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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都是个自命清高的人，生活在地面以上海拔100公尺的高度，因不通人情世故，被广大群众误认为不食人间烟火，随着自然科学的普及，人送外号“外星人”
其实我不过是个不切实际的人，追求一种意境人生，迷信一种超自然的神秘力量，特别崇尚关于气场的说法，好象在一本书中一外国友人说在20公里外就感到周恩来的气场，我也希望有生之年我也能修练到这样的人格魅力。我一直梦想自己是个古代的大圣贤者，在斗室之内修身养性齐家治国平天下，振臂一呼，应者如云，革命成功欲归隐山林，无奈被人拥戴为王，推之不却，只好受命，在了其位谋了其政，不过还是时不时的想着归隐山林。
作为一个现代书生而抱着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理想，不光学会了数理化，也想入世和出世来去自由，古今中外在我这里必须应该立即马上有个大贯通大融合，平淡无奇的前半生，我自己在自己的内心世界里遇水搭桥遇山修路忙得不亦悦乎，但革命青年往往碰壁，在强大的社会现实面前显得幼稚可笑，不过这些年下来“愈挫愈勇，屡败屡战”成了我的战斗格言，也成了我的生活写照。
再加上10年之前的青年时期特别崇尚带有自由气息的艺术，结识过一名艺术大师，一次去他家玩，他正把一袋子大米倒在床上数米粒，墙上挂着他写的日记：一幅春天全家游园图。艺术大师从箱子底拿出一叠本子，全是资本主义大国发给他的绿卡，大师只岿然不动。忍不住问大师一个俗气的问题：现在是教授了吧？旁边的俗人赶快解释说，要那个干嘛，大师自己轻描淡写地说：他们（学校）早就让报了，我没报。职称评定在我等凡人看来很不得了的一件事，在大师那里简直轻如鸿毛，没有一丝分量。大师很个，全社会都迷醉于现代通讯技术，月薪500的人买个2000元的传呼机完全合情合理，而大师没有这种现代化标志的装备，他的学生告诉我：要那捞什子干什么，他那么有名，根本不用找别人，全是别人找他。
立即觉着自己缩小了半截，曾经有一个理想：穿布鞋行走在摩登的城市街道上，一则反叛，二则标新立异，可我那时工资500，连每天早晨吃个一块三的煎饼果子都要斗争半天，本来就生活在贫困线上，再穿个黑口布鞋，无疑不打自招，根本不会被人视为作秀，那简直是真的，说不定那天会引来募捐的。看着满大街的时髦青年，我只能在家里回归自然了，拖沓着一双农村亲戚给做的黑口布鞋各个房间里转悠借以过瘾。
布鞋革命算是告一段落，接下来的是评职称。不知道大师对我的影响到底多深，还是我秉性如此，在这个问题上蹉跎数年，等我真的改弦易章，这个问题才迎刃而解。
有了申报资格的第一年成心不报，我的胆量引来大家的惊叹，我想李大姐等老同志的心里肯定还有不屑，并依此推断我没有志气日后成不了气候，要是我爸爸在世，肯定要骂我是不肖子孙了，在一阵热闹遗憾的劝说和同情后，很快就风平浪静，我倒也怡然自得领我原来的工资，过我归隐闹市的生活。俗话说小隐隐于山林，大隐隐于闹市，我一不小心闹了一大隐，想想都开心。不过这种开心不久被证明是一种伪开心，工资比别人少，我又不像大师那样有名，不时有人高价求画，我除了有一个产生不了任何生产力的深邃的大脑，别我所长，直恨自己“旧时王榭厅堂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找了一个普普通通的打工仔嫁了，害得自己许许多多的人生梦想无从实现，现实的问题是孩子的早教费投入比别人的低，连带着不修边幅的我总是被人盘问置装费这个我根本就不在意的问题，单位工作需要限制资格的时候很多，件件要命，比如分房，比如工资，比如举办活动的入围资格等。渐渐有了受挫感，自己预先设定的好心情消失殆尽，价值观和大众趋同。
第二年不用人催就报上了，不过还是冒傻气，一己之见认为评职称是个人的事，不给任何人打招呼，我想凭着我的人品、学识、气质等等，任何人都应该投我一票的。2005年，恰逢超级女生最火的一年，我这个拟评副高的“老家伙”不合适宜的成了笔笔、春春、黄雅丽等80后的老粉丝，我上台述职的那天，老想着晚上她们在台上pk时安然神情和不懈的抗争，我浑身是胆雄赳赳的演讲了。过后有群众惊呼我的镇静，他们不知道是超女给我壮胆。没有任何悬念，我被淘汰出局，也无所谓了，我从超女比赛身上看到了太多的黑幕，但黑幕和超女无关，超女只要唱好自己的歌就好了，可我忘了超女也要给自己拉票的。
第三年非常卖力准备自己的材料，把自己在报尾巴上发的一丁点的文章都收集出来充当自己的业务成果，零星电话通知好友，给个别面善的领导汇报工作，述职那天，看着台下一张张朝夕相处十几年熟识的脸，我想比我这辈子和家人见面累计时间都长，革命友情心连心啊，在说到自己克服艰苦困难完成工作时，鼻子一酸，我被自己感动了，我想他们投票舍我其谁，后来的结果证明我又错了。
