逃，并将两年多的往来帐目，抄了一张清单，一齐开了个白折子，连这信封在一起，打发人来投递。这人来了，就到督署去求见那位刑名师爷，又递了一纸催呈。那刑名师爷光景是对大帅说明白了。前日上院时，单单传了他进去，叫他好好的出去料理，不然，这个‘拐骗巨资’，我批了出去，就要奏参的。吓的他昨日去求藩台设法。这位藩台本来是不大理会他的，此时越发疑他是个骗子，一味同他搭讪着。他光景知道我同藩台还说得话来，所以特地来拜会我，无非是要求我对藩台去代他求情。你想我肯同他办这些事么？所以不要会他。兄弟，你如何说我势利呢？”我笑道：“不是我这么一激，哪里听得着这段新闻呢。但是大哥不同他办，总有别人同他办的，不知这件事到底是个怎么样结果呢？”继之道：“官场中的事，千变万化，哪里说得定呢。时候不早了，我们睡罢。明日大早，我还要到关上去呢。”说罢，自到上房去了。
一夜无话。到了次日早起，继之果然早饭也没有吃，就到关上去了。我独自一个人吃过了早饭，闲着没事，踱出客堂里去望望。只见一个底下人，收拾好了几根水烟筒，正要拿进去，看见了我，便垂手站住了。我抬头一看，正是继之昨日说的高升。因笑着问他道：“你家老爷昨日告诉我，一个旗人在茶馆里吃烧饼的笑话，说是你说的，是么？”高升低头想道：“是甚么笑话呀？”我说道：“到了后来，又是甚么他的孩子来说，妈没有裤子穿的呢。”高升道：“哦！是这个。这是小的亲眼看见的实事，并不是笑话。小的生长在京城，见的旗人最多，大约都是喜欢摆空架子的。昨天晚上，还有个笑话呢。”
我连忙问是甚么笑话。高升道：“就是那边苟公馆的事。昨天那苟大人，不知为了甚事要会客。因为自己没有大衣服，到衣庄里租了一套袍褂来穿了一会。谁知他送客之后，走到上房里，他那个五岁的小少爷，手里拿着一个油麻团，往他身上一搂，把那崭新的衣服，闹上了两块油迹。不去动他，倒也罢了；他们不知那个说是滑石粉可以起油的，就糁上些滑石粉，拿熨斗一熨，倒弄上了两块白印子来了。他们恐怕人家看出来，等到将近上灯未曾上灯的时候，方才送还人家，以为可以混得过去。谁知被人家看了出来，到公馆里要赔。他家的家人们，不由分说，把来人撵出大门，紧紧闭上；那个人就在门口乱嚷，惹得来往的人，都站定了围着看。小的那时候，恰好买东西走过，看见那人正抖着那外褂儿，叫人家看呢。”我听了这一席话，方才明白吃尽当光的人，还能够衣冠楚楚的缘故。
正这么想着，又看见一个家人，拿一封信进来递给我，说是要收条的。我接来顺手拆开，怞出来一看，还没看见信上的字，先见一张一千两银子的庄票，盖在上面。
正是：方才悟彻玄中理，又见飞来意外财。要知这一千两银子的票是谁送来的，且待下回再记——
的；若照这样平地捐起来，上头看了履历，就明知是个富家子弟，哪里还有差事给他。所以那钟雷溪到了省好几年了，并未得过差使，只靠着骗拐来的钱使用。上海那些钱庄人家，虽然在公堂上存了案，却寻不出他这个人来，也是没法。到此刻，已经八九年了。直到去年，方才打听得他改了名字，捐了功名，在这里候补。这十几家钱庄，在上海会议定了，要问他索还旧债，公举了一个人，专到这里，同他要帐。谁知他这时候摆出了大人的架子来，这讨帐的朋友要去寻他，他总给他一个不见：去早了，说没有起来；去迟了，不是说上衙门去了，便说拜客去了；到晚上去寻他时，又说赴宴去了。累得这位讨帐的朋友，在客栈里耽搁了大半年，并未见着他一面。没有法想，只得回到上海，又在会审公堂控告。会审官因为他告的是个道台，又且事隔多年，便批驳了不准。又到上海道处上控。上海道批了出来，大致说是控告职官，本道没有这种权力，去移提到案。如果实在系被骗，可到南京去告。云云。那些钱庄帮得了这个批，犹如唤起他的睡梦一般，便大家商量，选派了两个能干事的人，写好了禀帖，到南京去控告。谁知衙门里面的事，难办得很呢，况且告的又是二十多万的倒帐，不消说的原告是个富翁了，如何肯轻易同他递进去。