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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重点，更是积极
我握了握科利亚的手，小声说：“我上船去，你随后赶来，拿着公事包。”然后又大声对他说：“咱们不该把吃的东西都留在岸上。”我走到外间，一推门，门反锁着。这就清楚了。我返回屋里，急急地扯了科利亚一把，又回到外间门前。门做得不很地道，有一块板子底下短一点，我从这里伸出手去，用力往前伸着摸原来外面是用一根木棍子把门顶住的。我把它推倒了。
我出来急忙奔向河岸。船还在原处。我站在明亮的月光下等待科利亚。可是，不见科利亚跟上来。唉呀，真是害人！那就是说，他没有毅力立即站起来，想多暖和一步钟。也许是把他抓住了。应该去救他出来。
我又爬上陡岸。迎面走来四个人，其中有日丹诺克。四个人靠得很近。（或者是人们在抓着他？）日丹诺克喊道：“格奥尔吉！（看，他又喊“格奥尔吉”！）快过来吧！他们要看咱们的证件！”我本来叫他把公事包拿着的，可是他空着手。
我走到近前。新来的哈萨克人用蹩脚俄语问道：
“你们的证件呢？”
“您是什么人？”我尽量镇定自若地反问他。
“我是管理员。”
“噢，好啊，”我用称赞的口吻说“咱们一起回去吧。证件是随时都可以检查的。在那儿，在屋里。屋里不也亮些吗？”我们一起回到屋里。
我从地板上慢慢拿起公事包来，走近油灯，心里盘算着怎样打倒他们，怎样跑出去，同时嘴里自言自语地说：“证件嘛，随时都准备着，请检查吧。检查证件嘛，该检查谁就检查谁。提高点警惕总是好的嘛。我们粮食来办处里就发生过一桩事”我已经在拉公事包的拉锁，就要打开立了。他们凑在我的身旁。我用肩膀猛地朝管理员一靠，他撞在老头子身上，两个人都倒了。我反手就给另一个年轻人一拳。叫声！喊声！我说一声“玛赫玛杰拉！”拿起皮包就冲出了内屋、冲到外屋门口。这时我听到科利亚从门过道喊道：“格奥尔吉！抓住我啦！”回头一看，只见他把住门框不放，哈萨克人正在往里拖他。我拉了他的手一把，没拉出来。于是我蹬住门框，猛地用力一扯，把科利亚的身子一下子拉到我的身后去，可我自己却因用力太猛倒下了。立即有两个人扑到我身上。我自己也不知道怎么从他俩的身体下面跳起来的。我们宝贵的手提包只好留在那里了。我直奔岸边石崖，连跑带跳！后面的人用俄语叫喊：“用斧头砍他！用斧头！”看样子是在吓唬人，不然他们就说哈萨克语了。我感到他们的手就要抓到我了。我跌跌撞撞地往前跑，跳下石崖！科利亚已经跑到船旁了。我对他喊道：“把船推进河！你快上去！”幸亏他们没有枪。我跳进水里，水没了膝盖，我追上船，跳上去。哈萨克人不敢下水，他们在岸边跑，一面喊着：“追呀，追！”我对他们喊：“怎么？你们这些混蛋，抓到了吗？”
幸亏他们没有枪。我顺流划去。他们大声喊叫着在岸上跑，但不远就有一个小河弯挡住了他们的去路。我脱下两条裤子（一条海军裤和一条西装裤），把水拧干。冻得我浑身打战。
“哼！科利亚！你这回暖和过来了吧？”科利亚一声不吭
很明显，必须离开额尔齐斯河。应该在黎明前上岸，尽快搭顺路汽车赶到鄂木斯克。好在已经不远了。
“卡秋莎”和盐都在手提包里。到哪里去弄刮脸刀呢，更不用说要把衣服晒干了？眼前岸边有一只小船，一间小房。看样子像是浮标工住的。我们上了岸，叫门。里面并不点灯。一个粗声粗气的男人声音：“难呀？”
“让我们进去暖和暖和吧！船翻啦，差一点淹死！”里面的人磨蹭了好久，终于把门打开了。在昏暗的门过道一个粗壮的老头子倚在门旁，是个俄罗斯人，双手举着斧头照准我们。谁敢进去，他会一斧头劈下来的！我急忙对他解释：
一您别害怕，我们是从鄂木斯克来的。是出差回来的。刚到阿拜国营牧场去过。我们本想坐小船到下游去一趟，可从您这里往上游去不远有个浅滩，还有人下了鱼网，我们没弄好，把船搞翻了。”
老头子还是半信半疑地看着我们，并不放下斧头。我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他！在什么画上？他像是个壮士歌里的老汉，白发苍苍。他终于答话了：
“那么说，你们是往日列坚卡去？”
太好了。这样我们就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了。
“是啊，去日列坚卡。可主要的是把皮包掉在水里了，里面有一百五十卢布。我们在国营牧场买了肉。现在也顾不得那些肉了，您想不想把我们的肉买下来？”
日丹诺克去取肉。老头子把我放进里屋。屋里有一盏煤油灯，墙上挂着猎枪。
“现在该看看你们的证件了。”
我尽量装出高高兴兴的样子说：
“证件嘛，总是要随身携带的。幸而放在上衣口袋，没弄湿。我叫斯托里亚罗夫-维克托-亚历山德罗维奇，是本州畜牧业管理局的特派员。”现在应该尽快地掌握主动权。于是我问他：
“您呢？”
“看管浮标的。”
“访问您的名字和父名？”
这时候科利亚回来了。老头子也就再没有提证件的事，只说，他买不起肉，但是招待一杯茶喝还是能够办到的。
我们在他这里大约坐了一小时，他用细劈柴点着火，给我们热了一点茶，拿出一块面包，甚至还切了一块炼过的脂油。我们谈论着额尔齐斯河的河道，得用多少钱买只船，在哪里可以卖掉它。大部时间是他一个人在说。他用一双老人的慧眼颇表同情地望着我们。我觉得他好像全都明白，是个真正的人。我甚至想对他吐露真情了。但是，这对我们不会有好处。看样子他不会有刮脸刀，他那满脸的胡须就像林中野草一样。而对他来说，还是不知道真情比较安全，否则，他就有“知情不报”之罪。
我们把小牛肉留给他一些，他送给我们一些火柴，领我们到岸边，还告诉我们船走到什么地方要靠哪一边走。我们离岸后急忙划开，想在这最后一夜尽可能走得远些。抓我们的事发生在右岸，所以现在我们尽量靠近左岸走。月亮挂在低空，天气晴朗，我们可以看见右岸的高坡上有一片树林，离岸不远有一只船也正向下游行驶，但是不如我们的小船走得快。
那是不是行动人员小组的船？我们的船和那只船平行了。我决定不顾一切，采取主动。我用力摇桨，把船向那只船靠过去。
“老乡，您这是往哪儿去呀？”
“去鄂木斯克。”
“从哪儿来的？”
“巴夫洛达。”
“干什么到那么远的地方去？”
“搬到那儿去住。”
听他那“噢”音很重的口音，不像是行动人员。回答问题很痛快，看来是愿意搭个伴儿的。他的妻子睡在舱里，他趁着夜晚打桨赶路。我仔细一看，这原本不是一只船，是一辆大车改装的。里面装满家具什物，大包小包。
我迅速地盘算着。这是我们在河上的最后一夜，最后几个小时了，却有这样的巧遇！既然他是搬家的，他船上必定是食物、钱、公民证、衣服、甚至刮脸刀，什么都有。而且哪儿也没有人抓他们。我们是两个人，他是一个人（他妻子根本不在话下）。我可以用他的公民证，科利亚打扮一下可以装成女人，他个子瘦小，脸上没有胡子；至于体型，可以伪装一下。当然，他们也会有皮箱。这对我们装扮成旅行者有用处。这样，任何一个汽车司机都会同意把我们带到鄂木斯克去，今天早晨就能到。
俄国的河上哪个时代没有打劫的呀？既然是险恶的命运之神这样安排的、还有什么别的出路呢？自从我们在河上留下踪迹之后，这是唯一的、也是最后的机会。当然，不忍心夺走他用血汗挣来的财富，他是有些可怜，但是，谁可怜过我们呢？或者将来有谁会可怜我们呢？
