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后点击“添加到主屏幕”第二章群岛露出海面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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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就当明的吧！”
斧山、禁闭室、告密材料、犯人的个人档案都在情报侦查科手里，提前释放或是枪毙都由他们做主。他们还负责对书信和食物包裹的检查。行政科负责分派劳动、岛内的调动和向岛外的遣送。
行政科查出谁是眼线，就把他遣送出去。眼线被捉拿的时候，逃到情报侦查科的屋子里躲起来。他们硬是追到那里，砸门而入，把眼线拽出来强行押解出去。
眼线们被派遣到康德岛的伐木场。幻想般的故事在那里仍继续着，被揭穿了因而变成了废物的眼线们在康德岛上出版报头叫做斯图卡奇的壁报。他们在那上面怀着感伤的幽默进一步互相揭底，例如兜出某某过去是上头宠爱的“大红人”之类的劣迹。
情侦科的头子们这时就针锋相对地对行政科的热心分子们提起诉讼，增加他们的刑期，送上斧山。但是他们的行动遇到一个麻烦，暴露了身份的秘密人员，按那些年的解释，应该称做罪犯规事法典第一百二十一条“公职人员泄露不应公开的情报”——不论此项泄露是否由于他的意愿而发生，也不论他担任的是多大的职务）。情侦科不能保护和挽救败露了的眼线。出了事——自己负责。遣送康德岛的作法几乎是符合法律规定的。
情侦科和行政科之间“敌对行动”的顶点发生在一九二七年。当时白卫军官们冲进了情侦科，砸开了保险柜，取出并且公布了全部眼线的名单。从此这些眼线们全成了永世不得翻身的罪犯！在这以后，行政科的势力一年比一年不行了；前军官越来越少，安插进去的刑事犯越来越多（例如，在轰动一时的列宁格勒暴徒审判后关进来的“丘巴罗夫集团成员”）。最后，行政科逐渐地被制服了产
到了三十年代，营地的新时代开始了。这时连索洛维茨也不再是索洛维茨，而成为了一个普通的“劳动改造营”一颗黑星——这个新时代的思想家纳夫塔利-弗连克尔——正在天空升起，他的公式变成了群岛的最高法规：
“我们必须在头三个月中就榨取出犯人的一切，过后他对我们就没有用了！”
萨瓦季和格尔曼，还有佐西马，你们都在哪里？是谁出的主意要在这既不能畜牧，也不能捕鱼，粮食蔬菜也不能生长的北极圈附近定居的？
噢，毁坏繁荣的大地的行家们啊！你们竟能这么迅速地，仅在一两年之内，就导致一份模范的修道院产业全面的不可挽回的衰败！这是怎样做到的？是抢光运走了？还是全在原地糟塌净了？有几千双空闲的手，却不能从肥美的土地里取得任何东西，这也颇不容易！
只有自由人才能吃到牛奶、酸奶油，不错，还有鲜肉，还有梅福季神父种植的出类拔萃的大白菜。而犯人们吃的却是腌咸的或风干的烂鳕鱼；用大麦粉料或黍子煮的连土豆也不放的稀场。白菜汤或红菜场从来没有见过，其结果就是出现坏血病，甚至“办公室连”的犯人也全部长脓疮，那些干一般菊新的镜不用说了。从远地派遣点押送回营的犯人队伍变成了“匍匐大队”（从码头上真的是四肢贴地爬行着回来）。
家里汇来的钱，一个月准许用九卢布。在格尔曼小礼拜堂里开设了一间小卖部。食物包裹一个月许可寄来一次，由情侦科拆包。如果不给他们送贿赂，就会宣布包裹中许多东西不合规定，如麦片等，不能给你。尼古拉教堂和乌斯宾斯基大教堂里的板铺越长越高——一直长到了四层。在贴着普列奥布拉仁斯基大教堂（见照片6y的宿舍里住的第十三连，也不比这里宽敞。下工回来的时候，三千五百人一起涌向这个门洞，请想象一下在这人口处挤成什么样子。到锅炉房打开水要排一个钟头的队。每礼拜六的晚点名要拖到深夜（如同以前的晚祷）。对于卫生当然是特别注意的：强迫犯人们把头发推光，把胡子剃掉（所有的神父也一律照办）。此外，长衣服的下摆都要剪掉（尤其是僧袍），因为据说它们是传染疾病的主要来源（而契卡人员的军大衣是拖到地面的）。真的，只穿着内衣和披着麻袋片的病人和老人，冬天是没法从本连的板铺上爬起来走进洗澡房的。虱子就可以把他们结果了。（为了多领一份口粮，活人把死人藏在板铺底下。尽管这样做对活人是不大有利的：虱子会从变冷了的尸体上爬到有热气的活人身上。）卫城里有一个很差劲的卫生科，它附设着一座很差劲的医院。在索洛维茨的其他各地，是没有任何医药的。
只有一个例外，那是在安泽尔岛上的各各他耶稣受难隐僧修道院，一个惩戒派遣点。那里治病的办法是用谋害。被饥饿和虐待弄得奄奄一息的囚犯们躺在各各他教堂的地上，衰弱的神甫挨着花柳病患者，年迈的残废人挨着年轻的小偷。根据垂死者本人的请求，也是为了减轻自己的负担，各各他的医生给没有希望的病人服用士的宁——烈性毒剂。只穿着内衣的胡子老长的尸体冬天要在教堂里放很久。然后把它们在门庭里竖着激起来，因为这样可以少占地方。到了该运走的时候，只消从各各他山顶上往下推就行了。
这个山名和修道院的名称很不寻常，别处没有见过。传说（十八世纪手抄本，国立公共图书馆，索洛维茨圣僧列传），一七一二年六月十八日修士司祭约伯在这座山下做节前彻夜祝祷，忽然看见圣母“在天上光华中”显灵。她说道：“这座山从此称做各各他，山上将建造一座教堂，一座耶稣受难隐僧修道院。它将会因为遭受无数苦难而白头。”因此就给它取了这个名字，建造了教堂。但是两百多年过去，这个预言仍是一句空话，似乎看不出何时能够应验。自从这里有了劳动营，你便不能这样说了。
一九七五年去过的人说，寺院毁了（六十年代还是完整的），但墙壁还保留着，有些地方还能看到壁画。
一次，一九二八年，在克姆地区爆发了伤寒流行病。那里的居民死掉了百分之六十。伤寒也蔓延到大索洛维茨岛。在这个地方的冰冷的“剧场大厅”里同时倒卧着好几百名伤寒病人。成百的人进了坟场。（派工员为了怕把名单搞乱，就把姓氏写在每个犯人的手上。这样一来，病愈的人就把病死的短期犯人的姓氏改写在自己手上，以便和他调换刑期。）一九二九年押来成千上万的“巴斯马赤”“他们带来了一种流行病，得病的人身上出现黑斑，必死无疑。这种病决不可能是索洛维茨的犯人们推测的鼠疫或天花，因为这两种疾病在苏维埃共和国境内早已彻底消灭了。这种病被称为“亚细亚型伤寒”这种病是治不了的，只能采取以下办法加以根除：如果监室里有一人得病，就把全室的人统统封闭在屋里，不让出来，只把食物递过去一直到全屋的人都死光。
如果能断定，群岛在索洛维茨时代对自己还没有一个明确的认识，这个孩童还没有猜出他自己将来的性格，这将会是我们的一大科学发现！接着，我们便可以顺藤摸瓜地考察它的性格是怎样一步步地显示出来的。可惜不然！虽然当时没有什么人可以请教，也没有先例可以效仿，好象也没有什么先天的遗传——群岛却很快就认清了自己的性格并把它充分地显示了出来。
未来的经验中的许多东西，早在索洛维茨已经发明了。已经有了“免除一般劳动”这句话。全体犯人都睡板铺，可是已经有人睡木床；整连人住在一间大庙堂里，可是已经有人住在单间里。有的二十人一间，有的四、五人一间。已经有人知道了自己的权力：打量每批新押解来的女犯，给自己挑选一个女人（几千个男人只有一两百女人。后来增加了一些）。靠溜须拍马和出卖别人取得舒适地位的斗争已经在进行。所有的“反革命分子”都被撤销了办公室内的职位，可是后来又恢复了他们的工作，因为刑事惯犯们只会把一切事情弄乱。不断传来的凶险的风声已经把营内的空气搞得十分紧张。“对谁也不要相信！”——这已经成为人们行为的最高准则。（它挤走了和冻杀了“白银时代”的温情主义。）
自由人也已经尝到了劳动营生活的甜头，开始认真地享受它的快乐。自由人的家庭有权得到营里派给的免费的女厨子，随时可以叫劈柴工、洗衣妇、女裁缝、理发匠到家里来。文赫曼斯给自己建造了一座北极别墅。波将金的排场也很大，此人是沙俄龙骑兵上士，后来成了共产党员、契卡干部，现在又当了克姆中转营的营长，他在克姆市内开设了一个饭店，他的乐队队员都是音乐学院毕业生，女服务员穿着丝绸布拉吉。三十年代初期，从实行配给制的莫斯科来的古拉格的同志们可以在这里痛快地吃喝玩乐一番，给他们端菜的是沙霍夫斯卡娅公爵夫人；帐单是象征性的，只要三十来戈比，其余的钱由劳动营报销。
索洛维茨卫城还不是整个索洛维茨，这还是最受优待的地方。真正的索洛维茨甚至不在各个修道院里（把社会党人运走以后，在那些地方成立了劳动派遣点），而是在森林采伐场上，在远处的工地上。但是现在最难探明这些偏远荒僻的场所的情况，因为正是在那里劳动的人没有活下来。据我们知道，早在那时候就已经是：秋天不让他们晒干身上的衣服；冬天在老厚的雪地里干活也不发给御寒的衣裳和靴袜；工作日的长短根据劳动定额决定：定额完成了，工作日结束；没有完成，你就别想进屋。当时也已经发明了这种“开辟”新派遣点的办法：把几百名一批的犯人派到一些毫无准备的荒无人迹的地方就算了事。