闹的这两个干事的人，一点事也不曾干上，白白跑了一趟，就那么着回去了。到得上海，又约齐了各庄家，汇了一万多银子来，里里外外，上上下下，都打点到了，然后把呈子递了上去。这位大帅却也好，并不批示，只交代藩台问他的话，问他有这回事没有：‘要是有这回事，早些料理清楚；不然，这里批出去，就不好看了。’藩台依言问他，他却赖得个一干二净。藩台回了制军，制军就把这件事搁起了。这位钟雷溪得了此信，便天天去结交督署的巡捕、戈什哈，求一个消息灵通。此时那两个钱庄干事的人，等了好久，只等得一个泥牛入海，永无消息，只得写信到上海去通知。过了几天，上海又派了一个人来，又带了多少使费，并且带着了一封信。你道这封是甚么信呢？原来上海各钱庄多是绍兴人开的，给各衙门的刑名师爷是同乡。这回他们不知在那里请出一位给这督署刑名相识的人，写了这封信，央求他照应。各钱庄也联名写了一张公启，把钟雷溪从前在上海如何开土栈，如何通往来，如何设骗局，如何倒帐卷逃，并将两年多的往来帐目，抄了一张清单，一齐开了个白折子，连这信封在一起，打发人来投递。这人来了，就到督署去求见那位刑名师爷，又递了一纸催呈。那刑名师爷光景是对大帅说明白了。前日上院时，单单传了他进去，叫他好好的出去料理，不然，这个‘拐骗巨资’，我批了出去，就要奏参的。吓的他昨日去求藩台设法。这位藩台本来是不大理会他的，此时越发疑他是个骗子，一味同他搭讪着。他光景知道我同藩台还说得话来，所以特地来拜会我，无非是要求我对藩台去代他求情。你想我肯同他办这些事么？所以不要会他。兄弟，你如何说我势利呢？”我笑道：“不是我这么一激，哪里听得着这段新闻呢。但是大哥不同他办，总有别人同他办的，不知这件事到底是个怎么样结果呢？”继之道：“官场中的事，千变万化，哪里说得定呢。时候不早了，我们睡罢。明日大早，我还要到关上去呢。”说罢，自到上房去了。
一夜无话。到了次日早起，继之果然早饭也没有吃，就到关上去了。我独自一个人吃过了早饭，闲着没事，踱出客堂里去望望。只见一个底下人，收拾好了几根水烟筒，正要拿进去，看见了我，便垂手站住了。我抬头一看，正是继之昨日说的高升。因笑着问他道：“你家老爷昨日告诉我，一个旗人在茶馆里吃烧饼的笑话，说是你说的，是么？”高升低头想道：“是甚么笑话呀？”我说道：“到了后来，又是甚么他的孩子来说，妈没有裤子穿的呢。”高升道：“哦！是这个。这是小的亲眼看见的实事，并不是笑话。小的生长在京城，见的旗人最多，大约都是喜欢摆空架子的。昨天晚上，还有个笑话呢。”
我连忙问是甚么笑话。高升道：“就是那边苟公馆的事。昨天那苟大人，不知为了甚事要会客。因为自己没有大衣服，到衣庄里租了一套袍褂来穿了一会。谁知他送客之后，走到上房里，他那个五岁的小少爷，手里拿着一个油麻团，往他身上一搂，把那崭新的衣服，闹上了两块油迹。不去动他，倒也罢了；他们不知那个说是滑石粉可以起油的，就糁上些滑石粉，拿熨斗一熨，倒弄上了两块白印子来了。他们恐怕人家看出来，等到将近上灯未曾上灯的时候，方才送还人家，以为可以混得过去。谁知被人家看了出来，到公馆里要赔。他家的家人们，不由分说，把来人撵出大门，紧紧闭上；那个人就在门口乱嚷，惹得来往的人，都站定了围着看。小的那时候，恰好买东西走过，看见那人正抖着那外褂儿，叫人家看呢。”我听了这一席话，方才明白吃尽当光的人，还能够衣冠楚楚的缘故。
正这么想着，又看见一个家人，拿一封信进来递给我，说是要收条的。我接来顺手拆开，怞出来一看，还没看见信上的字，先见一张一千两银子的庄票，盖在上面。
正是：方才悟彻玄中理，又见飞来意外财。要知这一千两银子的票是谁送来的，且待下回再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