这就是我和日丹诺克一瞬间所想到的。我只轻轻地问了一声：“嗯？”日丹诺克小声回答说：“玛赫玛杰拉。”
我使船慢慢靠过去。已经开始把他们的船逼近河岸了，岸上是一片黑压压的树林。我加紧靠过去，尽量不使船走进前面的河曲处，说不定那里就是树林的尽头了。我忽然改用首长的语气命令说：
“你听着！我们是内务部的行动小组。你把船靠岸吧，检查一下你的证件！”
划船的人把桨扔下了：不知他是害怕还是因为遇到的不是强盗而是内务部行动小组而高兴。
“请吧，就在船上检查也行啊！”“告诉你靠岸，你就靠岸！快点！”
我们都靠岸了，两只船紧挨着。我们跳上岸，他却好不容易才爬过那些包袱。原来他是跛脚。他妻子醒了，睡意惺松地问道：“还远吗？”小伙子把公民证递给我。
“你的服役证呢？”
“我是残废。因伤致残，免役了。这是证明”
我看到他的船首有金属的闪光，那是一把斧头。示意科利亚把它拿掉。科利亚猛地扑过去，一把抓起斧头。那个女人尖叫了一声，她感到不对头了。我厉声说：
“你喊什么？！别叫！我们是在搜查逃犯。斧头也是凶器嘛！”女人安静下来。我命令科利亚：
“中尉，你到哨所去看看，沃罗比约夫大尉应该在那儿。”
（姓名、职称都是随口说出的，这是因为我们的朋友沃罗比约夫大尉也是个逃跑过的人，他现在还蹲在埃克巴斯图兹的加强管制棚里。）
科利亚明白了：到上面看看有没有人，可不可以行动。他跑上山坡去。我继续讯问、查看。我仔细看他的公民证和证明，被检查人讨好地不住地划着火柴给我照亮。年龄很合适，这个残废人还不到四十岁。他当过浮标工，现在卖掉自己的房子和奶牛（所有的钱当然都带在身边），想到外地去寻求幸福生活。他觉得只是白天走太慢了，所以晚上也在赶路。
这是一个绝好的、难得的机会，因为并没有人追捕他们。但是，我们想干什么？要他们的命？不，我从未杀过人，也不想杀人。侦查员和行动人员折磨和侮辱我的时候，我想过杀人，但对普通的劳苦人民，我下不了手。拿走他们的钱吗？只要拿一点点。嗯，多少算“一点点”？只够买两张去莫斯科的火车票加上吃饭的钱就行了。另外还要一点破旧东西。这不会使他们破产。不拿走他们的证件和船，同他们商量好，不许他们去报告，行吗？很难相信他们。况且，我们自己没有证件怎么行？
可是，如果拿走他们的证件，那他们就别无办法，只有去报告。为了不让他去报告，就得委屈他们，把他们绑在这里。要绑得能使我们有两三天的充裕时间才行。
这么说来，不是很简单吗？
这时科利亚察看回来了，暗示我上面一切正常。他等着我发出“玛赫玛杰拉！”的命令。怎么办？
奴役的埃克巴斯图兹营的图景又浮现在我眼前。我原意回到那里去吗？难道我们就没有权利？
这时，突然，有一个什么东西非常轻柔地抚摩了我的腿一下。我看见一个小小的白东西。我俯身一看：原来是一只小白猫，从船舱里跳出来的。它把尾巴像旗杆一样竖着，鼻子里发出轻轻的呼噜声，用身体蹭我的腿。
它并不了解我此刻的想法。
由于这小白猫的轻轻触动，我仿佛感到自己的意志有些动摇了。从钻出铁丝网下的小洞以来二十昼夜一直处于紧张状态的一根弦，似乎一下子断了。我感觉到，现在无论科利亚说什么，我都不仅不会夺取这两人的生命，而且不会夺取他们的一点血汗钱。
我保持着严肃的声调说：
“好，你们在这里等一等，我们马上就会查清楚的！”
我和科利亚登上山坡，我手里拿着他们的证件。我把自己的想法告诉科利亚。
科利亚不作声。他不同意，但是不吭声。
世界就是这样安排的：那些家伙能够随意剥夺任何人的自由，他们并不存在良心问题。而如果我们想把天赋予自己的自由取回来，他们就要求我们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要求我们所遇到的一切人付出生命。
那些家伙什么都能作得出，我们则不能。这就是他们之所以强于我们的原因。我和科利亚没有商量出一致意见就走下山坡了。跛脚男人站在靠岸的船旁。
“你妻子呢？”
“她害怕，跑到树林里去了。”
“这是你们的证件，拿去吧！你们可以赶路了。”
男人道了谢，冲着树林喊道：
“玛——丽娘！回来吧！都是好人！咱们走吧2”
两只船划开了。我也尽快地往前划。跛脚男人像是忽然想起了什么，从我们身后喊道：
“首长同志！我们昨天可看见两个人，简直像土匪一样。我们要知道的话，非把他们抓住不可，两个坏蛋！”
“听，怎么样？你可怜他们吗？”科利亚问我。
我没有吭声。
就从那天晚上起，从我们进屋取暖的时候或者从看到那只小白猫的时候起，我们的整个逃跑计划就被打乱了。我们似乎失掉了某种东西——是信心？果断？分析判断能力？两人和谐的决定？在这里，在即将到达鄂木斯克时，我们开始犯错误，两人开始不往一处想了。而这样的逃跑者就注定逃不远。
没等天亮我们就弃舟上岸了。白天睡在草垛上，但很不放心。天黑了，肚子饿，应该煮点肉吃。可是跑的时候把水桶丢了。我决定用火烤。找到了一个拖拉机上用的破座子。就把它支起来烤吧。土豆可以扔到灰里烧。
旁边有一个草窝棚，是割草人搭起来休息用的。我这天不知怎么那样糊涂，竟决定在窝棚里点火烤肉，我以为这样别处就看不见火。科利亚根本不想吃晚饭，他说；“咱们赶路吧！”老是意见分歧，合不来。
我在窝棚里点起火来。但是，草放多了，火一下子就上了窝棚顶，我好容易才爬出来。火顺着风势，把旁边的草垛（就是我们白天睡觉的那个草垛）也烧着了。我倒忽然心痛起这些干草来：多好的草啊，白天我们还在上面睡觉呢！我急忙把着了火的干草扔开，在地上滚动，企图把火扑灭，不让它蔓延。科利亚坐在一旁，气得鼓鼓的，一点也不想帮忙。
我们又留下了一个多么明显的痕迹呀！看，这照得满天通红的火光！几公里之外都能看到。这还要算敌人的破坏行为哩！对逃跑犯还会判原来的刑期二十五年，再加上放火烧农庄草垛的“破坏行为”高兴的话，可以判你“极刑”（死刑）了！
主要的是，每犯一个错误，它又会引起新的错误，因此也就更失去信心，失去对环境的判断能力。
窝棚烧掉了。土豆倒也烧熟了。拿草灰当盐，我们把它吃了。
夜里继续走。绕过一个大村子。抬到一把铁锹，我们便拿着它，心想：会有用处的。我们沿着额尔齐斯河走，不久就遇到一个河湾。要绕过去吗？太费劲了。我们在附近找了找，发现一只没有桨的船。没关系，铁锹也可以当桨使。我们渡过河湾。我在这里用皮带把铁锹绑住，背在身后，揪把向上，从远看像是背着一支猎枪。在黑暗中人们会把我们当成猎人的。
没走多远，从旁边过来一个人，问了一声：“彼得罗？”“认错人了，不是彼得罗！”
我们走了一夜，白天又是睡在草垛里。轮船的汽笛声惊醒了我们，钻出来一看：不远处就是码头。几辆汽车正往码头上运西瓜。鄂木斯克市就在眼前。鄂木斯克就在眼前！该是刮刮胡子，弄一点钱的时候了。
科利亚不断折磨我：“这回我们该完蛋了。既然可怜他们，咱们为什么还要逃跑呢？正在决定命运的关头，你却发起慈悲心来！这回我们该完蛋了。”
他说得有理。现在想起来那是多么没有意义啊。现在我们没有刮脸刀，没有钱；本来是两者都已经到手了的，可我们却没有拿。我们为了逃跑，想啊，盼啊，多少年。耍了多少花招，作了多少戏。铬铁丝网，随时等待着子弹穿过后背，六天六夜滴水不进口，在草原上挣扎两个星期——而到最后，却没有拿那已经到手的东西！像这样满脸胡子怎么进鄂木斯克？到哪里去弄钱从鄂木斯克坐车到远处去？