但是索洛维茨的最初几年，要求拼命干活和下达突击任务看起来是阵发性的，是间歇发作的火气。它们还没有变成缠住不放的制度。全国的经济还没有以它们为基础，五年计划还没有制定。北方特种营最初几年显然并没有对外承担硬性的经济计划，而且对于营内劳动的耗工量也并没有认真的统计。因此他们忽然可以随随便便地用惩罚代替正经的生产劳动：从一个冰窟窿里舀水灌进另一个冰窟窿，把圆木从一地搬到另一地，然后再搬回来。这表现出残酷性，是的，但是也表现出原始性。当要求拼命干活变成了一种周密的制度以后，在严寒中往身上泼水和捆在树上喂蚊子就已经是多余的了，是浪费刽子手们的精力。
有这样一个官方的数字：一九二九年以前全俄罗斯联邦范围内“参加劳动的犯人只占全体犯人总数的百分之三十四至四十一”（在国内有大量失业的情况下，也只可能是这样）。不清楚这里面包括了劳动营本身的内勤劳动或者仅仅是“外活”但是其余百分之六十至六十五的犯人反正也是没有那么多内勤劳动可干的。这种比例不能不同样表现在索洛维茨。可以肯定，整个二十年代那里有不少犯人没有被派去从事任何经常性的劳动（部分的原因是他们身上没有衣裳），或者只担负着形同虚设的职务。
震撼了全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头一年也震撼了索洛维茨。北方特种营管理局的新局长（一九三0年前上任的）诺格捷夫（就是那个屠杀社会党人的萨瓦季修道院劳动营的长官）“在大为震惊的听众的一片惊讶的低语声中”向克姆市的自由人报告了以下的数字：不算北方特种营本身的正以空前速度增长的森林采伐业，单单依照铁道木材公司和卡累利阿木材公司两家的“外活”订货计划，北方特种营管理局完成了以下采伐任务：一九二六年产值——六万三千卢布；一九二九年——两百三十五万五千卢布（增加三十七倍！），一九三o年又翻了两番。在卡累利阿的摩尔曼斯克边疆区境内，道路建设的产值，一九二六年完成了十万零五千卢布，一九三0年完成了六百万卢布——增加了五十七倍！
先前苦于不知怎样消耗犯人体力的冷冷清清的索洛维茨到此告终。劳动——魔术师前来帮忙了。
索洛维茨的创办时期，一切都是通过克姆佩朋克特进来的。它度过了成熟期以后，从二十年代末开始，又通过克姆佩朋克特往回扩展，向大陆扩展。现在犯人吃到的最大苦头，就是到大陆上的派遣点去劳动。先前索洛维茨在大陆上只有两个派遣点，索罗卜和苏姆关厢，两处都是沿岸的修道院的地产。现在北方特种营膨胀起来，已经忘记了修道院的边界。
犯人们开始修筑一条由克姆往西穿过沼泽地带的克姆-乌赫塔公路“过去认为在这里修路几乎是不可能的”夏天淹死，冬天冻死。索洛维茨的犯人们对这条路怕得要命。在好长时期内，卫城大院的上空回响着低沉的恐吓声：“怎么？想去乌赫塔了？”
这时动工的第二条公路是帕兰多夫斯克公路（以麦德维热戈尔斯克为起点）。在施工过程中，契卡人员加什泽命令把炸药填在一块岩石里，叫几名反革命分子站到岩石上。他通过望远镜观看怎样把他们崩上天。
据说，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在红山（卡累利阿），让一群犯人留在森林里过夜，作为对他们没有完成任务的惩罚，结果冻死了一百五十人。这是常规的索洛维茨方式，没有什么可怀疑的。
另一个传说就比较难以置信了：一九二九年二月，在克姆-乌赫塔公路上的一个叫库特的小居住点附近，一个大约一百人的犯人连队因为没有完成定额而被赶进火堆里——全都烧死了！
告诉我这事的只有一个人，那就是当时站在附近的德米特里-巴甫洛维奇-卡利斯托夫教授，是一个老索洛维茨囚徒，不久前才去世。是的，我没有搜集到关于这个事件的旁证（可能谁也搜集不到。还有许多别的事情，也搜集不到证据，哪怕是一条孤证）。但是他们既然能把人们冻死，把人们炸死，为什么就不能把他们烧死？是因为干这件事在技术上困难一些吗？
请那些不相信活人的口述而宁愿相信印刷字母的人读一读下面的材料吧。这是同一年，由同一个北方特种营管理局，由同样的犯人，但在另一地点——科拉半岛修筑道路的情况：
“在白河河谷，沿着伍德亚尔湖岸，克服了巨大困难，修通了一条通往库基斯伍乔尔山（磷灰石产地）的全长二十七公里的土路。他们用”（你们想的是用什么？有一个词好像要脱口而出，但是不能写到纸面上，不是吗？）“原木和沙土把沼泽填平，整平了由于塌陷的多石山坡造成的复杂地形。”在这以后，北方特种营管理局又在那里修筑了一条铁路——“需要在冬季的一个月内完成十一公里”（为什么非要在一个月内完成不可？为什么不能推迟到夏天？）“任务似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三十万立方，”（在北极圈内！冬天！那难道是泥土吗？那比任何花岗岩还要坚硬！）“必须完全依靠人力——用丁字镐、铁棍和铁锹去挖掘。”（有手套吗？）“大量的桥梁工程延缓了修路的进度。昼夜三班，煤气灯的光芒射穿了北极的黑夜。在云杉林中开伐通道，掘出树根，迎着把路面埋了一人多深的暴风雪”
请你们再读几遍。现在请眯上眼睛。现在猜想象一下：您，一个柔弱无力的城里人，契柯夫的迷恋者，落进了这个冰冷的地狱！您，带着绣花小圆帽的土库曼人，迎着这场夜间的暴风雪！并且还要请您挖挖树根！
这是在最光明最美好的二十年代，还是在各种各样的“个人迷信”之前，当时地球上白色的、黄色的、黑色的和棕色的种族都把我国看做自由的明灯户在这些年代，游艺剧场里正在大唱特唱有关索洛维茨的逗趣的歌曲。
仅在若干小岛上建立一座与世隔绝的特种营的这个原来的意图，就这样在不知不觉中被（被生产任务）破坏了。在索洛维茨诞生和成熟了的群岛开始了全国范围的恶性扩散。
这时便产生了一个课题：既要把我国全境都向它开放，又不让全国被它征服，被它吸引，被它接管和同化。群岛的每一个小岛屿，每一块小高地都必须处在苏维埃汹涌大海般的敌意包围之中，两个世界中许界限分明，不许互相掺混。
这时便有了引起“惊讶的低语声”的诺格捷夫的报告。他说这些话是为了写成一个决议，为了写成克姆市劳动者的决议（接着就会登上报纸，就会在各村镇张贴）：
“苏联国内日益加剧的阶级斗争以及空前增长的战争危险要求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和北方特种营管理局与劳动群众同心协力，提高警惕
“通过组织社会舆论展开斗争，反对自由人与犯人拉拉扯扯、窝藏逃犯、收买赃物和公物反对阶级敌人散布的关于北方特种营管理局的形形色色的流言蜚语。”
这都是些什么样的“流言蜚语”呢？是说营里关着完全无辜的人们。是说如何在那里把他们整死。
下面还有一条：“人人都有义务及时报告”
可恶的自由人！他们和犯人交朋友，他们窝藏逃犯，这是极可怕的危险。如不及时制止，就搞不成什么群岛。国家就要灭亡。革命就要失败。
于是针对着这类“恶意”的流言，散布出一些诚实而进步的流言：营里关着的是杀人犯，暴徒！每一个逃犯都是危险的强盗！关上门，提防着，救救你们的孩子！捕捉吧，告发吧，协助国家政治保卫局的工作！如果有人不协助——赶紧来报告！
现在，随着群岛的蔓延扩大，逃亡事件增多了：林业和筑路派遣点上的绝无生望的前景，但毕竟逃犯脚底下踩着的是完整的大陆，这里总归有一线活命的希望。即使当北方特种营还局限在与世隔绝的小岛上的时候，逃亡的思想也不断地扰动着索洛维茨人的心。容易受骗的人期待着自己的三年期满，而有先见之明的人已经明白，无论是三年也好，二十三年也好，他们都是看不到自由的。要自由，只能逃亡。
但是从索洛维茨怎么逃呢？海面半年结冰，而且不是整的，许多地方有裂沟。飞旋的暴风雪，彻骨的严寒，无边的浓雾和黑暗。春季和夏季的大部分又是白夜，值班汽艇老远就能看见。只有夏末和秋季，夜晚渐长的时候，才是方便机会。当然不是从卫城里逃出来，而是认可以走动和有时间进行准备的派遣点上逃走。人们在靠近海岸的树林里造好小船或木筏，夜间划出去（有时直接骑在原木上），碰运气，主要是希望遇到一艘外国轮船。岛上的人们根据警卫人员的慌乱、汽艇的出海，知道发生了逃亡事件。索洛维茨的犯人们又兴奋又紧张，好像是他们自己在逃跑。他们悄悄地问：还没抓住？还没发现？想必许多人哪里也没到就淹死了。也许有什么人到达了卡累利阿海岸，那个人便会比死人更无声无息地隐藏起来。
那次著名的逃亡英国的事件是在克姆发生的。那个勇敢的家伙（我们实在孤陋寡闻，不知道他的姓氏）懂得英语，但是没有让别人知道。他得到了在克姆码头给外轮装木材的机会，和英国人接上了头。押解队发现少了人，把这艘英国船扣留了一个星期，搜查了几遍，但是没有找到逃犯。（原来：每当从靠岸的一侧开始搜查时，英国人把他用锚链从另一侧放到水下，嘴里叼着一根出气管。）为扣留外轮而付出了一大笔违约罚款。最后做出了犯人大约已淹死的结论，就把轮船放了。
经海上逃走的还有别松诺夫等五人（马尔扎戈夫，马尔布罗斯基，萨佐诺夫，普里布卢金）。
