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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我们可以再来一次。”裘莉亚说。“随便哪个地方只用两次还是安全的。不过当然，在一两个月之内却不能用。”
她一醒来，神情就不同了。她又变得动作干净利落起来。她穿上了衣服，腰上系起了猩红的腰带，开始安排回去的行程。把这种事情交她去办，似乎很自然。她显然在实际生活方面很有办法，而这正是温斯顿所欠缺的。而且她对伦敦周围的乡间十分熟悉，了若指掌，这是她从无数次集体郊游中积累起来的知识。她给他安排的路线与他来的路线大不相同，要他到另外一个车站去伦敦。她说“千万不要走同一条路线回家，”好象是阐明一条重要的原理似的。她先走，温斯顿等半小时以后才在她后面走。
她还说了一个地方，他们可以在四天以后下班时在那里相会。那是一条比较穷苦住宅区的街道，那里有一个露天市场，一般都很拥挤喧闹。她将在那里的货摊之间徘徊，假装是寻找鞋带或者线团。如果她认为平安无事，她见他走近就擤鼻子；否则他就得装着不认识走过去。但是如果运气好，他们就可以在人群中间太平无事地说上一刻钟的话，安排下一次的约会。
“现在我得走了，”一等到他记住了她的吩咐，她就说道。“我得在十九点三十分回去。我要为少年反性同盟尽两小时的义务，发传单等等的事情，你说可恶不可恶？给我梳一下头发好不好？头发里有树叶吗？肯定没有？那么再见，亲爱的，再见！”
她投在他怀里，狠狠地吻他，一会儿后她就推开幼树，无声无息地消失在树林中了。到现在他还不知道她姓什么，往在哪里。不过，没有关系，因为他们不可能在室内相会，或者交换什么信件。
后来他们一直没有再到树林中那块空地里去过。五月份他们只有一次机会真的作了爱。那是在裘莉亚告诉他的另外一个隐蔽的地方，在三十年前曾经有颗原子弹掉在那里的几乎成了一片荒野的所在，有一个炸毁的教堂，那地方就在教堂的钟楼里。只要你能走到那里，那个地方很不错，但是要到那里却很危险。其余的时间，他们只能在街上相会，每次都换地方，每次都从来没有超过半小时。在街上，一般是能够说些话的。他们在人头济济的人行道上慢慢走，一前一后，从来不互相看一眼，却能奇怪地进行时断时续的谈话，就象灯塔一亮一灭一样，如果看到有穿党员制服的人定近或者附近出现一个电幕，就突然哑声不言，几分钟以后又把刚才说的半句话继续说下去，但是到了约定分手的地方又突然中断，到了第二天晚上又没头没脑地继续下去。裘莉亚似乎很习惯于这种谈话方式，她称为“分期谈话”她说话不动嘴皮，技巧娴熟，令人惊奇。他们每天晚上见面，几乎快有一个月，在这过程中，他们只有一次做到了亲个吻。那是他们在一条横街上不言不语地走着的时候(裘莉亚一离开大街就从来不说话)，突然响起一声震耳的轰鸣，地面震动，空中一片乌黑，温斯顿跌到在地，又痛又怕。一定是附近掉了一个火箭。突然之间他发现裘莉亚的脸就近在几厘米旁边，面无血色，象白粉一样。甚至她的嘴唇也发白。她已经死了！他把她搂过来，却发现自己吻的是个活人的温暖的脸。
但是他的嘴唇接触到一种粉末状的东西。原来两人的脸上尽是厚厚的一层灰泥。
也有一些晚上，他们到了约好的地方，却不得不连招呼也不打就走开了，因为正好街角有个巡逻队过来，或者头顶上有直升飞机巡逻。即使不那么危险，要找时间相会也很困难。因为温斯顿一周工作六十小时，裘莉亚的工作时间更长，他们倒休的日子因工作忙闲而异，并不经常吻合，反正裘莉亚从来没有一个晚上是完全有空的。她花了不少时间参加听报告和游行，为少年反性同盟散发传单，为仇恨周做旗帜，为节约运动募捐，以及诸如此类的活动。她说这样做有好处；这是一种伪装。小地方你如果守规矩，大地方你就能打破规矩。她甚至说服温斯顿参加那些热心的党员都尽义务参加的加班军火生产，这样又牺牲了他的一个晚上的时间。