白天我们还是躺在干草里。当然，睡不着。下午五点左右日丹诺克说：
“现在趁着天还亮的时候出去看看情况吧！”
“那可不行！”我说。
“跑出来快一个月了。你可真是个保险主义者！我去，我一个人去。”
“你敢！我捅你一刀！”当然，我是不会捕他的。
日丹诺克不说话了。躺着。突然，他爬起来，钻出去，走了。怎么办？就这样分手？我也只好出去，追上他。我们在大白天顺着额尔齐斯河边的大路走。走到一个草垛旁坐下来商量：如果再遇到一个人，就不能放走他了。天黑之前绝不能让他去报告。科利亚不小心跑出去（想看看路上有没有人），被一个小伙子看见了。只好把小伙子叫过来：
“朋友，请过来！来一支烟解解闷儿吧！”
“你有什么可发愁的啊？”
“这不是嘛2我跟大舅子找个星期天出来划船玩玩。我是鄂木斯克人，他是巴夫洛达造船厂的，是个钳工。你看。夜里船脱了碇，漂走了，我们就这样留在岸上。你是干什么的？”
“看管浮标的。”
“你看没看见我们的船？说不定漂到芦苇丛里去了？”
“没看见。”
“你的岗位在哪儿？”
“那就是！”小伙子指指附近一间小屋。
“那就到你那儿去吧。我们带着肉，咱们煮点吃。我们也刮刮脸。”
我们三个人走去。原来这间小屋是另一个浮标工住的，我们这个小伙子住的那间离这里还有三百米。又不是一个人！我们刚进屋，邻居就骑自行车来了，还背着一支猎枪。他用眼睛嚼着我的满脸胡子，问起鄂木斯克的生活来。向我这个政治苦役犯打听鄂木斯克自由人的生活！我只好连猜带编，反正少不了什么住的地方太挤，食品供应不好，工业品质量差之类。我想，这大概不会错吧。谁知这个人不以为然，他撇着嘴反驳我，原来他是个党员。科利亚这时正在煮肉场，我们应该多吃点准备着，也许到达鄂木斯克之前再吃不到东西了。
到天黑这一段时间真难熬。这两人一个也不能放走。可是，如果再来第三个呢？天色黑下来，两人都要去点浮标灯。我们也要求跟去帮忙。那个党员拒绝说：
“我只要点两个浮标就行了，点完还得进村给家里送柴火去。我还要回来的。”
我暗示科利亚盯住这个党员，情况不妙就拉进草丛。并暗示他会面的地方。我自己跟另一个人去点浮标。我从船上留心观察附近岸上的地形，一边向他打听去附近城镇的路程。我看到那个党员和我们同时往回走，有些放心了：他还没有来得及去告密。不一会儿，他果然拉来一车柴火。但他却把车放在屋旁，不往家里送，坐下来喝科利亚煮的肉汤。他不走，有什么办法呢？那就对付他们两个？把一个弄进地窖，另一个塞到床下？他两人都有证件，其中一人还有猎枪和自行车。是吗？啊！逃犯的生活啊！人家只是接待了你，你还嫌不够，还要强夺他们的
突然，我听到吱拗一声，是桨架的声音。往窗外一看，三个人坐小船来了。这样就是五比二了。小屋的主人出去了一下，立即返回来取小铁桶，一边说：
“是班长来送煤油。奇怪，怎么他亲自送来，今天是星期天啊？”
星期天！我们都忘记星期见了。对我们来说星期见都一样。我们是星期日晚上逃出来的。那就是说已经过了三个星期。劳改营里怎么样？猎犬们大概绝望了。认为再也抓不到我们。如果当初坐汽车跑，有这三个星期的时间我们大概早在卡累利阿自治共和国或者白俄罗斯共和国安顿下来了，已经有了居民证，找到工作了。顺利的话，也许还能往西走得远些现在，经过三个星期之后，要是再投降可太遗憾了！
“喂，科利亚！差不多了吧，该打起精神整理行装了吧？”我们两人出去，蹲在草丛里观察着：小屋的主人从船上取了煤油，他的邻居。那个党员，也凑过去，小声在说什么，我们听不见。
送煤油的人走了。为了不给他们单独谈论我们的机会，我叫科利亚赶快回小屋去。我自己悄悄摸到主人的船旁，为了不弄响铁链子，我使了很大力气才把木桩子拔了出来。我估计了一下时间：如果浮标班长去报告，到村里约有七公里的路程，大约需要四十分钟，如果村里有武装人员，他们集合起来乘汽车赶到这里，也还得十五分钟。
我回到屋里。邻居还没有去送柴火，两人还在聊天。奇怪。那就不得不对付两个人了。我对日丹诺克说：
“喂，科利亚，睡觉前咱们到河里去洗洗罢？”（我们俩总得商量一下呀。）
我们刚刚出屋，就听到黑暗中传来皮靴的声音。我们弯下腰，借着灰暗的天空反光（月亮还没有升起）看到几个人影鱼贯地从树丛旁跑过去，把小屋围起来。
我对科利亚小声说：“上船去！”说着就向岸边跑。我从陡岸上滚滑下去，正好落到船旁边。生命攸关，分秒必争。可是不见科利亚跟上来。唉呀！他到那儿去啦？可我又不能扔下他。
终于，看见黑暗中一个人影顺河岸朝这边跑来了。
“科利亚，是你？”
火光！嗖的一声，子弹迎面打来！我翻身两手向前扑到船上。陡岸上冲锋枪接连打了几梭子子弹。人们喊道：“打死了一个！”有人俯身问：“受伤啦？”我呻吟着。人们把我拉出去，拖着走。我一跛一跛地走（如果受了枪伤，他们会殴打得轻些人黑暗中我偷偷把两把刀子扔在草里。
岸上的红肩章士兵问姓什么。我回答：“斯托里亚罗夫。”（还指望着万一能想法混过去。不想说出自己的真姓，因为那就意味着自由的结束呀！）
人们狠狠地往脸上打：“报你的姓名！”“斯托里亚罗夫。”他们把我拖进小屋，扒光上身的衣服，用铁丝把两手捆在背后，铁丝直吃到肉里。几把刺刀对着我的肚子。其中一把从刀尖上往下滴着血。抓到我的那个民警中尉萨博塔什尼科夫用那干式手枪往我脸上直捅，我看到手枪的扳机是扳起了的。“报你的姓名！”唉，抵抗已经没有用了。我说出了自己的姓名。
“另一个在哪儿？”
眼前的手枪晃动着，对着我的刺刀又往里扎了一下。
“另一个在哪儿？”
我为科利亚没被抓到而庆幸。我重复说：
刚才还在一起，大概被打死了。”
来了一个戴蓝箍帽的行动人员，哈萨克人。我的两手倒剪着，被他一把推倒在床上，半躺半卧，他就左右开弓打起嘴巴来，两只胳膊像游泳一样轮流摆动，每一巴掌都打得我的头往墙上撞一下。
“武器在哪儿？”
“什么武器？”
“你是背着武器的！夜间有人看见了！”
噢，路上遇见的那个猎人也去报告了
“那是一把铁锹，不是武器。”
但他不信，继续打。突然，我觉得轻快了——这是开始失去知觉了。等醒过来的时候，我听到：
“好，你等着！要是我们的人受了伤，就地打死你！”
（他们像是有预感，科利亚确实弄到了一支枪！后来我才知道是怎么回事。原来，我告诉科利亚“上船去！”可是科利亚却向相反的方向跑去，他钻进了草丛。他后来解释说是没听懂我的话其实，不是的，他那天一直想要同我分开，这时他就跑开了。他记住了放自行车的地方。听到枪声后他拼命地朝河岸的相反方向跑，后来朝着我们来的那个方向爬了一段路，藏在草里。等天完全黑下来，一群人围着我的时候，他才直起身来又跑。边跑边哭，他以为我被打死了。他一口气跑到原先那间小屋外，踢破窗户，进去就找墙上那支猎枪。他摸到了猎枪，还有子弹袋。把枪上了膛。他说：“我当时想：去报仇？朝他们打一梭子，替格奥尔吉报仇？但是，又想了想，不行！”他找到了自行车，找到了斧头。他从里面破开门，往口袋里装了些盐，（是觉得盐最重要呢？还是没有时间考虑？）然后就骑上自行车顺大路直奔村子，又穿过树林，就从士兵们的旁边骑过去。（士兵们根本没有想到。）
我读绑着装上大车。两个士兵坐在我身上，把我送到两公里外的国营牧场。牧场里有电话，方才同送煤油的浮标工班长一起坐在舱里的护林员就是用它通知了红肩章士兵，所以他们来得那么快。我却没有估计到会有电话。