于是在英国便出现了一部书，好像还不止出了一版（尤德-刘松诺夫我的二十六座监狱和我从索洛维茨岛的逃亡）。
这部书使欧洲大吃一惊，（他们无疑会指责逃犯作者夸大其词；“新社会”之友们当然不会相信这部诽谤性的作品！）因为它与人们已经熟知的情况相抵触：红旗报（德共机关报）关于索洛维茨岛上天堂的描写，苏联驻欧洲各国政治代表处散发的介绍索洛维茨的画册：精美的纸张，一间间舒适的僧家的富有真实感的照片。（身在奥地利的我国女共产党员娜杰日达-苏罗夫采娃从我国驻维也纳政治代表处收到一本这样的画册后，曾愤慨地驳斥了欧洲流行的关于索洛维茨的诽谤。而她未来的丈夫的姐姐这时候恰好蹲在索洛维茨，她本人也注定了将要在雅罗斯拉夫水隔离所“排成单行”放两年的风。）
诽谤虽然是诽谤，但是它终归造成了一个叫人伤脑筋的缺口！一个以“党的良心”索尔茨为主席的全俄中执委的委员会前来调查在索洛维茨岛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人家原来什么情况也不了解嘛！）。但这个委员会只不过坐着火车沿摩尔曼斯克铁路转了一趟，什么特别的事也没有办。至于上岛考察，他们认为再好莫过于派——不，劳驾！——刚好不久前回到无产阶级祖国的伟大无产阶级作家马克西姆-高尔基去一趟。他的证言将是对那本卑鄙的国外伪造的出版物的最好的驳斥！
人未到，消息已到，索洛维茨囚徒们的心剧烈地跳动起来，警卫人员们忙碌起来。要熟悉犯人的心情，才能想象出他们的期待！在这暗无天日、横行肆虐、沉寂无声的渊薮中，突然冲进一只雄鹰！海燕！头一名俄国作家！这下他可要给他们一个利害看看！这下他可要管教管教他们！这下老爷子可要来保护我们啦！人们简直像期待全国大赦似地期待着高尔基！
首长们也发了毛：连忙把见不得人的东西尽量隐藏起来。把门面尽量装点得漂亮些。一批批的犯人被发送到遥远的派遣点，以便营里留的人少一点，卫生所让许多病人出院，打扫环境卫生。用没有根的云杉戳在路旁，形成了一条通往三个月前创办的儿童教养院的“林荫路”（几天之内枯木了）。这个教养院是北方特种营管理局的骄傲，那里的孩子都有衣穿，而且没有一个是敌对阶级的成分。高尔基当然会有兴趣在那里看看，为了使少年罪犯们将来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活，现在是怎样对他们进行再教育和挽救的。
只是在克姆发生了疏忽：只穿着内衣和披着麻袋片的犯人们在波波夫岛上为“格列市-博基”号轮船装货，这时不知从哪里忽然出现了高尔基的扈从们，要上这艘船！发明家和思想家们！尽管智者千虑也必有一失，但这也是一个值得你们郑重研究的课题：一个光秃秃的小岛，没有一丛灌木，没有任何可以隐藏的地方——在三百步之外出现了高尔基的扈从。诸位能拿出解决办法吗？把这些有碍观瞻的穿麻袋片的男人们藏到哪里去？如果伟大的人道主义者现在看到了他们，他整个这次旅行将等于白费。是的，当然，他会努力不去注意他们，但是也要帮帮他的忙啊1把他们扔到海里去？他nj会在水里扑腾理进土里？时间来不及不，这件事只有当之无愧的群岛之子才能找到出路。派工员下了一个命令：“停止工作！全体靠拢，挤紧些！坐在地下，坐着不许动！”一块帆布苦到了他们头上。“谁动一动我要他的命！”前装卸工马克西姆-高尔基登上了舷梯，启碇前站在轮船上观赏了整整一小时的风景——并且没有注意到
这是一九二九年六月二十日。大名鼎鼎的作家在幸福湾走下了轮船。和他并排走的是他的儿媳妇，穿着一身皮货（黑色皮革的制帽，皮外套，皮马裤，瘦窄的高筒皮靴）。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活的象征与俄罗斯文学家并肩而行。
高尔基在国家政治保卫局官员们的簇拥下，迈着轻捷的阔步，走过几个宿舍的走廊。所有的房门都大敞着，但他几乎一间也没有进去。在卫生科，穿着崭新的白大褂的医生护士们夹道欢迎，但他几乎一眼都没看就走出去了。从这里，北方特种营的契卡人员们毫无畏惧地把他带上了斧山。这里有什么看的呢？原来，禁闭室里并没有人满为患的现象，而主要的是，根本没有什么树根！一根没有。盗贼们坐在长椅上（这时索洛维茨已经有了大量的盗窃犯），他们全都在读报！他们当中谁也没有站起来告状的胆子，但是也想出一个花样：把报纸反着拿在手里！于是高尔基走到一个人身边，不做声地把报纸正过来。他发觉了！他猜透了！他不会弃之不顾的！他会出来保护他们的！
乘车去儿童教养院参观。一切多么文明1每人单独睡一张木床，有床垫。孩子们全都聚在一起，每一个人都很快乐。忽然一个十四岁的男孩子开口了：“你听着，高尔基！你看见的都是假的。想知道真的吗？要我告诉你吗？”是的，作家点了点头。是的，他想知道真实情况。（唉，你这坏孩子，你为什么要破坏文学祖师爷刚刚建立的安乐生活莫斯科市内的宫殿，莫斯科近郊的庄园）当时就叫所有的人——包括孩子们和国家政治保卫局的陪同人员——都退到外面去，这个男孩子花了一个半小时时间把一切都对这位瘦长的老头子说了。高尔基老泪纵横地从工棚里走出来。一辆四轮马车接他到特种营长官的别墅里去进午餐。孩子们一下子涌回了工棚：“蚊子的事说了吗？”“说了！”“树根的事说了吗？”“说了！”“人代马的事说了吗？”“说了！”“从台阶上推下去的情形呢？麻袋呢？在雪地里过夜呢？”全部，全部，爱说实话的孩子原来全部都说了！
但是我们连他的名字也不知道。
六月二十二日，已经和男孩子谈过话以后，高尔基在为这次访问特备的“意见簿”上留下了这样一段题词：
“我难以用简单的几句话表述我的印象。我不想而且羞于（！）对既是警惕不倦的革命卫士同时又能成为异常勇敢的文化创造者的人们的惊人的毅力做一些俗套的颂扬。”
二十三日，高尔基登船离去。他的船刚一离岸，那个男孩子就被枪毙了。（噢，阐释人心的高手！精通人学的专家！他怎么竟没有把这个孩子带走？！）
这就是他们向新的一代灌输对正义的信仰的方式。
人们试图对我们说，这位文学界的领袖在上面曾百般推托，不愿意发表对北方特种营管理局的赞颂。但是这怎么行呢，阿列克谢-马克西莫维奇这可是在资产阶级的欧洲面前啊！这可是在当前的形势下啊，在这样危险而复杂的局势下啊！那里的管理制度吗？我们会改变，我们会改的。
于是他就发表了自己的文章，这篇文章接二连三地转载于我国的和西方的自由人的各大报刊，以雄鹰和海燕的名义，宣称拿索洛维茨来恐吓人民是毫无根据的，宣称犯人们在那里生活得非常之好，改造得也很好。
在他行将入木的时候，给了群岛以祝福
我一向把高尔基从意大利归来直到死前的可怜的行径归因于他的谬见和糊涂。但是不久前公布的他的二十年代书信促使我用比那更低下的动机——物质欲——解释这个现象。高尔基在索伦托吃惊地发现他既未获得更大的世界声誉，也未获得更多金钱（而他还有一大帮仆役要养活）。他明白了，为了获得金钱和抬高声誉，必须回到苏联，并接受一切附带条件。他在这里变成了雅戈达的自愿的俘虏。斯大林搞死他其实完全没有必要，纯粹是出于过分的谨慎：高尔基对一九三七年也会唱赞歌的。
至于劳动营的管理制度，他们的确履行了诺言。管理制度修改了——在第十一惩戒连里，现在是人贴人地连续站一个星期。一个委员会来到了索洛维茨，这次已经不是索尔茨的那个，而是侦查惩戒委员会。经过调查（在当地情报侦查科的协助下），查清了索洛维茨管理方面一切暴虐行为都是白卫军官（行政科）的勾当，一般说是贵族分子，部分是大学生干的（不错，就是那些从上一世纪起就不断在圣彼得堡煽风点火的大学生们干的）。这时候又发生了神经失常的科热夫尼科夫（远东共和国前部长）、舍普钦斯基和牛相杰格佳廖夫三人的纯属胡闹的失败的逃亡事件。这个事件被夸大成荒诞离奇的白卫军官的大密谋，说他们计划夺取一艘轮船开走。于是开始抓人，虽然没有一个人承认过这个密谋，但案子照样越滚越大，抓人越来越多。
预定抓三百人。如数抓完了。一九二九年十月十四日夜晚，全管犯人被赶回宿舍锁起来。为了缩短去坟场的道路，打开了平时封闭的“圣门”整个晚上，一批接一批地带到刑场。（每带出一批人都传来一阵狗的绝望的哀号，这是一条被挂在什么地方的叫做“黑子”的狗，它每次都以为它的主人巴格拉图尼正走在这一批人中间。各连的犯人们根据狗叫声计算着带出去的批数，但是枪声在狂风中听不清楚。这个哀号声绘刽子手们的刺激这样大，以至第二天就把黑子和跟着黑子一起叫的狗统统枪杀了。）
行刑者有那三个吸吗啡的浪荡公子，有警卫队长杰格佳廖夫和文教科长乌斯宾斯基。（只有从表面看问题的人才会觉得这种结合是奇怪的。这个乌斯宾斯基的历史具有所谓“典型性”即不是最普通的，但却能集中表现出时代的精髓。他是作为一个神父的儿子生到这个世界上来的。他正是以这样的身分遇上了革命。前面等着他的是什么？审查、限制、流放、迫害。要知道，这个家庭包袱是甩不掉的，自己的老子是换不了的。不对！乌斯宾斯基发现了办法：他宰了他的老子并且向当局宣布他这样干是出于阶级仇恨！这是一种健康的感情，几乎根本不能算谋杀！他得到了轻判。进营以后马上在文化教育工作方面露了头角，不久就获得释放。现在他已经是自由人身分的索洛维茨文教科科长了。这次执行处决是他主动要求的还是别人要他证实自己的阶级立场，我们不清楚。那天黎明时，有人看见他在洗脸地前抬着腿，洗刷染满鲜血的皮靴筒。