第四年评职称的日子近了，忽然有种近乡情怯的感觉，关于评职称的知识激增，我知道评职称的一般性评价标准，也知道并可贵地认可了单位的潜规则，按老同事的面授机宜提前两个月50米外看见同事就面带微笑双眸含情，若是条件许可，也可以随时随地向任何一级领导汇报工作，对着电话号码本拉网式大面积打电话，让亲爱的兄弟姐妹大叔大婶照顾，以前觉着打过招呼评出的职称注水，现在觉着要评职称了不跟人说一声是瞧不起人家，思想上很有脱胎换骨洗心革面再世为人之感，最后终于借助群众雪亮的眼睛瑕不掩瑜脱颖而出：从单位出线了。
第二天我语重心长教训一位经常以70年代的高龄混迹80后的后生小辈，不能这样疯玩了，人要务实一点，要捞到人生资本再挥霍自己的性情等等。以后这个冷漠的小辈再看我就换了热情与仰视的目光。
一切荣誉头衔阶层阶段都是等着一个人心智成熟到正好与之匹配才给他的吧，我这个唐吉克德现在这样想。
一直都是个自命清高的人，生活在地面以上海拔100公尺的高度，因不通人情世故，被广大群众误认为不食人间烟火，随着自然科学的普及，人送外号“外星人”
其实我不过是个不切实际的人，追求一种意境人生，迷信一种超自然的神秘力量，特别崇尚关于气场的说法，好象在一本书中一外国友人说在20公里外就感到周恩来的气场，我也希望有生之年我也能修练到这样的人格魅力。我一直梦想自己是个古代的大圣贤者，在斗室之内修身养性齐家治国平天下，振臂一呼，应者如云，革命成功欲归隐山林，无奈被人拥戴为王，推之不却，只好受命，在了其位谋了其政，不过还是时不时的想着归隐山林。
作为一个现代书生而抱着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理想，不光学会了数理化，也想入世和出世来去自由，古今中外在我这里必须应该立即马上有个大贯通大融合，平淡无奇的前半生，我自己在自己的内心世界里遇水搭桥遇山修路忙得不亦悦乎，但革命青年往往碰壁，在强大的社会现实面前显得幼稚可笑，不过这些年下来“愈挫愈勇，屡败屡战”成了我的战斗格言，也成了我的生活写照。
再加上10年之前的青年时期特别崇尚带有自由气息的艺术，结识过一名艺术大师，一次去他家玩，他正把一袋子大米倒在床上数米粒，墙上挂着他写的日记：一幅春天全家游园图。艺术大师从箱子底拿出一叠本子，全是资本主义大国发给他的绿卡，大师只岿然不动。忍不住问大师一个俗气的问题：现在是教授了吧？旁边的俗人赶快解释说，要那个干嘛，大师自己轻描淡写地说：他们（学校）早就让报了，我没报。职称评定在我等凡人看来很不得了的一件事，在大师那里简直轻如鸿毛，没有一丝分量。大师很个，全社会都迷醉于现代通讯技术，月薪500的人买个2000元的传呼机完全合情合理，而大师没有这种现代化标志的装备，他的学生告诉我：要那捞什子干什么，他那么有名，根本不用找别人，全是别人找他。
立即觉着自己缩小了半截，曾经有一个理想：穿布鞋行走在摩登的城市街道上，一则反叛，二则标新立异，可我那时工资500，连每天早晨吃个一块三的煎饼果子都要斗争半天，本来就生活在贫困线上，再穿个黑口布鞋，无疑不打自招，根本不会被人视为作秀，那简直是真的，说不定那天会引来募捐的。看着满大街的时髦青年，我只能在家里回归自然了，拖沓着一双农村亲戚给做的黑口布鞋各个房间里转悠借以过瘾。
布鞋革命算是告一段落，接下来的是评职称。不知道大师对我的影响到底多深，还是我秉性如此，在这个问题上蹉跎数年，等我真的改弦易章，这个问题才迎刃而解。
有了申报资格的第一年成心不报，我的胆量引来大家的惊叹，我想李大姐等老同志的心里肯定还有不屑，并依此推断我没有志气日后成不了气候，要是我爸爸在世，肯定要骂我是不肖子孙了，在一阵热闹遗憾的劝说和同情后，很快就风平浪静，我倒也怡然自得领我原来的工资，过我归隐闹市的生活。俗话说小隐隐于山林，大隐隐于闹市，我一不小心闹了一大隐，想想都开心。不过这种开心不久被证明是一种伪开心，工资比别人少，我又不像大师那样有名，不时有人高价求画，我除了有一个产生不了任何生产力的深邃的大脑，别我所长，直恨自己“旧时王榭厅堂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找了一个普普通通的打工仔嫁了，害得自己许许多多的人生梦想无从实现，现实的问题是孩子的早教费投入比别人的低，连带着不修边幅的我总是被人盘问置装费这个我根本就不在意的问题，单位工作需要限制资格的时候很多，件件要命，比如分房，比如工资，比如举办活动的入围资格等。渐渐有了受挫感，自己预先设定的好心情消失殆尽，价值观和大众趋同。
第二年不用人催就报上了，不过还是冒傻气，一己之见认为评职称是个人的事，不给任何人打招呼，我想凭着我的人品、学识、气质等等，任何人都应该投我一票的。2005年，恰逢超级女生最火的一年，我这个拟评副高的“老家伙”不合适宜的成了笔笔、春春、黄雅丽等80后的老粉丝，我上台述职的那天，老想着晚上她们在台上pk时安然神情和不懈的抗争，我浑身是胆雄赳赳的演讲了。过后有群众惊呼我的镇静，他们不知道是超女给我壮胆。没有任何悬念，我被淘汰出局，也无所谓了，我从超女比赛身上看到了太多的黑幕，但黑幕和超女无关，超女只要唱好自己的歌就好了，可我忘了超女也要给自己拉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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