同这个护林员还有一个小小的插曲。谈这个插曲虽然不愉快，但它对于被捕获的逃犯来说却有典型性。我想解小手，因为我的手被捆在背后。需要别人用手给我一种十分阴私的帮助。拿冲锋枪的士兵当然不屑于做这种事，于是就叫那个护林员陪我出去。我们离开士兵们。当他在黑暗中帮我解手的时候，小声请求我原谅他的出卖行为：”我的职责所在嘛！我也没有别的办法。”
我没有回答。这里的是非曲直由谁来评判呢？出卖我们的人有的由于职责，有的没有职责也出卖。一路上所有的人都出卖我们，只有那个白发老汉例外。
在大路旁的一间小屋里，我光着上身被捆绑着。口里干渴得很，但是不给我水喝。红肩章士兵们像一群野兽似地看着我，谁高兴就用枪托给我一下。但是，到了这里就不会那么轻易被打死了：在他们人少的时候，没有证人的时候，他们会打死人。（他们的这种恨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们多少天来一直排着队在河岸上，在芦苇丛里寻找我们，得不到休息，吃不到热饭，只能吃罐头。）
这间小屋里住着一家人。小孩子们用好奇的眼光盯着我，但不敢走过来，有的吓得打战。民警中尉坐在椅子上，同主人一起喝着优特加酒，他为这次成功和将会得到的奖赏而高兴。他向主人夸口说：
“你知道他是什么人？还是个上校呢，有名的美国特务，大土匪！他想往美国大使馆里逃。他们在路上杀了人，吃人肉。”
说不定他自己是真的相信这些话呢。内务部一直在散布关于政治犯的这类谣言，这样可以容易抓到人，大家都会去报告。他们只靠政权、武器、机动迅速这些优越条件还不够，还需要借助于造谣中伤！
（就在这个时候，科利亚骑着自行车，背着枪，若无其事地从我们的小屋旁驶过。他看到了照得很亮的小屋，几个坐在门口边抽烟边说笑的士兵和面对着窗户光着身子被绑住的我。他蹬车朝鄂木斯克猛跑。在抓住我的地方，还有士兵们一整夜守在草丛里，等待天亮进行搜索。这时还无人知道邻近的浮标工的枪和自行车都不见了，那个年轻的党员浮标工大概也是喝酒、吹牛去了。）
民警中尉充分享受了这猎获物的快乐之后，（对于地方民警来说这可是个不寻常的猎获物啊！）命令把我带进村里。我又被扔进大车。进村后，关进了临时羁押室，（这种地方在苏联到处都有，每个村苏维埃都附设一个临时羁押室！）两个冲锋枪手在走廊警戒，两个守住窗口！美国特务上校嘛！把我的手解开了，但命令我躺在屋中间的地上，不许靠近任何一面墙。就这样，我光着身子躺在地上度过了十月的一个夜晚。
第二天早晨，来了一个大尉，他的两眼狠狠地盯着我，把我的一件制服上衣扔给我（别的东西他们都卖掉喝酒了）。他不住地用眼睛嚼着门口，小声地向我问了一个奇怪的问题：
“你怎么认识我？”
“我不认识你。”
“那你怎么知道沃罗比约夫大尉领导搜捕工作？你这个坏蛋！你知道你把我置于何地了吗？！”
他也姓沃多比约夫！他也是大尉！那天夜里，当我们装成行动人员小组的时候，我确实提到过一个沃罗比约夫大尉。是我发了善心放掉的那个劳动者去如实报告了。现在这个大尉却遇到了麻烦！如果领导追捕的人和逃跑者有联系，那么，三个星期没抓到人就一点也不奇怪了！
又来了几个军官，他们大声对我嚷嚷，同时也询问关于沃罗比约夫的事。我告诉他们：这是偶然的巧合。
又把我的手用铁丝捆起来，把鞋带抽掉，白天带我到村里的街上去示众。大约有二十名冲锋枪手押着我。全村的人都出来了，女人们不住地摇头，孩子们跟着跑，喊叫着：
“他是土匪！是带去枪毙的！”
两手被铁丝紧紧勒住，每走一步鞋就要掉。但是，我昂起头来，用骄傲的眼光望着群众，我想让大家都看看：我是个好人！
带我出来示众，是为了让这些妇女和孩子们记住。（关于我的神话很可能还要在这里流传二十年！）一直走到村口才把我推进一辆卡车的破旧木板车厢里。五名冲锋枪手靠在驾驶室旁目不转睛地盯着我。
就这样，我们逃出劳改营后曾经怀着无比喜悦的心情走过来的全部路程，如今我又得一步一步地往回走了。而这段路程，要顺着弯弯曲曲的汽车路走的话，足有五百公里。给我戴上了手铐，铐得非常紧。两手倒剪着，没有办法保护自己的脸。我不是像一个人，而是像一口被捆住的猪似的卧在车厢里。他们就是这样惩罚我们的。
道路坎坷木牛，雨下个不停，汽车在坑坑洼洼的路上颠簸摇晃。随着车身的摇动，我的头和脸就在车厢底板上来回磨蹭。头和脸被木刺划伤，木刺扎进肉里。手不但护不了脸，而且也随着车子的摇动被手铐咬得剧烈痛疼，像是被锯掉似的。我试图跪起来爬到车帮旁边，靠着车帮坐下。但是，白费力！因为没有东西支着，车一摇晃就又把我摔倒了，我只有在车厢底板上滚来滚去，有时候弹起来又撞到板子上，疼得好像五脏六腑全要震出来似的。仰面朝天，不行，压得背后的手吃不消。侧着身子，不行。趴下，也不行。我想弯着脖子，把头抬起一点来，免得老撞脸，不行，脖子支持不了一会儿，头便倒下去又撞在底板上
五个押解兵看着我的痛苦，丝毫无动于衷。
这押解的旅程对他们也将是一次思想教育呀。
坐在驾驶室里的中尉亚克夫列夫每当车停下来的时候就往车厢里看一看，咧着嘴说：“嗯！没跑掉吧！”我请求他给我摘掉手铐，他笑笑：“我可不是那个让你钻铁丝网的小伙子。痛？你痛死才好哩！”
头一天晚上我还曾高兴过，心想：这次殴打还算轻，倒还不算“按罪受罚”现在，我才明白：既然有卡车的破车厢会惩罚我，他们何必让自己的拳头受累呢？我身上没有一处不被擦伤撞肿的。两手剧痛，脑袋像是要裂开。满脸撞伤，扎了许多木刺，皮擦破了。
车走了一整天和大半夜。
当我已经不再同车厢作斗争而只是麻木地听任脑袋往车帮上撞来撞去的时候，一个押解兵实在看不下去了，把一个口袋垫在我的头下，并且偷偷替我松了松手铐，弯腰的时候悄声说：“没关系，快到了，再忍一会儿吧。”（这小伙子怎么会说出这样的话？他是什么人教育出来的？大概可以肯定地说不是马克西姆-高尔基教育的，也不是他们连队的政治指导员教育出来的。）
埃克巴斯图兹。士兵们把车围起来。“出来！”我站不起来。（即使能站起来，他们也会让我在兴高采烈的士兵们的拳打脚踢下通过的。）打开了车帮，我被拖到地上。看守们集拢来，大家都想看看，嘲弄一番。不知谁喊了一声：“哈！你这个侵略者！”
把我拖过岗楼，拖进监狱。没有把我塞进单间，而是立即关进一般牢房，为的是让那些喜欢“争取自由”的人看看我的模样。
在牢房里，囚犯们把我小心地抱起来，放到上层铺上。只不过要到明天吃早饭时他们才能给我点吃的东西。
那天晚上科利亚骑车走在去鄂木斯克的路上。一看见远处的汽车灯光，他就急忙拐进草原，放倒车，躺下。后来，他看到地里有一家孤零零的农户，宅旁有个鸡窝，又燃起了希望，于是他摸进去，扭断了三只鸡的脖子，装进口袋。别的鸡叫起来，他这才赶紧跑了。
自从我们犯了几个大错误之后他就感到缺乏信心，而现在我已被抓回，科利亚心里更没有底了。他不坚定，神经过敏。只凭某种拼命的心情往前跑，已经不能很好地考虑对策了。他已经不能判断一个极简单的道理；自行车和枪支的丢失现在肯定已被发觉，因此这两件东西已经不能再帮他伪装了，他应该无一亮就尽早把这两件过分明显的标志丢掉；同时，他不应该从这面的大路进鄂木斯克，应当远远地绕个大圈，到另一面，从小路进城。枪支和自行车应该尽快卖掉，这样还可以弄到点钱。这些他都没有想到。他在额尔齐斯河边的草丛里藏了大半天，但又没有忍到晚上，就在天不黑时顺着河边小路走去了。十分可能这时已经通过电台把他的特征广播了，在西伯利亚并不像在苏联欧洲部分那样回避公开广播此类事情。