他们杀人的时候喝得醉醺醺，枪打得马马虎虎——仅仅盖上了一层薄土的大坑到早晨还在那里动弹。
整个十月份，也包括十一月份，又陆续从大陆上运来一批批的人，到这里来枪毙。（库里尔科也随其中的一批被处决。）
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在乐队的伴奏声中，由犯人们把整个坟场推成了平地。
经过这些处决之后，北方特种营管理局长易人，扎林接替了文赫曼斯，据认为这就是新的索洛维茨的法制时代的开始。
不过新时代也不过如此。一九三0年夏天几十名“教派分子”被押到索洛维茨。这些人拒绝来自反基督者的一切：不肯领取任何证件和护照，不肯在任何文书上签字，手里不肯拿钱。他们之中为首的是一位八十岁的白胡子老头，盲人，拄着一根长拐杖。每一个明白人都能看清这些教派分子无论如何也进不了社会主义，因为进了这个社会就得大大地和各种证件打交道，所以最好还是让他们死掉。于是就把他们送上小野兔岛。这是索洛维茨群岛中最小的一个岛，沙土地，没有树木，荒无人烟，只有一间先前的打鱼僧人居住的过夏小屋。当局表示可以发给他们两个月的口粮，但有一个条件：每一个教派分子必须在表册上签收。他们自然拒绝。这时候不安分的安娜-斯克里普尼科娃出来干预。别看她当时还那么年轻，也别看当时苏维埃政权的年龄也还不大，她这已经是第四次坐牢了。她在会计室、派工员和正推行人道主义管理制度的劳动营长之间奔走交涉。起先请求怜悯这些教派分子，后来请求把她和教派分子一起送到野兔岛上去，指派她作记帐员，她可以负责按日发给他们食物并经营全部帐目。这似乎和劳动营制度毫无抵触，但仍遭到拒绝。安娜大声喊道：“可是你们供给疯子口粮并不要他们签字啊！”扎林只是笑，而派工员回答说：“这也许是莫斯科的指示我们不了解”（这当然是莫斯科的指示！别人谁敢负这个责任？）结果什么吃的也没有带，就被送到岛上去了。过了两个月（正好是两个月，因为这时候该上岛去劝他们签收下两个月的口粮了），人们乘船登上野兔岛，只发现了他们的被啄碎了的尸体。全体都在，一个也没有逃跑。
现在，在我们这个伟大世纪的六十年代，有谁来追究罪责呢？
不过，孔林不久也被撤掉了，因为犯了自由主义的错误（好像判了十年）。
索洛维茨劳动营的面貌，自二十年代末起，逐渐变化。从一个为必遭灭亡的反革命分子准备的无声陷阱越来越变为对当时说来是新式的，对我们现在说来是旧式的普通人的劳改营的模样。国内“劳动人民中特别危险分子”的人数急剧地增长。普通刑事犯和无赖们大量地送到岛上来。老资格的惯窃和初出茅庐的扒手们登上了索洛维茨的土地。这里的营地里灌进了大股的女扒手和妓女的水流。（她们在克姆中转站相遇的时候，前者向后者喊着说：“我们偷东西，可是不卖身！”后者也给她们以响亮的回答：“我们卖的是自己的，不是偷来的！”）原因是，当时全国宣布了（当然不见报）开展消灭卖淫现象的斗争。各大城市大抓妓女，按统一规格一律判三年，其中许多人被轰到索洛维茨群岛上来了。从理论上说是明明白白的，正当的劳动很快就能把她们改造过来。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她们总抱着自己低贱的社会职业不放，在押解途中就死气白赖地要求给押解队营房擦地板，趁机勾引红军战士，破坏押解勤务条令。她们也同样轻而易举地和看守员交上朋友，当然不是免费的。在女人奇缺的索洛维茨，她们被安顿得更好。分配给她们最好的宿舍，每天有人给她们送来穿戴和礼物“尼姑们”和其他女反革命给她们的汗衫绣花，借以从她们手里挣一点钱。刑满之后，她们比以往任何时候更阔气地拎着装满绸缎的箱子；出发到苏联各地去开始她们的正当生活。
男贼们在这里干起了赌牌的营生，而女扒手们则认为在索洛维茨最有利的事莫过于生孩子；当地没有托儿所，有了孩子就可以在本来就短暂的服刑期间免除劳动。（在她们之前的女反革命分子从来没有走过这条道。）
一九二九年三月十二日，索洛维茨来了第一批未成年罪犯，以后就不断地送来了（全在十六岁以下）。起先把他们安置在卫城附近的儿童教养院。那里有前面说的那些装门面的木床和床垫。他们把公家发的衣裳藏起来，嚷着说没有衣裳，不能上工。后来连这些小家伙也派到林场去干活。他们有的从那里逃散，有的假冒姓名和刑期，结果是被捉回来，被清查出来。
随着好成分的犯人们的到来，文化教育科顿时振作起来了。使劲地号召扫除文盲（但是小偷们对“红桃”和“梅花”本来就会认），挂出了一条横幅：“犯人是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参加者！”甚至还发明了一个术语：“再锻造”（正是在这里发明的！）
这时候已经是一九三0年的九月，党中央向全体劳动者发出了展开竞赛和突击运动的号召，犯人们怎么能置身事外呢？（既然各处的自由人都在拉车，难道还不该让犯人驾辕吗？）
我们下面引用的资料不是来自活着的人，而是摘自法律学家阿维尔巴赫的大作，因此建议读者将它们除以十六、除以二百五十六，有时候甚至需要在它们前头加上负号。
一九三o年秋，建立了索洛维茨社会主义竞赛和突击工作者运动指挥部。穷凶极恶的累犯、杀人犯和强盗突然变成了“精打细算的经济工作者，熟练的技术指导者，能干的文化工作者”（安德列夫回忆：他们惯于冲着你的脸吼叫：“给我交出木方来，你这反革命！”）小偷和强盗们刚一读完党中央的号召，马上丢掉手里的尖刀和纸牌，心急火燎地要求建立公社。他们在章程上写着：公社社员的社会出身必须是贫农、中农和工人（需要说一句：在登记分配料的名册上，盗窃犯的出身一概写为“前工人”——舍普钦斯基的口号“索洛维茨为工农服务！”差不多变成了现实）“五十八条”绝对不能入社。（社员们还提出了一项建议：把他们的刑期全部加在一起，再除以他们的人数，算出一个平均刑期。服满这个刑期后，全体同时释放！尽管这项建议体现了共产主义精神，但契卡人员认为它在政治上是不成熟的。）索洛维茨公社的口号是：“向工人阶级偿还欠债！”还有一个比这更精彩的：“献出全部，不要分毫！”（这是一个已经完全成熟的口号，大概是值得在全苏普及的。）对于犯了错误的社员，他们想出了这样一种惨无人道的惩罚办法：禁止这些人出工！（对于小偷们，恐怕我不出比这更严厉的惩罚了！）
不过索洛维茨的行政长官们并不像文教工作者那样头脑发热，他们并不过分信赖小偷们的积极性，而是相反地采用了列宁主义的原则：“突击工作——突击供给”！这意思就是把全体社员们迁入单独的宿舍，在那里他们得到较软的床铺，较暖和的衣服，单独开火，吃得比较好（当然是牺牲其他犯人的利益）。社员们对这些非常满意，为了使所有的社员都能留在社里，他们走下了一个人也不开除的规矩。
非社员们也很喜欢这样的公社，他们全部申请加入。但是上级决定不接受他们入社，而是建立第二、第三、第四个“劳动集体”它们已经享受不到上述的全部优待。但任何一个集体也都不要“五十八条”尽管那些最放肆的流氓无赖们也总在小报上教训“五十八条”们说：“现在是你们该懂得我们的营是一个劳动学校的时候了！”
一篇篇的报告用飞机送到古拉格：索洛维茨的奇迹！盗窃犯态度的急剧转变！罪恶世界的激情转化为突击、竞赛和完成生产财务计划的动力！上头看了不胜惊讶，马上把这里的实验结果广为传播。
从此索洛维茨就开始这样生活了：一部分编入“劳动集体”他们完成任务的百分数不是简单地提高，而是成倍地增长！（文教科用集体的影响解释取得这个成绩的原因。可是我们知道这不过是“图赫他”——劳动营里玩惯了的虚报产量的把戏。）
另一部分是“无组织的”（也就是吃不饱的，穿不暖的，干重活的），很容易理解，他们总是完不成劳动定额。
一九三一年二月的索洛维茨突击队代表会议决定：“用社会主义劳动竞赛的壮阔浪潮来回答资本家关于苏联强迫劳动的谰言。”三月，突击队已经发展到一百二十三个。可是在四月间忽然要求它们实行总清洗，因为“阶级异己分子钻进了集体，以便从内部进行瓦解。”（果真是个谜：“五十八条”一个也没有让参加，是谁在瓦解它们？恐怕是因为虚报产量的事露了馅。只顾吃喝玩乐，一算帐，砸了锅，只好拉出几个来打屁股，好让别人能继续混下去。）
在欢乐的喧哗声后面，进行着解送犯人的无声的工作：“五十八条”们正脱离原生的索洛维茨肿瘤，被送到辽远而凶险的地带，去开辟新的劳改营。
听说一艘（又一艘？）运犯人的超载驳船沉没了（又是偶然的？）。
可是某些犯人从安泽尔被单个地、秘密地带出去。警卫人员都奇怪：这是什么神秘的犯人？
读者，请您打开俄国极北地区的地图。从索洛维茨群岛去西伯利亚的海路要经过新地岛。以破冰船打头的船队每年一次（六月一七月）开往西伯利亚，运去犯人和各劳改营一年的口粮。很多年在新地岛上也有劳改营，那是最可怕的——因为落到这里来的人是“没有通信权”的。从来没有一个犯人从这里回去过。这些苦命人在那里开采和建设了什么，怎么活的，怎么死的——这些今天我们都还不知道。