因此每星期有一个晚上，温斯顿就得化四个小时干令人厌倦的工作，在一个灯光暗淡的透风的车间里，在电幕音乐和锤子敲打的单调声中，把小零件旋在一起，这大概是炸弹的导管。
他们在教堂的钟楼相会时，若断若续的谈话所遗留的空隙就填满了。那是个炎热的下午。钟楼上那间四方的小房子里空气闷热停滞，有股强烈的鸽屎味。他们坐在尘土很厚、嫩枝遍地的地板上谈了好几小时的话，过一会儿两人之中就有一个人站了起来到窗缝里去了望一眼，看有没有人走近。
裘莉亚二十六岁，同其他三十个姑娘一起住在一个宿舍里(“总是生活在女人臭里！我真恨女人！”她补充说。)不出他的所料，她在小说司管小说写作器。她很喜欢她的工作，这主要是管理维修一台功率很大但很不易伺候的电机。她并不“聪明”但是喜欢动手，搞机器就感到自在。她能够介绍给你怎样创作一部小说的全部过程，从计划委员会发出的总指示到改写小组的最后润饰。但是她对成品没有兴趣。她说，她“不怎么喜欢读书”书本只不过是要生产的商品，就象果酱或鞋带一样。
她对六十年代早期以前的事都记不得什么了，她所认识的人中，唯一经常谈到革命前日子的人是她八岁时不再见到的爷爷。她上学时是曲棍球队队长，连续两年获得体操奖杯，当过少年侦察队的小队长，青年团支部书记，最后参加了少年反性同盟。她得到的鉴定一直很出色。她甚至被送到小说司里的色情文学处工作，这是某人名声可靠的毫无置疑的标志，因为该处的工作就是为无产者生产廉价的色情文学。据她说，在里面的工作人员称它为垃圾场。她在那里工作了一年，协助生产象最佳故事选或女学校的一夜等密封寄发的书籍，无产者青少年偷偷摸摸地买去消遣，象买禁书一样。
“这些书写些什么？”温斯顿好奇地问。
“哦，完全是胡说八道。实际上都很无聊。他们一共只有六种情节，互相抄来抄去。当然我只是在管万花筒。我从来没有参加过改写组。要我动笔可不行，亲爱的——水平不够。”
他惊异地获悉，除了头头以外，色情文学处的工作人员全是姑娘。他们所根据的理论是，男人的性本能比女人不易控制，因此更有可能遭到他们自己所制造的淫诲作品的腐蚀。
“他们甚至不要已婚的女人到那里去工作，”她还说。“一般总认为姑娘都很纯洁。这里却有一个不是那样。”
她第一次同男人发生关系是在十六岁的时候，对象是个六十岁的党员，他后来怕遭到逮捕便自杀了。“他干得很干净，”袭莉亚说。“否则，他一招供，他们就会知道我的名字。”
从此以后，她又有过好几起。在她看来，生活很简单。你想快快活活过日子“他们”——指的是党——都不让你快活，你就尽量打破它的规矩。她似乎认为“他们”要剥夺你的快活，就象你要避免被逮住一样，是很自然的事。她憎恨党，而且用很粗的话这么说，但是她对党却没有一般的批评。对于党的理论，除非触及她的生活，她一概没有兴趣。他注意到，她从来不用新话，只有一两句在日常生活中已经流行的除外。她从来没有听到过兄弟会，不相信有这个组织的存在。任何有组织的反叛党的尝试都注定要失败的，因此她认为都是愚蠢之极。聪明人该做的事是打破它的规矩而不危及你的生命。他隐隐地想，在年轻一代中间不知有多少象她那样的人。这一代人是在革命后的世界中长大的，不知有别的世界，把党视为万世不易的东西，就象头上的天空一样，对它的权威绝不反抗，只是千方百计加以回避，就象兔子躲开猎狗一样，他们没有谈到结婚的可能性。这事太渺茫了，连想也不值一想。即使能有办法除掉温斯顿的妻子凯瑟琳，也没有一个委员会会批准这样一桩婚事。即使做白日梦，也是没有希望... -->>