他骑车走近一所小房，进去了。家里只有老太婆和她一、三十来岁的女儿。家里有收音机。巧得出奇的是收音机播送的歌曲正是：
流浪人逃出了库页岛，
沿着野兽走过的小道
科利亚一下子百感交集，眼泪夺眶而出。妇女们问他：
“什么事使你这么伤心啊？”
听到她们这句同情的问话，科利亚忍不住放声哭起来。两个妇女都尽力安慰他。他解释说：
“我现在是孤零零一个人，全把我抛弃了。”
“那你就娶个妻子吧，”老太婆不知是开玩笑，还是认真地说：.“我这闺女也是一个人过。”
科利亚更是被感动了。不由得朝这个待嫁的姑娘望上几眼。姑娘却一本正经地转过脸来说：
“有钱买伏特加酒吗？”
科利亚把最后的几个卢布搜了出来，看样子不够。
“嗯，我一会儿再添上点。”姑娘说着就出门去了。
“对呀！”科利亚想起来了“我这里还打了几只沙鸡呢。丈母娘，您去把它炖炖，不是一顿节日晚餐吗！”
“你这都是母鸡呀！”老太婆抓起鸡来一看，不对头。
“那就是我夜里打的时候没看清楚。”
“那怎么鸡脖子都拧断啦？”
科利亚想讨支烟抽。老太婆却为了马合烟向新姑爷要钱。这时科利亚把便帽摘了下来。老太婆一看，更是慌了神：
“看你这头剃得光光的，该不是个逃犯吧？别找麻烦，赶快给我走开！等我闺女回来，我们给你报告去！”
科利亚总是在想：为什么我们在额尔齐斯河上可怜了自由的人们，而自由的人们却一点也不可怜我们呢？他把墙上挂的一件莫斯科式短上衣取下来（天已经凉了，可他身上只有一件衣服），穿上一试，正合身。老太婆在喊：“把你交给民警去！”这时科利亚已经从窗户看见老太婆的闺女回来了，还有一个男人骑自行车跟在后面。她已经去报告了！
那就是说——“玛赫玛杰拉！”日丹诺克抓起枪，对老太婆说：
“到墙角去！躺下！”他自己侧身靠在墙上。两个人刚一进门，他就厉声命令说：
“都躺下！”又对那个男人说：“你把靴子脱下来送给我作结婚礼物吧2一只一只地脱！”
男人在对准他的枪口威胁下脱了皮靴。科利亚把靴子穿上，把劳改营的破鞋扔掉。然后警告他们：谁敢出去追，就开枪。
日丹诺克骑上自行车跑了。但是男人骑自己的车紧追上来。科利亚跳下车来，举枪瞄准：
“站住j放倒自行车！往后退！”
科利亚把男人赶开，走过去踩坏车辐条，用刀子割开车带，自己这才骑车走了。
他很快就上了大路。眼前就是鄂木斯克，他径直向鄂木斯克骑去！来到一个公共汽车站。旁边菜园里有几个妇女正在刨马铃薯。一辆三轮摩托车从后面跟上来了，上面坐着三个穿棉袄的工人模样的人。走着走着，三轮摩托突然一转，用车斗向科利亚撞过来，把他撞倒了。三个人跳下摩托车，一齐扑向科利亚，掏出手枪，用枪把打他的头。
菜园里的妇女们叫起来：“你们干吗打人？他惹你们了吗？！”
的确！他惹他们了吗？
但是，谁对谁干了什么并且将要干什么，这是老百姓所不能理解的。三个人的棉袄下面都穿着军装（行动人员小组不分昼夜地守候在进入鄂木斯克的路口）。妇女们听到的回答是：“他是杀人犯！”这样说最简单。于是，相信法律的妇女们就又继续去刨马铃薯了。
行动小组首先就问这个乞丐般的逃跑者有没有钱？科利亚诚实地回答说：没有。他们搜他，在他刚刚抢来的新装“莫斯科式上衣”口袋里找到了五十卢布。他们拿了钱，到一家饭馆足吃足喝了一顿。不过，也还给科利亚吃了一顿饱饭。
我们就这样被挂在监狱里很长时间，直到第二年的七月才审判。经过九个月的劳改营监狱，我们都患浮肿。这期间时常被揪去审问。负责审讯的是劳改营头目马切霍夫斯基和行动特派员魏因施泰因。他们追问：犯人中间谁帮助我们逃跑的？自由工人中间谁同我们“商量好了”在我们逃跑时把电灯熄灭？（我并没有对他们讲明原来的计划不是这样，电灯熄灭反而妨碍了我们。）鄂木斯克的接头地点在哪里？想从哪里越过国境逃出去？（他们根本不能理解人们想留在故土的心情，而是认定人们想往国外跑。）我们回答说。
“我们是往莫斯科跑，往党中央跑，去申诉对我们的非法逮捕，没有别的想法。”但是他们不信。
审讯没有搞到什么“有趣的”材料，最后也只好给我们每人拼凑一个由下列“花朵”组成的逃跑者的“花束”：刑法第五十八条第14分条（反革命怠工）；第五十八条第3分条（强盗行为）；“六四”指令第1-2条（结伙偷盗）；同一指令第2-2条（暴力抢劫，危及人身安全）；第一百八十二条（制造并携带凶器）。
但是，这一整串吓人的条文也并没有给我们加上比已经戴上的镣铐更沉重的镣铐。早已超越一切合理界限的法律惩罚所能给予我们的也不过就是二十五年苦役吧，而这却是一个浸礼教徒为了一次祈祷就可能受到的刑罚，也是我们在逃跑前已经被判处的刑罚。因此，只不过是今后点名时回答自己的“刑满日期”时不再说“一九七三年”了，要说“一九七五年”如此而已。难道当时，在一九五一年，我们能够感受到一九七三与一九七五之间有什么差别吗！？
审讯中只有一点使我们受到威胁；他们说要把我们按经济破坏犯论处。这个看来很普通的名词却比那些司空见惯的“怠工、强盗、抢劫、偷窃”等等危险得多。因为根据这一罪状可以判处死刑，这是一年前才宣布实行的。
说我们搞“经济破坏”是因为我们“破坏了人民国家的经济”审讯员对我们解释说：为了追捕你们，国家共花费十万零二千卢布；造成其他工地都停工几天（没有放囚犯们出工棚，因为担任警戒的士兵大部调去执行搜捕任务）；有二十三辆汽车载着士兵昼夜奔驰在草原上搜寻，三星期就用掉了全年汽油消耗定额；向附近所有的城市和村庄派去了行动人员小组；发出了全苏通缉令，同时向全国分发了我和科利亚的照片各四百张。
我们怀着骄傲的心请听完了这一长串数字
结果，我们又各自被判二十五年。
当读者拿到这本书的时候“很可能，我们的刑期还没有满呢”
当读者拿到这本书时，格奥尔吉-帕夫洛维奇-腾诺，这个竞技运动家，甚至是竞技运动的理论家，已经于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二日死于突然发现的癌症了。他是在病床上勉强看完这些章节的，并且用那已经开始麻木的手亲自作了一些修改。他绝没有想到会这样死去，他对朋友们所作的誓言也不是要这样死去的！每次盘算逃跑计划时，他都一次又一次地燃起要死于战斗的愿望。他常说：“我死的时候一定要同时带着十来个杀人犯到阴间去，其中第一个就是维亚奇克-卡尔祖贝（即莫洛托夫），另外还一定得有赫瓦特（既负责瓦维洛夫案件的侦查员）。我不是要杀人，我是要处死他们。既然国家法律保护杀人犯，我就得这样做！”腾诺曾说：“在你已经打出头几枪之后，你自己生命的本钱就算已经捞回了，那时你会高高兴兴地超额完成任务。”但是，病魔突然袭来，没有允许他找到武器，转瞬间夺走了他的力气。当腾诺已经知道自己的病情时j他还曾亲自把我写给苏联作家代表大会的信分别投到莫斯科的许多邮箱里去。他希望把他葬在爱沙尼亚。给他作临终祈祷的牧师也是个老囚犯，是蹲过希特勒和斯大林双方的集中营的。
可是，莫洛托夫却安全地活下来了，他正在翻阅旧报纸并撰写他的刽子手回忆录。而赫瓦特呢，他正在高尔基大街第四十一号住宅里安闲地花着他的养老金。
在腾诺逃跑事件发生以后，（由于他那不幸的短小喜剧）劳改营文化教育科的文娱小组被解散了一年之久。
这是因为；文化固然很好，但是文化应该为压迫服务，而不应该为自由服务。
养重点，更是积极