但总有一天我们能等到证言！
后就当明的吧！”
斧山、禁闭室、告密材料、犯人的个人档案都在情报侦查科手里，提前释放或是枪毙都由他们做主。他们还负责对书信和食物包裹的检查。行政科负责分派劳动、岛内的调动和向岛外的遣送。
行政科查出谁是眼线，就把他遣送出去。眼线被捉拿的时候，逃到情报侦查科的屋子里躲起来。他们硬是追到那里，砸门而入，把眼线拽出来强行押解出去。
眼线们被派遣到康德岛的伐木场。幻想般的故事在那里仍继续着，被揭穿了因而变成了废物的眼线们在康德岛上出版报头叫做斯图卡奇的壁报。他们在那上面怀着感伤的幽默进一步互相揭底，例如兜出某某过去是上头宠爱的“大红人”之类的劣迹。
情侦科的头子们这时就针锋相对地对行政科的热心分子们提起诉讼，增加他们的刑期，送上斧山。但是他们的行动遇到一个麻烦，暴露了身份的秘密人员，按那些年的解释，应该称做罪犯规事法典第一百二十一条“公职人员泄露不应公开的情报”——不论此项泄露是否由于他的意愿而发生，也不论他担任的是多大的职务）。情侦科不能保护和挽救败露了的眼线。出了事——自己负责。遣送康德岛的作法几乎是符合法律规定的。
情侦科和行政科之间“敌对行动”的顶点发生在一九二七年。当时白卫军官们冲进了情侦科，砸开了保险柜，取出并且公布了全部眼线的名单。从此这些眼线们全成了永世不得翻身的罪犯！在这以后，行政科的势力一年比一年不行了；前军官越来越少，安插进去的刑事犯越来越多（例如，在轰动一时的列宁格勒暴徒审判后关进来的“丘巴罗夫集团成员”）。最后，行政科逐渐地被制服了产
到了三十年代，营地的新时代开始了。这时连索洛维茨也不再是索洛维茨，而成为了一个普通的“劳动改造营”一颗黑星——这个新时代的思想家纳夫塔利-弗连克尔——正在天空升起，他的公式变成了群岛的最高法规：
“我们必须在头三个月中就榨取出犯人的一切，过后他对我们就没有用了！”
萨瓦季和格尔曼，还有佐西马，你们都在哪里？是谁出的主意要在这既不能畜牧，也不能捕鱼，粮食蔬菜也不能生长的北极圈附近定居的？
噢，毁坏繁荣的大地的行家们啊！你们竟能这么迅速地，仅在一两年之内，就导致一份模范的修道院产业全面的不可挽回的衰败！这是怎样做到的？是抢光运走了？还是全在原地糟塌净了？有几千双空闲的手，却不能从肥美的土地里取得任何东西，这也颇不容易！
只有自由人才能吃到牛奶、酸奶油，不错，还有鲜肉，还有梅福季神父种植的出类拔萃的大白菜。而犯人们吃的却是腌咸的或风干的烂鳕鱼；用大麦粉料或黍子煮的连土豆也不放的稀场。白菜汤或红菜场从来没有见过，其结果就是出现坏血病，甚至“办公室连”的犯人也全部长脓疮，那些干一般菊新的镜不用说了。从远地派遣点押送回营的犯人队伍变成了“匍匐大队”（从码头上真的是四肢贴地爬行着回来）。
家里汇来的钱，一个月准许用九卢布。在格尔曼小礼拜堂里开设了一间小卖部。食物包裹一个月许可寄来一次，由情侦科拆包。如果不给他们送贿赂，就会宣布包裹中许多东西不合规定，如麦片等，不能给你。尼古拉教堂和乌斯宾斯基大教堂里的板铺越长越高——一直长到了四层。在贴着普列奥布拉仁斯基大教堂（见照片6y的宿舍里住的第十三连，也不比这里宽敞。下工回来的时候，三千五百人一起涌向这个门洞，请想象一下在这人口处挤成什么样子。到锅炉房打开水要排一个钟头的队。每礼拜六的晚点名要拖到深夜（如同以前的晚祷）。对于卫生当然是特别注意的：强迫犯人们把头发推光，把胡子剃掉（所有的神父也一律照办）。此外，长衣服的下摆都要剪掉（尤其是僧袍），因为据说它们是传染疾病的主要来源（而契卡人员的军大衣是拖到地面的）。真的，只穿着内衣和披着麻袋片的病人和老人，冬天是没法从本连的板铺上爬起来走进洗澡房的。虱子就可以把他们结果了。（为了多领一份口粮，活人把死人藏在板铺底下。尽管这样做对活人是不大有利的：虱子会从变冷了的尸体上爬到有热气的活人身上。）卫城里有一个很差劲的卫生科，它附设着一座很差劲的医院。在索洛维茨的其他各地，是没有任何医药的。
只有一个例外，那是在安泽尔岛上的各各他耶稣受难隐僧修道院，一个惩戒派遣点。那里治病的办法是用谋害。被饥饿和虐待弄得奄奄一息的囚犯们躺在各各他教堂的地上，衰弱的神甫挨着花柳病患者，年迈的残废人挨着年轻的小偷。根据垂死者本人的请求，也是为了减轻自己的负担，各各他的医生给没有希望的病人服用士的宁——烈性毒剂。只穿着内衣的胡子老长的尸体冬天要在教堂里放很久。然后把它们在门庭里竖着激起来，因为这样可以少占地方。到了该运走的时候，只消从各各他山顶上往下推就行了。
这个山名和修道院的名称很不寻常，别处没有见过。传说（十八世纪手抄本，国立公共图书馆，索洛维茨圣僧列传），一七一二年六月十八日修士司祭约伯在这座山下做节前彻夜祝祷，忽然看见圣母“在天上光华中”显灵。她说道：“这座山从此称做各各他，山上将建造一座教堂，一座耶稣受难隐僧修道院。它将会因为遭受无数苦难而白头。”因此就给它取了这个名字，建造了教堂。但是两百多年过去，这个预言仍是一句空话，似乎看不出何时能够应验。自从这里有了劳动营，你便不能这样说了。
一九七五年去过的人说，寺院毁了（六十年代还是完整的），但墙壁还保留着，有些地方还能看到壁画。
一次，一九二八年，在克姆地区爆发了伤寒流行病。那里的居民死掉了百分之六十。伤寒也蔓延到大索洛维茨岛。在这个地方的冰冷的“剧场大厅”里同时倒卧着好几百名伤寒病人。成百的人进了坟场。（派工员为了怕把名单搞乱，就把姓氏写在每个犯人的手上。这样一来，病愈的人就把病死的短期犯人的姓氏改写在自己手上，以便和他调换刑期。）一九二九年押来成千上万的“巴斯马赤”“他们带来了一种流行病，得病的人身上出现黑斑，必死无疑。这种病决不可能是索洛维茨的犯人们推测的鼠疫或天花，因为这两种疾病在苏维埃共和国境内早已彻底消灭了。这种病被称为“亚细亚型伤寒”这种病是治不了的，只能采取以下办法加以根除：如果监室里有一人得病，就把全室的人统统封闭在屋里，不让出来，只把食物递过去一直到全屋的人都死光。
如果能断定，群岛在索洛维茨时代对自己还没有一个明确的认识，这个孩童还没有猜出他自己将来的性格，这将会是我们的一大科学发现！接着，我们便可以顺藤摸瓜地考察它的性格是怎样一步步地显示出来的。可惜不然！虽然当时没有什么人可以请教，也没有先例可以效仿，好象也没有什么先天的遗传——群岛却很快就认清了自己的性格并把它充分地显示了出来。
未来的经验中的许多东西，早在索洛维茨已经发明了。已经有了“免除一般劳动”这句话。全体犯人都睡板铺，可是已经有人睡木床；整连人住在一间大庙堂里，可是已经有人住在单间里。有的二十人一间，有的四、五人一间。已经有人知道了自己的权力：打量每批新押解来的女犯，给自己挑选一个女人（几千个男人只有一两百女人。后来增加了一些）。靠溜须拍马和出卖别人取得舒适地位的斗争已经在进行。所有的“反革命分子”都被撤销了办公室内的职位，可是后来又恢复了他们的工作，因为刑事惯犯们只会把一切事情弄乱。不断传来的凶险的风声已经把营内的空气搞得十分紧张。“对谁也不要相信！”——这已经成为人们行为的最高准则。（它挤走了和冻杀了“白银时代”的温情主义。）
自由人也已经尝到了劳动营生活的甜头，开始认真地享受它的快乐。自由人的家庭有权得到营里派给的免费的女厨子，随时可以叫劈柴工、洗衣妇、女裁缝、理发匠到家里来。文赫曼斯给自己建造了一座北极别墅。波将金的排场也很大，此人是沙俄龙骑兵上士，后来成了共产党员、契卡干部，现在又当了克姆中转营的营长，他在克姆市内开设了一个饭店，他的乐队队员都是音乐学院毕业生，女服务员穿着丝绸布拉吉。三十年代初期，从实行配给制的莫斯科来的古拉格的同志们可以在这里痛快地吃喝玩乐一番，给他们端菜的是沙霍夫斯卡娅公爵夫人；帐单是象征性的，只要三十来戈比，其余的钱由劳动营报销。
索洛维茨卫城还不是整个索洛维茨，这还是最受优待的地方。真正的索洛维茨甚至不在各个修道院里（把社会党人运走以后，在那些地方成立了劳动派遣点），而是在森林采伐场上，在远处的工地上。但是现在最难探明这些偏远荒僻的场所的情况，因为正是在那里劳动的人没有活下来。据我们知道，早在那时候就已经是：秋天不让他们晒干身上的衣服；冬天在老厚的雪地里干活也不发给御寒的衣裳和靴袜；工作日的长短根据劳动定额决定：定额完成了，工作日结束；没有完成，你就别想进屋。当时也已经发明了这种“开辟”新派遣点的办法：把几百名一批的犯人派到一些毫无准备的荒无人迹的地方就算了事。
但是索洛维茨的最初几年，要求拼命干活和下达突击任务看起来是阵发性的，是间歇发作的火气。它们还没有变成缠住不放的制度。全国的经济还没有以它们为基础，五年计划还没有制定。北方特种营最初几年显然并没有对外承担硬性的经济计划，而且对于营内劳动的耗工量也并没有认真的统计。因此他们忽然可以随随便便地用惩罚代替正经的生产劳动：从一个冰窟窿里舀水灌进另一个冰窟窿，把圆木从一地搬到另一地，然后再搬回来。这表现出残酷性，是的，但是也表现出原始性。当要求拼命干活变成了一种周密的制度以后，在严寒中往身上泼水和捆在树上喂蚊子就已经是多余的了，是浪费刽子手们的精力。