“这里我们可以再来一次。”裘莉亚说。“随便哪个地方只用两次还是安全的。不过当然，在一两个月之内却不能用。”
她一醒来，神情就不同了。她又变得动作干净利落起来。她穿上了衣服，腰上系起了猩红的腰带，开始安排回去的行程。把这种事情交她去办，似乎很自然。她显然在实际生活方面很有办法，而这正是温斯顿所欠缺的。而且她对伦敦周围的乡间十分熟悉，了若指掌，这是她从无数次集体郊游中积累起来的知识。她给他安排的路线与他来的路线大不相同，要他到另外一个车站去伦敦。她说“千万不要走同一条路线回家，”好象是阐明一条重要的原理似的。她先走，温斯顿等半小时以后才在她后面走。
她还说了一个地方，他们可以在四天以后下班时在那里相会。那是一条比较穷苦住宅区的街道，那里有一个露天市场，一般都很拥挤喧闹。她将在那里的货摊之间徘徊，假装是寻找鞋带或者线团。如果她认为平安无事，她见他走近就擤鼻子；否则他就得装着不认识走过去。但是如果运气好，他们就可以在人群中间太平无事地说上一刻钟的话，安排下一次的约会。
“现在我得走了，”一等到他记住了她的吩咐，她就说道。“我得在十九点三十分回去。我要为少年反性同盟尽两小时的义务，发传单等等的事情，你说可恶不可恶？给我梳一下头发好不好？头发里有树叶吗？肯定没有？那么再见，亲爱的，再见！”
她投在他怀里，狠狠地吻他，一会儿后她就推开幼树，无声无息地消失在树林中了。到现在他还不知道她姓什么，往在哪里。不过，没有关系，因为他们不可能在室内相会，或者交换什么信件。
后来他们一直没有再到树林中那块空地里去过。五月份他们只有一次机会真的作了爱。那是在裘莉亚告诉他的另外一个隐蔽的地方，在三十年前曾经有颗原子弹掉在那里的几乎成了一片荒野的所在，有一个炸毁的教堂，那地方就在教堂的钟楼里。只要你能走到那里，那个地方很不错，但是要到那里却很危险。其余的时间，他们只能在街上相会，每次都换地方，每次都从来没有超过半小时。在街上，一般是能够说些话的。他们在人头济济的人行道上慢慢走，一前一后，从来不互相看一眼，却能奇怪地进行时断时续的谈话，就象灯塔一亮一灭一样，如果看到有穿党员制服的人定近或者附近出现一个电幕，就突然哑声不言，几分钟以后又把刚才说的半句话继续说下去，但是到了约定分手的地方又突然中断，到了第二天晚上又没头没脑地继续下去。裘莉亚似乎很习惯于这种谈话方式，她称为“分期谈话”她说话不动嘴皮，技巧娴熟，令人惊奇。他们每天晚上见面，几乎快有一个月，在这过程中，他们只有一次做到了亲个吻。那是他们在一条横街上不言不语地走着的时候(裘莉亚一离开大街就从来不说话)，突然响起一声震耳的轰鸣，地面震动，空中一片乌黑，温斯顿跌到在地，又痛又怕。一定是附近掉了一个火箭。突然之间他发现裘莉亚的脸就近在几厘米旁边，面无血色，象白粉一样。甚至她的嘴唇也发白。她已经死了！他把她搂过来，却发现自己吻的是个活人的温暖的脸。
但是他的嘴唇接触到一种粉末状的东西。原来两人的脸上尽是厚厚的一层灰泥。
也有一些晚上，他们到了约好的地方，却不得不连招呼也不打就走开了，因为正好街角有个巡逻队过来，或者头顶上有直升飞机巡逻。即使不那么危险，要找时间相会也很困难。因为温斯顿一周工作六十小时，裘莉亚的工作时间更长，他们倒休的日子因工作忙闲而异，并不经常吻合，反正裘莉亚从来没有一个晚上是完全有空的。她花了不少时间参加听报告和游行，为少年反性同盟散发传单，为仇恨周做旗帜，为节约运动募捐，以及诸如此类的活动。她说这样做有好处；这是一种伪装。小地方你如果守规矩，大地方你就能打破规矩。她甚至说服温斯顿参加那些热心的党员都尽义务参加的加班军火生产，这样又牺牲了他的一个晚上的时间。