我握了握科利亚的手，小声说：“我上船去，你随后赶来，拿着公事包。”然后又大声对他说：“咱们不该把吃的东西都留在岸上。”我走到外间，一推门，门反锁着。这就清楚了。我返回屋里，急急地扯了科利亚一把，又回到外间门前。门做得不很地道，有一块板子底下短一点，我从这里伸出手去，用力往前伸着摸原来外面是用一根木棍子把门顶住的。我把它推倒了。
我出来急忙奔向河岸。船还在原处。我站在明亮的月光下等待科利亚。可是，不见科利亚跟上来。唉呀，真是害人！那就是说，他没有毅力立即站起来，想多暖和一步钟。也许是把他抓住了。应该去救他出来。
我又爬上陡岸。迎面走来四个人，其中有日丹诺克。四个人靠得很近。（或者是人们在抓着他？）日丹诺克喊道：“格奥尔吉！（看，他又喊“格奥尔吉”！）快过来吧！他们要看咱们的证件！”我本来叫他把公事包拿着的，可是他空着手。
我走到近前。新来的哈萨克人用蹩脚俄语问道：
“你们的证件呢？”
“您是什么人？”我尽量镇定自若地反问他。
“我是管理员。”
“噢，好啊，”我用称赞的口吻说“咱们一起回去吧。证件是随时都可以检查的。在那儿，在屋里。屋里不也亮些吗？”我们一起回到屋里。
我从地板上慢慢拿起公事包来，走近油灯，心里盘算着怎样打倒他们，怎样跑出去，同时嘴里自言自语地说：“证件嘛，随时都准备着，请检查吧。检查证件嘛，该检查谁就检查谁。提高点警惕总是好的嘛。我们粮食来办处里就发生过一桩事”我已经在拉公事包的拉锁，就要打开立了。他们凑在我的身旁。我用肩膀猛地朝管理员一靠，他撞在老头子身上，两个人都倒了。我反手就给另一个年轻人一拳。叫声！喊声！我说一声“玛赫玛杰拉！”拿起皮包就冲出了内屋、冲到外屋门口。这时我听到科利亚从门过道喊道：“格奥尔吉！抓住我啦！”回头一看，只见他把住门框不放，哈萨克人正在往里拖他。我拉了他的手一把，没拉出来。于是我蹬住门框，猛地用力一扯，把科利亚的身子一下子拉到我的身后去，可我自己却因用力太猛倒下了。立即有两个人扑到我身上。我自己也不知道怎么从他俩的身体下面跳起来的。我们宝贵的手提包只好留在那里了。我直奔岸边石崖，连跑带跳！后面的人用俄语叫喊：“用斧头砍他！用斧头！”看样子是在吓唬人，不然他们就说哈萨克语了。我感到他们的手就要抓到我了。我跌跌撞撞地往前跑，跳下石崖！科利亚已经跑到船旁了。我对他喊道：“把船推进河！你快上去！”幸亏他们没有枪。我跳进水里，水没了膝盖，我追上船，跳上去。哈萨克人不敢下水，他们在岸边跑，一面喊着：“追呀，追！”我对他们喊：“怎么？你们这些混蛋，抓到了吗？”
幸亏他们没有枪。我顺流划去。他们大声喊叫着在岸上跑，但不远就有一个小河弯挡住了他们的去路。我脱下两条裤子（一条海军裤和一条西装裤），把水拧干。冻得我浑身打战。
“哼！科利亚！你这回暖和过来了吧？”科利亚一声不吭
很明显，必须离开额尔齐斯河。应该在黎明前上岸，尽快搭顺路汽车赶到鄂木斯克。好在已经不远了。
“卡秋莎”和盐都在手提包里。到哪里去弄刮脸刀呢，更不用说要把衣服晒干了？眼前岸边有一只小船，一间小房。看样子像是浮标工住的。我们上了岸，叫门。里面并不点灯。一个粗声粗气的男人声音：“难呀？”
“让我们进去暖和暖和吧！船翻啦，差一点淹死！”里面的人磨蹭了好久，终于把门打开了。在昏暗的门过道一个粗壮的老头子倚在门旁，是个俄罗斯人，双手举着斧头照准我们。谁敢进去，他会一斧头劈下来的！我急忙对他解释：
一您别害怕，我们是从鄂木斯克来的。是出差回来的。刚到阿拜国营牧场去过。我们本想坐小船到下游去一趟，可从您这里往上游去不远有个浅滩，还有人下了鱼网，我们没弄好，把船搞翻了。”
老头子还是半信半疑地看着我们，并不放下斧头。我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他！在什么画上？他像是个壮士歌里的老汉，白发苍苍。他终于答话了：
“那么说，你们是往日列坚卡去？”
太好了。这样我们就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了。
“是啊，去日列坚卡。可主要的是把皮包掉在水里了，里面有一百五十卢布。我们在国营牧场买了肉。现在也顾不得那些肉了，您想不想把我们的肉买下来？”
日丹诺克去取肉。老头子把我放进里屋。屋里有一盏煤油灯，墙上挂着猎枪。
“现在该看看你们的证件了。”
我尽量装出高高兴兴的样子说：
“证件嘛，总是要随身携带的。幸而放在上衣口袋，没弄湿。我叫斯托里亚罗夫-维克托-亚历山德罗维奇，是本州畜牧业管理局的特派员。”现在应该尽快地掌握主动权。于是我问他：
“您呢？”
“看管浮标的。”
“访问您的名字和父名？”
这时候科利亚回来了。老头子也就再没有提证件的事，只说，他买不起肉，但是招待一杯茶喝还是能够办到的。
我们在他这里大约坐了一小时，他用细劈柴点着火，给我们热了一点茶，拿出一块面包，甚至还切了一块炼过的脂油。我们谈论着额尔齐斯河的河道，得用多少钱买只船，在哪里可以卖掉它。大部时间是他一个人在说。他用一双老人的慧眼颇表同情地望着我们。我觉得他好像全都明白，是个真正的人。我甚至想对他吐露真情了。但是，这对我们不会有好处。看样子他不会有刮脸刀，他那满脸的胡须就像林中野草一样。而对他来说，还是不知道真情比较安全，否则，他就有“知情不报”之罪。
我们把小牛肉留给他一些，他送给我们一些火柴，领我们到岸边，还告诉我们船走到什么地方要靠哪一边走。我们离岸后急忙划开，想在这最后一夜尽可能走得远些。抓我们的事发生在右岸，所以现在我们尽量靠近左岸走。月亮挂在低空，天气晴朗，我们可以看见右岸的高坡上有一片树林，离岸不远有一只船也正向下游行驶，但是不如我们的小船走得快。
那是不是行动人员小组的船？我们的船和那只船平行了。我决定不顾一切，采取主动。我用力摇桨，把船向那只船靠过去。
“老乡，您这是往哪儿去呀？”
“去鄂木斯克。”
“从哪儿来的？”
“巴夫洛达。”
“干什么到那么远的地方去？”
“搬到那儿去住。”
听他那“噢”音很重的口音，不像是行动人员。回答问题很痛快，看来是愿意搭个伴儿的。他的妻子睡在舱里，他趁着夜晚打桨赶路。我仔细一看，这原本不是一只船，是一辆大车改装的。里面装满家具什物，大包小包。
我迅速地盘算着。这是我们在河上的最后一夜，最后几个小时了，却有这样的巧遇！既然他是搬家的，他船上必定是食物、钱、公民证、衣服、甚至刮脸刀，什么都有。而且哪儿也没有人抓他们。我们是两个人，他是一个人（他妻子根本不在话下）。我可以用他的公民证，科利亚打扮一下可以装成女人，他个子瘦小，脸上没有胡子；至于体型，可以伪装一下。当然，他们也会有皮箱。这对我们装扮成旅行者有用处。这样，任何一个汽车司机都会同意把我们带到鄂木斯克去，今天早晨就能到。
俄国的河上哪个时代没有打劫的呀？既然是险恶的命运之神这样安排的、还有什么别的出路呢？自从我们在河上留下踪迹之后，这是唯一的、也是最后的机会。当然，不忍心夺走他用血汗挣来的财富，他是有些可怜，但是，谁可怜过我们呢？或者将来有谁会可怜我们呢？
这就是我和日丹诺克一瞬间所想到的。我只轻轻地问了一声：“嗯？”日丹诺克小声回答说：“玛赫玛杰拉。”
我使船慢慢靠过去。已经开始把他们的船逼近河岸了，岸上是一片黑压压的树林。我加紧靠过去，尽量不使船走进前面的河曲处，说不定那里就是树林的尽头了。我忽然改用首长的语气命令说：