有这样一个官方的数字：一九二九年以前全俄罗斯联邦范围内“参加劳动的犯人只占全体犯人总数的百分之三十四至四十一”（在国内有大量失业的情况下，也只可能是这样）。不清楚这里面包括了劳动营本身的内勤劳动或者仅仅是“外活”但是其余百分之六十至六十五的犯人反正也是没有那么多内勤劳动可干的。这种比例不能不同样表现在索洛维茨。可以肯定，整个二十年代那里有不少犯人没有被派去从事任何经常性的劳动（部分的原因是他们身上没有衣裳），或者只担负着形同虚设的职务。
震撼了全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头一年也震撼了索洛维茨。北方特种营管理局的新局长（一九三0年前上任的）诺格捷夫（就是那个屠杀社会党人的萨瓦季修道院劳动营的长官）“在大为震惊的听众的一片惊讶的低语声中”向克姆市的自由人报告了以下的数字：不算北方特种营本身的正以空前速度增长的森林采伐业，单单依照铁道木材公司和卡累利阿木材公司两家的“外活”订货计划，北方特种营管理局完成了以下采伐任务：一九二六年产值——六万三千卢布；一九二九年——两百三十五万五千卢布（增加三十七倍！），一九三o年又翻了两番。在卡累利阿的摩尔曼斯克边疆区境内，道路建设的产值，一九二六年完成了十万零五千卢布，一九三0年完成了六百万卢布——增加了五十七倍！
先前苦于不知怎样消耗犯人体力的冷冷清清的索洛维茨到此告终。劳动——魔术师前来帮忙了。
索洛维茨的创办时期，一切都是通过克姆佩朋克特进来的。它度过了成熟期以后，从二十年代末开始，又通过克姆佩朋克特往回扩展，向大陆扩展。现在犯人吃到的最大苦头，就是到大陆上的派遣点去劳动。先前索洛维茨在大陆上只有两个派遣点，索罗卜和苏姆关厢，两处都是沿岸的修道院的地产。现在北方特种营膨胀起来，已经忘记了修道院的边界。
犯人们开始修筑一条由克姆往西穿过沼泽地带的克姆-乌赫塔公路“过去认为在这里修路几乎是不可能的”夏天淹死，冬天冻死。索洛维茨的犯人们对这条路怕得要命。在好长时期内，卫城大院的上空回响着低沉的恐吓声：“怎么？想去乌赫塔了？”
这时动工的第二条公路是帕兰多夫斯克公路（以麦德维热戈尔斯克为起点）。在施工过程中，契卡人员加什泽命令把炸药填在一块岩石里，叫几名反革命分子站到岩石上。他通过望远镜观看怎样把他们崩上天。
据说，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在红山（卡累利阿），让一群犯人留在森林里过夜，作为对他们没有完成任务的惩罚，结果冻死了一百五十人。这是常规的索洛维茨方式，没有什么可怀疑的。
另一个传说就比较难以置信了：一九二九年二月，在克姆-乌赫塔公路上的一个叫库特的小居住点附近，一个大约一百人的犯人连队因为没有完成定额而被赶进火堆里——全都烧死了！
告诉我这事的只有一个人，那就是当时站在附近的德米特里-巴甫洛维奇-卡利斯托夫教授，是一个老索洛维茨囚徒，不久前才去世。是的，我没有搜集到关于这个事件的旁证（可能谁也搜集不到。还有许多别的事情，也搜集不到证据，哪怕是一条孤证）。但是他们既然能把人们冻死，把人们炸死，为什么就不能把他们烧死？是因为干这件事在技术上困难一些吗？
请那些不相信活人的口述而宁愿相信印刷字母的人读一读下面的材料吧。这是同一年，由同一个北方特种营管理局，由同样的犯人，但在另一地点——科拉半岛修筑道路的情况：
“在白河河谷，沿着伍德亚尔湖岸，克服了巨大困难，修通了一条通往库基斯伍乔尔山（磷灰石产地）的全长二十七公里的土路。他们用”（你们想的是用什么？有一个词好像要脱口而出，但是不能写到纸面上，不是吗？）“原木和沙土把沼泽填平，整平了由于塌陷的多石山坡造成的复杂地形。”在这以后，北方特种营管理局又在那里修筑了一条铁路——“需要在冬季的一个月内完成十一公里”（为什么非要在一个月内完成不可？为什么不能推迟到夏天？）“任务似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三十万立方，”（在北极圈内！冬天！那难道是泥土吗？那比任何花岗岩还要坚硬！）“必须完全依靠人力——用丁字镐、铁棍和铁锹去挖掘。”（有手套吗？）“大量的桥梁工程延缓了修路的进度。昼夜三班，煤气灯的光芒射穿了北极的黑夜。在云杉林中开伐通道，掘出树根，迎着把路面埋了一人多深的暴风雪”
请你们再读几遍。现在请眯上眼睛。现在猜想象一下：您，一个柔弱无力的城里人，契柯夫的迷恋者，落进了这个冰冷的地狱！您，带着绣花小圆帽的土库曼人，迎着这场夜间的暴风雪！并且还要请您挖挖树根！
这是在最光明最美好的二十年代，还是在各种各样的“个人迷信”之前，当时地球上白色的、黄色的、黑色的和棕色的种族都把我国看做自由的明灯户在这些年代，游艺剧场里正在大唱特唱有关索洛维茨的逗趣的歌曲。
仅在若干小岛上建立一座与世隔绝的特种营的这个原来的意图，就这样在不知不觉中被（被生产任务）破坏了。在索洛维茨诞生和成熟了的群岛开始了全国范围的恶性扩散。
这时便产生了一个课题：既要把我国全境都向它开放，又不让全国被它征服，被它吸引，被它接管和同化。群岛的每一个小岛屿，每一块小高地都必须处在苏维埃汹涌大海般的敌意包围之中，两个世界中许界限分明，不许互相掺混。
这时便有了引起“惊讶的低语声”的诺格捷夫的报告。他说这些话是为了写成一个决议，为了写成克姆市劳动者的决议（接着就会登上报纸，就会在各村镇张贴）：
“苏联国内日益加剧的阶级斗争以及空前增长的战争危险要求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和北方特种营管理局与劳动群众同心协力，提高警惕
“通过组织社会舆论展开斗争，反对自由人与犯人拉拉扯扯、窝藏逃犯、收买赃物和公物反对阶级敌人散布的关于北方特种营管理局的形形色色的流言蜚语。”
这都是些什么样的“流言蜚语”呢？是说营里关着完全无辜的人们。是说如何在那里把他们整死。
下面还有一条：“人人都有义务及时报告”
可恶的自由人！他们和犯人交朋友，他们窝藏逃犯，这是极可怕的危险。如不及时制止，就搞不成什么群岛。国家就要灭亡。革命就要失败。
于是针对着这类“恶意”的流言，散布出一些诚实而进步的流言：营里关着的是杀人犯，暴徒！每一个逃犯都是危险的强盗！关上门，提防着，救救你们的孩子！捕捉吧，告发吧，协助国家政治保卫局的工作！如果有人不协助——赶紧来报告！
现在，随着群岛的蔓延扩大，逃亡事件增多了：林业和筑路派遣点上的绝无生望的前景，但毕竟逃犯脚底下踩着的是完整的大陆，这里总归有一线活命的希望。即使当北方特种营还局限在与世隔绝的小岛上的时候，逃亡的思想也不断地扰动着索洛维茨人的心。容易受骗的人期待着自己的三年期满，而有先见之明的人已经明白，无论是三年也好，二十三年也好，他们都是看不到自由的。要自由，只能逃亡。
但是从索洛维茨怎么逃呢？海面半年结冰，而且不是整的，许多地方有裂沟。飞旋的暴风雪，彻骨的严寒，无边的浓雾和黑暗。春季和夏季的大部分又是白夜，值班汽艇老远就能看见。只有夏末和秋季，夜晚渐长的时候，才是方便机会。当然不是从卫城里逃出来，而是认可以走动和有时间进行准备的派遣点上逃走。人们在靠近海岸的树林里造好小船或木筏，夜间划出去（有时直接骑在原木上），碰运气，主要是希望遇到一艘外国轮船。岛上的人们根据警卫人员的慌乱、汽艇的出海，知道发生了逃亡事件。索洛维茨的犯人们又兴奋又紧张，好像是他们自己在逃跑。他们悄悄地问：还没抓住？还没发现？想必许多人哪里也没到就淹死了。也许有什么人到达了卡累利阿海岸，那个人便会比死人更无声无息地隐藏起来。
那次著名的逃亡英国的事件是在克姆发生的。那个勇敢的家伙（我们实在孤陋寡闻，不知道他的姓氏）懂得英语，但是没有让别人知道。他得到了在克姆码头给外轮装木材的机会，和英国人接上了头。押解队发现少了人，把这艘英国船扣留了一个星期，搜查了几遍，但是没有找到逃犯。（原来：每当从靠岸的一侧开始搜查时，英国人把他用锚链从另一侧放到水下，嘴里叼着一根出气管。）为扣留外轮而付出了一大笔违约罚款。最后做出了犯人大约已淹死的结论，就把轮船放了。
经海上逃走的还有别松诺夫等五人（马尔扎戈夫，马尔布罗斯基，萨佐诺夫，普里布卢金）。
于是在英国便出现了一部书，好像还不止出了一版（尤德-刘松诺夫我的二十六座监狱和我从索洛维茨岛的逃亡）。