因此每星期有一个晚上，温斯顿就得化四个小时干令人厌倦的工作，在一个灯光暗淡的透风的车间里，在电幕音乐和锤子敲打的单调声中，把小零件旋在一起，这大概是炸弹的导管。
他们在教堂的钟楼相会时，若断若续的谈话所遗留的空隙就填满了。那是个炎热的下午。钟楼上那间四方的小房子里空气闷热停滞，有股强烈的鸽屎味。他们坐在尘土很厚、嫩枝遍地的地板上谈了好几小时的话，过一会儿两人之中就有一个人站了起来到窗缝里去了望一眼，看有没有人走近。
裘莉亚二十六岁，同其他三十个姑娘一起住在一个宿舍里(“总是生活在女人臭里！我真恨女人！”她补充说。)不出他的所料，她在小说司管小说写作器。她很喜欢她的工作，这主要是管理维修一台功率很大但很不易伺候的电机。她并不“聪明”但是喜欢动手，搞机器就感到自在。她能够介绍给你怎样创作一部小说的全部过程，从计划委员会发出的总指示到改写小组的最后润饰。但是她对成品没有兴趣。她说，她“不怎么喜欢读书”书本只不过是要生产的商品，就象果酱或鞋带一样。
她对六十年代早期以前的事都记不得什么了，她所认识的人中，唯一经常谈到革命前日子的人是她八岁时不再见到的爷爷。她上学时是曲棍球队队长，连续两年获得体操奖杯，当过少年侦察队的小队长，青年团支部书记，最后参加了少年反性同盟。她得到的鉴定一直很出色。她甚至被送到小说司里的色情文学处工作，这是某人名声可靠的毫无置疑的标志，因为该处的工作就是为无产者生产廉价的色情文学。据她说，在里面的工作人员称它为垃圾场。她在那里工作了一年，协助生产象最佳故事选或女学校的一夜等密封寄发的书籍，无产者青少年偷偷摸摸地买去消遣，象买禁书一样。
“这些书写些什么？”温斯顿好奇地问。
“哦，完全是胡说八道。实际上都很无聊。他们一共只有六种情节，互相抄来抄去。当然我只是在管万花筒。我从来没有参加过改写组。要我动笔可不行，亲爱的——水平不够。”
他惊异地获悉，除了头头以外，色情文学处的工作人员全是姑娘。他们所根据的理论是，男人的性本能比女人不易控制，因此更有可能遭到他们自己所制造的淫诲作品的腐蚀。
“他们甚至不要已婚的女人到那里去工作，”她还说。“一般总认为姑娘都很纯洁。这里却有一个不是那样。”
她第一次同男人发生关系是在十六岁的时候，对象是个六十岁的党员，他后来怕遭到逮捕便自杀了。“他干得很干净，”袭莉亚说。“否则，他一招供，他们就会知道我的名字。”
从此以后，她又有过好几起。在她看来，生活很简单。你想快快活活过日子“他们”——指的是党——都不让你快活，你就尽量打破它的规矩。她似乎认为“他们”要剥夺你的快活，就象你要避免被逮住一样，是很自然的事。她憎恨党，而且用很粗的话这么说，但是她对党却没有一般的批评。对于党的理论，除非触及她的生活，她一概没有兴趣。他注意到，她从来不用新话，只有一两句在日常生活中已经流行的除外。她从来没有听到过兄弟会，不相信有这个组织的存在。任何有组织的反叛党的尝试都注定要失败的，因此她认为都是愚蠢之极。聪明人该做的事是打破它的规矩而不危及你的生命。他隐隐地想，在年轻一代中间不知有多少象她那样的人。这一代人是在革命后的世界中长大的，不知有别的世界，把党视为万世不易的东西，就象头上的天空一样，对它的权威绝不反抗，只是千方百计加以回避，就象兔子躲开猎狗一样，他们没有谈到结婚的可能性。这事太渺茫了，连想也不值一想。即使能有办法除掉温斯顿的妻子凯瑟琳，也没有一个委员会会批准这样一桩婚事。即使做白日梦，也是没有希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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