“你听着！我们是内务部的行动小组。你把船靠岸吧，检查一下你的证件！”
划船的人把桨扔下了：不知他是害怕还是因为遇到的不是强盗而是内务部行动小组而高兴。
“请吧，就在船上检查也行啊！”“告诉你靠岸，你就靠岸！快点！”
我们都靠岸了，两只船紧挨着。我们跳上岸，他却好不容易才爬过那些包袱。原来他是跛脚。他妻子醒了，睡意惺松地问道：“还远吗？”小伙子把公民证递给我。
“你的服役证呢？”
“我是残废。因伤致残，免役了。这是证明”
我看到他的船首有金属的闪光，那是一把斧头。示意科利亚把它拿掉。科利亚猛地扑过去，一把抓起斧头。那个女人尖叫了一声，她感到不对头了。我厉声说：
“你喊什么？！别叫！我们是在搜查逃犯。斧头也是凶器嘛！”女人安静下来。我命令科利亚：
“中尉，你到哨所去看看，沃罗比约夫大尉应该在那儿。”
（姓名、职称都是随口说出的，这是因为我们的朋友沃罗比约夫大尉也是个逃跑过的人，他现在还蹲在埃克巴斯图兹的加强管制棚里。）
科利亚明白了：到上面看看有没有人，可不可以行动。他跑上山坡去。我继续讯问、查看。我仔细看他的公民证和证明，被检查人讨好地不住地划着火柴给我照亮。年龄很合适，这个残废人还不到四十岁。他当过浮标工，现在卖掉自己的房子和奶牛（所有的钱当然都带在身边），想到外地去寻求幸福生活。他觉得只是白天走太慢了，所以晚上也在赶路。
这是一个绝好的、难得的机会，因为并没有人追捕他们。但是，我们想干什么？要他们的命？不，我从未杀过人，也不想杀人。侦查员和行动人员折磨和侮辱我的时候，我想过杀人，但对普通的劳苦人民，我下不了手。拿走他们的钱吗？只要拿一点点。嗯，多少算“一点点”？只够买两张去莫斯科的火车票加上吃饭的钱就行了。另外还要一点破旧东西。这不会使他们破产。不拿走他们的证件和船，同他们商量好，不许他们去报告，行吗？很难相信他们。况且，我们自己没有证件怎么行？
可是，如果拿走他们的证件，那他们就别无办法，只有去报告。为了不让他去报告，就得委屈他们，把他们绑在这里。要绑得能使我们有两三天的充裕时间才行。
这么说来，不是很简单吗？
这时科利亚察看回来了，暗示我上面一切正常。他等着我发出“玛赫玛杰拉！”的命令。怎么办？
奴役的埃克巴斯图兹营的图景又浮现在我眼前。我原意回到那里去吗？难道我们就没有权利？
这时，突然，有一个什么东西非常轻柔地抚摩了我的腿一下。我看见一个小小的白东西。我俯身一看：原来是一只小白猫，从船舱里跳出来的。它把尾巴像旗杆一样竖着，鼻子里发出轻轻的呼噜声，用身体蹭我的腿。
它并不了解我此刻的想法。
由于这小白猫的轻轻触动，我仿佛感到自己的意志有些动摇了。从钻出铁丝网下的小洞以来二十昼夜一直处于紧张状态的一根弦，似乎一下子断了。我感觉到，现在无论科利亚说什么，我都不仅不会夺取这两人的生命，而且不会夺取他们的一点血汗钱。
我保持着严肃的声调说：
“好，你们在这里等一等，我们马上就会查清楚的！”
我和科利亚登上山坡，我手里拿着他们的证件。我把自己的想法告诉科利亚。
科利亚不作声。他不同意，但是不吭声。
世界就是这样安排的：那些家伙能够随意剥夺任何人的自由，他们并不存在良心问题。而如果我们想把天赋予自己的自由取回来，他们就要求我们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要求我们所遇到的一切人付出生命。
那些家伙什么都能作得出，我们则不能。这就是他们之所以强于我们的原因。我和科利亚没有商量出一致意见就走下山坡了。跛脚男人站在靠岸的船旁。
“你妻子呢？”
“她害怕，跑到树林里去了。”
“这是你们的证件，拿去吧！你们可以赶路了。”
男人道了谢，冲着树林喊道：
“玛——丽娘！回来吧！都是好人！咱们走吧2”
两只船划开了。我也尽快地往前划。跛脚男人像是忽然想起了什么，从我们身后喊道：
“首长同志！我们昨天可看见两个人，简直像土匪一样。我们要知道的话，非把他们抓住不可，两个坏蛋！”
“听，怎么样？你可怜他们吗？”科利亚问我。
我没有吭声。
就从那天晚上起，从我们进屋取暖的时候或者从看到那只小白猫的时候起，我们的整个逃跑计划就被打乱了。我们似乎失掉了某种东西——是信心？果断？分析判断能力？两人和谐的决定？在这里，在即将到达鄂木斯克时，我们开始犯错误，两人开始不往一处想了。而这样的逃跑者就注定逃不远。
没等天亮我们就弃舟上岸了。白天睡在草垛上，但很不放心。天黑了，肚子饿，应该煮点肉吃。可是跑的时候把水桶丢了。我决定用火烤。找到了一个拖拉机上用的破座子。就把它支起来烤吧。土豆可以扔到灰里烧。
旁边有一个草窝棚，是割草人搭起来休息用的。我这天不知怎么那样糊涂，竟决定在窝棚里点火烤肉，我以为这样别处就看不见火。科利亚根本不想吃晚饭，他说；“咱们赶路吧！”老是意见分歧，合不来。
我在窝棚里点起火来。但是，草放多了，火一下子就上了窝棚顶，我好容易才爬出来。火顺着风势，把旁边的草垛（就是我们白天睡觉的那个草垛）也烧着了。我倒忽然心痛起这些干草来：多好的草啊，白天我们还在上面睡觉呢！我急忙把着了火的干草扔开，在地上滚动，企图把火扑灭，不让它蔓延。科利亚坐在一旁，气得鼓鼓的，一点也不想帮忙。
我们又留下了一个多么明显的痕迹呀！看，这照得满天通红的火光！几公里之外都能看到。这还要算敌人的破坏行为哩！对逃跑犯还会判原来的刑期二十五年，再加上放火烧农庄草垛的“破坏行为”高兴的话，可以判你“极刑”（死刑）了！
主要的是，每犯一个错误，它又会引起新的错误，因此也就更失去信心，失去对环境的判断能力。
窝棚烧掉了。土豆倒也烧熟了。拿草灰当盐，我们把它吃了。
夜里继续走。绕过一个大村子。抬到一把铁锹，我们便拿着它，心想：会有用处的。我们沿着额尔齐斯河走，不久就遇到一个河湾。要绕过去吗？太费劲了。我们在附近找了找，发现一只没有桨的船。没关系，铁锹也可以当桨使。我们渡过河湾。我在这里用皮带把铁锹绑住，背在身后，揪把向上，从远看像是背着一支猎枪。在黑暗中人们会把我们当成猎人的。
没走多远，从旁边过来一个人，问了一声：“彼得罗？”“认错人了，不是彼得罗！”
我们走了一夜，白天又是睡在草垛里。轮船的汽笛声惊醒了我们，钻出来一看：不远处就是码头。几辆汽车正往码头上运西瓜。鄂木斯克市就在眼前。鄂木斯克就在眼前！该是刮刮胡子，弄一点钱的时候了。
科利亚不断折磨我：“这回我们该完蛋了。既然可怜他们，咱们为什么还要逃跑呢？正在决定命运的关头，你却发起慈悲心来！这回我们该完蛋了。”
他说得有理。现在想起来那是多么没有意义啊。现在我们没有刮脸刀，没有钱；本来是两者都已经到手了的，可我们却没有拿。我们为了逃跑，想啊，盼啊，多少年。耍了多少花招，作了多少戏。铬铁丝网，随时等待着子弹穿过后背，六天六夜滴水不进口，在草原上挣扎两个星期——而到最后，却没有拿那已经到手的东西！像这样满脸胡子怎么进鄂木斯克？到哪里去弄钱从鄂木斯克坐车到远处去？
白天我们还是躺在干草里。当然，睡不着。下午五点左右日丹诺克说：
“现在趁着天还亮的时候出去看看情况吧！”
“那可不行！”我说。
“跑出来快一个月了。你可真是个保险主义者！我去，我一个人去。”
“你敢！我捅你一刀！”当然，我是不会捕他的。