这部书使欧洲大吃一惊，（他们无疑会指责逃犯作者夸大其词；“新社会”之友们当然不会相信这部诽谤性的作品！）因为它与人们已经熟知的情况相抵触：红旗报（德共机关报）关于索洛维茨岛上天堂的描写，苏联驻欧洲各国政治代表处散发的介绍索洛维茨的画册：精美的纸张，一间间舒适的僧家的富有真实感的照片。（身在奥地利的我国女共产党员娜杰日达-苏罗夫采娃从我国驻维也纳政治代表处收到一本这样的画册后，曾愤慨地驳斥了欧洲流行的关于索洛维茨的诽谤。而她未来的丈夫的姐姐这时候恰好蹲在索洛维茨，她本人也注定了将要在雅罗斯拉夫水隔离所“排成单行”放两年的风。）
诽谤虽然是诽谤，但是它终归造成了一个叫人伤脑筋的缺口！一个以“党的良心”索尔茨为主席的全俄中执委的委员会前来调查在索洛维茨岛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人家原来什么情况也不了解嘛！）。但这个委员会只不过坐着火车沿摩尔曼斯克铁路转了一趟，什么特别的事也没有办。至于上岛考察，他们认为再好莫过于派——不，劳驾！——刚好不久前回到无产阶级祖国的伟大无产阶级作家马克西姆-高尔基去一趟。他的证言将是对那本卑鄙的国外伪造的出版物的最好的驳斥！
人未到，消息已到，索洛维茨囚徒们的心剧烈地跳动起来，警卫人员们忙碌起来。要熟悉犯人的心情，才能想象出他们的期待！在这暗无天日、横行肆虐、沉寂无声的渊薮中，突然冲进一只雄鹰！海燕！头一名俄国作家！这下他可要给他们一个利害看看！这下他可要管教管教他们！这下老爷子可要来保护我们啦！人们简直像期待全国大赦似地期待着高尔基！
首长们也发了毛：连忙把见不得人的东西尽量隐藏起来。把门面尽量装点得漂亮些。一批批的犯人被发送到遥远的派遣点，以便营里留的人少一点，卫生所让许多病人出院，打扫环境卫生。用没有根的云杉戳在路旁，形成了一条通往三个月前创办的儿童教养院的“林荫路”（几天之内枯木了）。这个教养院是北方特种营管理局的骄傲，那里的孩子都有衣穿，而且没有一个是敌对阶级的成分。高尔基当然会有兴趣在那里看看，为了使少年罪犯们将来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活，现在是怎样对他们进行再教育和挽救的。
只是在克姆发生了疏忽：只穿着内衣和披着麻袋片的犯人们在波波夫岛上为“格列市-博基”号轮船装货，这时不知从哪里忽然出现了高尔基的扈从们，要上这艘船！发明家和思想家们！尽管智者千虑也必有一失，但这也是一个值得你们郑重研究的课题：一个光秃秃的小岛，没有一丛灌木，没有任何可以隐藏的地方——在三百步之外出现了高尔基的扈从。诸位能拿出解决办法吗？把这些有碍观瞻的穿麻袋片的男人们藏到哪里去？如果伟大的人道主义者现在看到了他们，他整个这次旅行将等于白费。是的，当然，他会努力不去注意他们，但是也要帮帮他的忙啊1把他们扔到海里去？他nj会在水里扑腾理进土里？时间来不及不，这件事只有当之无愧的群岛之子才能找到出路。派工员下了一个命令：“停止工作！全体靠拢，挤紧些！坐在地下，坐着不许动！”一块帆布苦到了他们头上。“谁动一动我要他的命！”前装卸工马克西姆-高尔基登上了舷梯，启碇前站在轮船上观赏了整整一小时的风景——并且没有注意到
这是一九二九年六月二十日。大名鼎鼎的作家在幸福湾走下了轮船。和他并排走的是他的儿媳妇，穿着一身皮货（黑色皮革的制帽，皮外套，皮马裤，瘦窄的高筒皮靴）。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活的象征与俄罗斯文学家并肩而行。
高尔基在国家政治保卫局官员们的簇拥下，迈着轻捷的阔步，走过几个宿舍的走廊。所有的房门都大敞着，但他几乎一间也没有进去。在卫生科，穿着崭新的白大褂的医生护士们夹道欢迎，但他几乎一眼都没看就走出去了。从这里，北方特种营的契卡人员们毫无畏惧地把他带上了斧山。这里有什么看的呢？原来，禁闭室里并没有人满为患的现象，而主要的是，根本没有什么树根！一根没有。盗贼们坐在长椅上（这时索洛维茨已经有了大量的盗窃犯），他们全都在读报！他们当中谁也没有站起来告状的胆子，但是也想出一个花样：把报纸反着拿在手里！于是高尔基走到一个人身边，不做声地把报纸正过来。他发觉了！他猜透了！他不会弃之不顾的！他会出来保护他们的！
乘车去儿童教养院参观。一切多么文明1每人单独睡一张木床，有床垫。孩子们全都聚在一起，每一个人都很快乐。忽然一个十四岁的男孩子开口了：“你听着，高尔基！你看见的都是假的。想知道真的吗？要我告诉你吗？”是的，作家点了点头。是的，他想知道真实情况。（唉，你这坏孩子，你为什么要破坏文学祖师爷刚刚建立的安乐生活莫斯科市内的宫殿，莫斯科近郊的庄园）当时就叫所有的人——包括孩子们和国家政治保卫局的陪同人员——都退到外面去，这个男孩子花了一个半小时时间把一切都对这位瘦长的老头子说了。高尔基老泪纵横地从工棚里走出来。一辆四轮马车接他到特种营长官的别墅里去进午餐。孩子们一下子涌回了工棚：“蚊子的事说了吗？”“说了！”“树根的事说了吗？”“说了！”“人代马的事说了吗？”“说了！”“从台阶上推下去的情形呢？麻袋呢？在雪地里过夜呢？”全部，全部，爱说实话的孩子原来全部都说了！
但是我们连他的名字也不知道。
六月二十二日，已经和男孩子谈过话以后，高尔基在为这次访问特备的“意见簿”上留下了这样一段题词：
“我难以用简单的几句话表述我的印象。我不想而且羞于（！）对既是警惕不倦的革命卫士同时又能成为异常勇敢的文化创造者的人们的惊人的毅力做一些俗套的颂扬。”
二十三日，高尔基登船离去。他的船刚一离岸，那个男孩子就被枪毙了。（噢，阐释人心的高手！精通人学的专家！他怎么竟没有把这个孩子带走？！）
这就是他们向新的一代灌输对正义的信仰的方式。
人们试图对我们说，这位文学界的领袖在上面曾百般推托，不愿意发表对北方特种营管理局的赞颂。但是这怎么行呢，阿列克谢-马克西莫维奇这可是在资产阶级的欧洲面前啊！这可是在当前的形势下啊，在这样危险而复杂的局势下啊！那里的管理制度吗？我们会改变，我们会改的。
于是他就发表了自己的文章，这篇文章接二连三地转载于我国的和西方的自由人的各大报刊，以雄鹰和海燕的名义，宣称拿索洛维茨来恐吓人民是毫无根据的，宣称犯人们在那里生活得非常之好，改造得也很好。
在他行将入木的时候，给了群岛以祝福
我一向把高尔基从意大利归来直到死前的可怜的行径归因于他的谬见和糊涂。但是不久前公布的他的二十年代书信促使我用比那更低下的动机——物质欲——解释这个现象。高尔基在索伦托吃惊地发现他既未获得更大的世界声誉，也未获得更多金钱（而他还有一大帮仆役要养活）。他明白了，为了获得金钱和抬高声誉，必须回到苏联，并接受一切附带条件。他在这里变成了雅戈达的自愿的俘虏。斯大林搞死他其实完全没有必要，纯粹是出于过分的谨慎：高尔基对一九三七年也会唱赞歌的。
至于劳动营的管理制度，他们的确履行了诺言。管理制度修改了——在第十一惩戒连里，现在是人贴人地连续站一个星期。一个委员会来到了索洛维茨，这次已经不是索尔茨的那个，而是侦查惩戒委员会。经过调查（在当地情报侦查科的协助下），查清了索洛维茨管理方面一切暴虐行为都是白卫军官（行政科）的勾当，一般说是贵族分子，部分是大学生干的（不错，就是那些从上一世纪起就不断在圣彼得堡煽风点火的大学生们干的）。这时候又发生了神经失常的科热夫尼科夫（远东共和国前部长）、舍普钦斯基和牛相杰格佳廖夫三人的纯属胡闹的失败的逃亡事件。这个事件被夸大成荒诞离奇的白卫军官的大密谋，说他们计划夺取一艘轮船开走。于是开始抓人，虽然没有一个人承认过这个密谋，但案子照样越滚越大，抓人越来越多。
预定抓三百人。如数抓完了。一九二九年十月十四日夜晚，全管犯人被赶回宿舍锁起来。为了缩短去坟场的道路，打开了平时封闭的“圣门”整个晚上，一批接一批地带到刑场。（每带出一批人都传来一阵狗的绝望的哀号，这是一条被挂在什么地方的叫做“黑子”的狗，它每次都以为它的主人巴格拉图尼正走在这一批人中间。各连的犯人们根据狗叫声计算着带出去的批数，但是枪声在狂风中听不清楚。这个哀号声绘刽子手们的刺激这样大，以至第二天就把黑子和跟着黑子一起叫的狗统统枪杀了。）
行刑者有那三个吸吗啡的浪荡公子，有警卫队长杰格佳廖夫和文教科长乌斯宾斯基。（只有从表面看问题的人才会觉得这种结合是奇怪的。这个乌斯宾斯基的历史具有所谓“典型性”即不是最普通的，但却能集中表现出时代的精髓。他是作为一个神父的儿子生到这个世界上来的。他正是以这样的身分遇上了革命。前面等着他的是什么？审查、限制、流放、迫害。要知道，这个家庭包袱是甩不掉的，自己的老子是换不了的。不对！乌斯宾斯基发现了办法：他宰了他的老子并且向当局宣布他这样干是出于阶级仇恨！这是一种健康的感情，几乎根本不能算谋杀！他得到了轻判。进营以后马上在文化教育工作方面露了头角，不久就获得释放。现在他已经是自由人身分的索洛维茨文教科科长了。这次执行处决是他主动要求的还是别人要他证实自己的阶级立场，我们不清楚。那天黎明时，有人看见他在洗脸地前抬着腿，洗刷染满鲜血的皮靴筒。
他们杀人的时候喝得醉醺醺，枪打得马马虎虎——仅仅盖上了一层薄土的大坑到早晨还在那里动弹。
整个十月份，也包括十一月份，又陆续从大陆上运来一批批的人，到这里来枪毙。（库里尔科也随其中的一批被处决。）
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在乐队的伴奏声中，由犯人们把整个坟场推成了平地。
经过这些处决之后，北方特种营管理局长易人，扎林接替了文赫曼斯，据认为这就是新的索洛维茨的法制时代的开始。
不过新时代也不过如此。一九三0年夏天几十名“教派分子”被押到索洛维茨。这些人拒绝来自反基督者的一切：不肯领取任何证件和护照，不肯在任何文书上签字，手里不肯拿钱。他们之中为首的是一位八十岁的白胡子老头，盲人，拄着一根长拐杖。每一个明白人都能看清这些教派分子无论如何也进不了社会主义，因为进了这个社会就得大大地和各种证件打交道，所以最好还是让他们死掉。于是就把他们送上小野兔岛。这是索洛维茨群岛中最小的一个岛，沙土地，没有树木，荒无人烟，只有一间先前的打鱼僧人居住的过夏小屋。当局表示可以发给他们两个月的口粮，但有一个条件：每一个教派分子必须在表册上签收。他们自然拒绝。这时候不安分的安娜-斯克里普尼科娃出来干预。别看她当时还那么年轻，也别看当时苏维埃政权的年龄也还不大，她这已经是第四次坐牢了。她在会计室、派工员和正推行人道主义管理制度的劳动营长之间奔走交涉。起先请求怜悯这些教派分子，后来请求把她和教派分子一起送到野兔岛上去，指派她作记帐员，她可以负责按日发给他们食物并经营全部帐目。这似乎和劳动营制度毫无抵触，但仍遭到拒绝。安娜大声喊道：“可是你们供给疯子口粮并不要他们签字啊！”扎林只是笑，而派工员回答说：“这也许是莫斯科的指示我们不了解”（这当然是莫斯科的指示！别人谁敢负这个责任？）结果什么吃的也没有带，就被送到岛上去了。过了两个月（正好是两个月，因为这时候该上岛去劝他们签收下两个月的口粮了），人们乘船登上野兔岛，只发现了他们的被啄碎了的尸体。全体都在，一个也没有逃跑。
现在，在我们这个伟大世纪的六十年代，有谁来追究罪责呢？
不过，孔林不久也被撤掉了，因为犯了自由主义的错误（好像判了十年）。
索洛维茨劳动营的面貌，自二十年代末起，逐渐变化。从一个为必遭灭亡的反革命分子准备的无声陷阱越来越变为对当时说来是新式的，对我们现在说来是旧式的普通人的劳改营的模样。国内“劳动人民中特别危险分子”的人数急剧地增长。普通刑事犯和无赖们大量地送到岛上来。老资格的惯窃和初出茅庐的扒手们登上了索洛维茨的土地。这里的营地里灌进了大股的女扒手和妓女的水流。（她们在克姆中转站相遇的时候，前者向后者喊着说：“我们偷东西，可是不卖身！”后者也给她们以响亮的回答：“我们卖的是自己的，不是偷来的！”）原因是，当时全国宣布了（当然不见报）开展消灭卖淫现象的斗争。各大城市大抓妓女，按统一规格一律判三年，其中许多人被轰到索洛维茨群岛上来了。从理论上说是明明白白的，正当的劳动很快就能把她们改造过来。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她们总抱着自己低贱的社会职业不放，在押解途中就死气白赖地要求给押解队营房擦地板，趁机勾引红军战士，破坏押解勤务条令。她们也同样轻而易举地和看守员交上朋友，当然不是免费的。在女人奇缺的索洛维茨，她们被安顿得更好。分配给她们最好的宿舍，每天有人给她们送来穿戴和礼物“尼姑们”和其他女反革命给她们的汗衫绣花，借以从她们手里挣一点钱。刑满之后，她们比以往任何时候更阔气地拎着装满绸缎的箱子；出发到苏联各地去开始她们的正当生活。
男贼们在这里干起了赌牌的营生，而女扒手们则认为在索洛维茨最有利的事莫过于生孩子；当地没有托儿所，有了孩子就可以在本来就短暂的服刑期间免除劳动。（在她们之前的女反革命分子从来没有走过这条道。）
一九二九年三月十二日，索洛维茨来了第一批未成年罪犯，以后就不断地送来了（全在十六岁以下）。起先把他们安置在卫城附近的儿童教养院。那里有前面说的那些装门面的木床和床垫。他们把公家发的衣裳藏起来，嚷着说没有衣裳，不能上工。后来连这些小家伙也派到林场去干活。他们有的从那里逃散，有的假冒姓名和刑期，结果是被捉回来，被清查出来。
随着好成分的犯人们的到来，文化教育科顿时振作起来了。使劲地号召扫除文盲（但是小偷们对“红桃”和“梅花”本来就会认），挂出了一条横幅：“犯人是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参加者！”甚至还发明了一个术语：“再锻造”（正是在这里发明的！）
这时候已经是一九三0年的九月，党中央向全体劳动者发出了展开竞赛和突击运动的号召，犯人们怎么能置身事外呢？（既然各处的自由人都在拉车，难道还不该让犯人驾辕吗？）
我们下面引用的资料不是来自活着的人，而是摘自法律学家阿维尔巴赫的大作，因此建议读者将它们除以十六、除以二百五十六，有时候甚至需要在它们前头加上负号。
一九三o年秋，建立了索洛维茨社会主义竞赛和突击工作者运动指挥部。穷凶极恶的累犯、杀人犯和强盗突然变成了“精打细算的经济工作者，熟练的技术指导者，能干的文化工作者”（安德列夫回忆：他们惯于冲着你的脸吼叫：“给我交出木方来，你这反革命！”）小偷和强盗们刚一读完党中央的号召，马上丢掉手里的尖刀和纸牌，心急火燎地要求建立公社。他们在章程上写着：公社社员的社会出身必须是贫农、中农和工人（需要说一句：在登记分配料的名册上，盗窃犯的出身一概写为“前工人”——舍普钦斯基的口号“索洛维茨为工农服务！”差不多变成了现实）“五十八条”绝对不能入社。（社员们还提出了一项建议：把他们的刑期全部加在一起，再除以他们的人数，算出一个平均刑期。服满这个刑期后，全体同时释放！尽管这项建议体现了共产主义精神，但契卡人员认为它在政治上是不成熟的。）索洛维茨公社的口号是：“向工人阶级偿还欠债！”还有一个比这更精彩的：“献出全部，不要分毫！”（这是一个已经完全成熟的口号，大概是值得在全苏普及的。）对于犯了错误的社员，他们想出了这样一种惨无人道的惩罚办法：禁止这些人出工！（对于小偷们，恐怕我不出比这更严厉的惩罚了！）
不过索洛维茨的行政长官们并不像文教工作者那样头脑发热，他们并不过分信赖小偷们的积极性，而是相反地采用了列宁主义的原则：“突击工作——突击供给”！这意思就是把全体社员们迁入单独的宿舍，在那里他们得到较软的床铺，较暖和的衣服，单独开火，吃得比较好（当然是牺牲其他犯人的利益）。社员们对这些非常满意，为了使所有的社员都能留在社里，他们走下了一个人也不开除的规矩。
非社员们也很喜欢这样的公社，他们全部申请加入。但是上级决定不接受他们入社，而是建立第二、第三、第四个“劳动集体”它们已经享受不到上述的全部优待。但任何一个集体也都不要“五十八条”尽管那些最放肆的流氓无赖们也总在小报上教训“五十八条”们说：“现在是你们该懂得我们的营是一个劳动学校的时候了！”
一篇篇的报告用飞机送到古拉格：索洛维茨的奇迹！盗窃犯态度的急剧转变！罪恶世界的激情转化为突击、竞赛和完成生产财务计划的动力！上头看了不胜惊讶，马上把这里的实验结果广为传播。
从此索洛维茨就开始这样生活了：一部分编入“劳动集体”他们完成任务的百分数不是简单地提高，而是成倍地增长！（文教科用集体的影响解释取得这个成绩的原因。可是我们知道这不过是“图赫他”——劳动营里玩惯了的虚报产量的把戏。）
另一部分是“无组织的”（也就是吃不饱的，穿不暖的，干重活的），很容易理解，他们总是完不成劳动定额。
一九三一年二月的索洛维茨突击队代表会议决定：“用社会主义劳动竞赛的壮阔浪潮来回答资本家关于苏联强迫劳动的谰言。”三月，突击队已经发展到一百二十三个。可是在四月间忽然要求它们实行总清洗，因为“阶级异己分子钻进了集体，以便从内部进行瓦解。”（果真是个谜：“五十八条”一个也没有让参加，是谁在瓦解它们？恐怕是因为虚报产量的事露了馅。只顾吃喝玩乐，一算帐，砸了锅，只好拉出几个来打屁股，好让别人能继续混下去。）
在欢乐的喧哗声后面，进行着解送犯人的无声的工作：“五十八条”们正脱离原生的索洛维茨肿瘤，被送到辽远而凶险的地带，去开辟新的劳改营。
听说一艘（又一艘？）运犯人的超载驳船沉没了（又是偶然的？）。
可是某些犯人从安泽尔被单个地、秘密地带出去。警卫人员都奇怪：这是什么神秘的犯人？
读者，请您打开俄国极北地区的地图。从索洛维茨群岛去西伯利亚的海路要经过新地岛。以破冰船打头的船队每年一次（六月一七月）开往西伯利亚，运去犯人和各劳改营一年的口粮。很多年在新地岛上也有劳改营，那是最可怕的——因为落到这里来的人是“没有通信权”的。从来没有一个犯人从这里回去过。这些苦命人在那里开采和建设了什么，怎么活的，怎么死的——这些今天我们都还不知道。
但总有一天我们能等到证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