日丹诺克不说话了。躺着。突然，他爬起来，钻出去，走了。怎么办？就这样分手？我也只好出去，追上他。我们在大白天顺着额尔齐斯河边的大路走。走到一个草垛旁坐下来商量：如果再遇到一个人，就不能放走他了。天黑之前绝不能让他去报告。科利亚不小心跑出去（想看看路上有没有人），被一个小伙子看见了。只好把小伙子叫过来：
“朋友，请过来！来一支烟解解闷儿吧！”
“你有什么可发愁的啊？”
“这不是嘛2我跟大舅子找个星期天出来划船玩玩。我是鄂木斯克人，他是巴夫洛达造船厂的，是个钳工。你看。夜里船脱了碇，漂走了，我们就这样留在岸上。你是干什么的？”
“看管浮标的。”
“你看没看见我们的船？说不定漂到芦苇丛里去了？”
“没看见。”
“你的岗位在哪儿？”
“那就是！”小伙子指指附近一间小屋。
“那就到你那儿去吧。我们带着肉，咱们煮点吃。我们也刮刮脸。”
我们三个人走去。原来这间小屋是另一个浮标工住的，我们这个小伙子住的那间离这里还有三百米。又不是一个人！我们刚进屋，邻居就骑自行车来了，还背着一支猎枪。他用眼睛嚼着我的满脸胡子，问起鄂木斯克的生活来。向我这个政治苦役犯打听鄂木斯克自由人的生活！我只好连猜带编，反正少不了什么住的地方太挤，食品供应不好，工业品质量差之类。我想，这大概不会错吧。谁知这个人不以为然，他撇着嘴反驳我，原来他是个党员。科利亚这时正在煮肉场，我们应该多吃点准备着，也许到达鄂木斯克之前再吃不到东西了。
到天黑这一段时间真难熬。这两人一个也不能放走。可是，如果再来第三个呢？天色黑下来，两人都要去点浮标灯。我们也要求跟去帮忙。那个党员拒绝说：
“我只要点两个浮标就行了，点完还得进村给家里送柴火去。我还要回来的。”
我暗示科利亚盯住这个党员，情况不妙就拉进草丛。并暗示他会面的地方。我自己跟另一个人去点浮标。我从船上留心观察附近岸上的地形，一边向他打听去附近城镇的路程。我看到那个党员和我们同时往回走，有些放心了：他还没有来得及去告密。不一会儿，他果然拉来一车柴火。但他却把车放在屋旁，不往家里送，坐下来喝科利亚煮的肉汤。他不走，有什么办法呢？那就对付他们两个？把一个弄进地窖，另一个塞到床下？他两人都有证件，其中一人还有猎枪和自行车。是吗？啊！逃犯的生活啊！人家只是接待了你，你还嫌不够，还要强夺他们的
突然，我听到吱拗一声，是桨架的声音。往窗外一看，三个人坐小船来了。这样就是五比二了。小屋的主人出去了一下，立即返回来取小铁桶，一边说：
“是班长来送煤油。奇怪，怎么他亲自送来，今天是星期天啊？”
星期天！我们都忘记星期见了。对我们来说星期见都一样。我们是星期日晚上逃出来的。那就是说已经过了三个星期。劳改营里怎么样？猎犬们大概绝望了。认为再也抓不到我们。如果当初坐汽车跑，有这三个星期的时间我们大概早在卡累利阿自治共和国或者白俄罗斯共和国安顿下来了，已经有了居民证，找到工作了。顺利的话，也许还能往西走得远些现在，经过三个星期之后，要是再投降可太遗憾了！
“喂，科利亚！差不多了吧，该打起精神整理行装了吧？”我们两人出去，蹲在草丛里观察着：小屋的主人从船上取了煤油，他的邻居。那个党员，也凑过去，小声在说什么，我们听不见。
送煤油的人走了。为了不给他们单独谈论我们的机会，我叫科利亚赶快回小屋去。我自己悄悄摸到主人的船旁，为了不弄响铁链子，我使了很大力气才把木桩子拔了出来。我估计了一下时间：如果浮标班长去报告，到村里约有七公里的路程，大约需要四十分钟，如果村里有武装人员，他们集合起来乘汽车赶到这里，也还得十五分钟。
我回到屋里。邻居还没有去送柴火，两人还在聊天。奇怪。那就不得不对付两个人了。我对日丹诺克说：
“喂，科利亚，睡觉前咱们到河里去洗洗罢？”（我们俩总得商量一下呀。）
我们刚刚出屋，就听到黑暗中传来皮靴的声音。我们弯下腰，借着灰暗的天空反光（月亮还没有升起）看到几个人影鱼贯地从树丛旁跑过去，把小屋围起来。
我对科利亚小声说：“上船去！”说着就向岸边跑。我从陡岸上滚滑下去，正好落到船旁边。生命攸关，分秒必争。可是不见科利亚跟上来。唉呀！他到那儿去啦？可我又不能扔下他。
终于，看见黑暗中一个人影顺河岸朝这边跑来了。
“科利亚，是你？”
火光！嗖的一声，子弹迎面打来！我翻身两手向前扑到船上。陡岸上冲锋枪接连打了几梭子子弹。人们喊道：“打死了一个！”有人俯身问：“受伤啦？”我呻吟着。人们把我拉出去，拖着走。我一跛一跛地走（如果受了枪伤，他们会殴打得轻些人黑暗中我偷偷把两把刀子扔在草里。
岸上的红肩章士兵问姓什么。我回答：“斯托里亚罗夫。”（还指望着万一能想法混过去。不想说出自己的真姓，因为那就意味着自由的结束呀！）
人们狠狠地往脸上打：“报你的姓名！”“斯托里亚罗夫。”他们把我拖进小屋，扒光上身的衣服，用铁丝把两手捆在背后，铁丝直吃到肉里。几把刺刀对着我的肚子。其中一把从刀尖上往下滴着血。抓到我的那个民警中尉萨博塔什尼科夫用那干式手枪往我脸上直捅，我看到手枪的扳机是扳起了的。“报你的姓名！”唉，抵抗已经没有用了。我说出了自己的姓名。
“另一个在哪儿？”
眼前的手枪晃动着，对着我的刺刀又往里扎了一下。
“另一个在哪儿？”
我为科利亚没被抓到而庆幸。我重复说：
刚才还在一起，大概被打死了。”
来了一个戴蓝箍帽的行动人员，哈萨克人。我的两手倒剪着，被他一把推倒在床上，半躺半卧，他就左右开弓打起嘴巴来，两只胳膊像游泳一样轮流摆动，每一巴掌都打得我的头往墙上撞一下。
“武器在哪儿？”
“什么武器？”
“你是背着武器的！夜间有人看见了！”
噢，路上遇见的那个猎人也去报告了
“那是一把铁锹，不是武器。”
但他不信，继续打。突然，我觉得轻快了——这是开始失去知觉了。等醒过来的时候，我听到：
“好，你等着！要是我们的人受了伤，就地打死你！”
（他们像是有预感，科利亚确实弄到了一支枪！后来我才知道是怎么回事。原来，我告诉科利亚“上船去！”可是科利亚却向相反的方向跑去，他钻进了草丛。他后来解释说是没听懂我的话其实，不是的，他那天一直想要同我分开，这时他就跑开了。他记住了放自行车的地方。听到枪声后他拼命地朝河岸的相反方向跑，后来朝着我们来的那个方向爬了一段路，藏在草里。等天完全黑下来，一群人围着我的时候，他才直起身来又跑。边跑边哭，他以为我被打死了。他一口气跑到原先那间小屋外，踢破窗户，进去就找墙上那支猎枪。他摸到了猎枪，还有子弹袋。把枪上了膛。他说：“我当时想：去报仇？朝他们打一梭子，替格奥尔吉报仇？但是，又想了想，不行！”他找到了自行车，找到了斧头。他从里面破开门，往口袋里装了些盐，（是觉得盐最重要呢？还是没有时间考虑？）然后就骑上自行车顺大路直奔村子，又穿过树林，就从士兵们的旁边骑过去。（士兵们根本没有想到。）
我读绑着装上大车。两个士兵坐在我身上，把我送到两公里外的国营牧场。牧场里有电话，方才同送煤油的浮标工班长一起坐在舱里的护林员就是用它通知了红肩章士兵，所以他们来得那么快。我却没有估计到会有电话。
同这个护林员还有一个小小的插曲。谈这个插曲虽然不愉快，但它对于被捕获的逃犯来说却有典型性。我想解小手，因为我的手被捆在背后。需要别人用手给我一种十分阴私的帮助。拿冲锋枪的士兵当然不屑于做这种事，于是就叫那个护林员陪我出去。我们离开士兵们。当他在黑暗中帮我解手的时候，小声请求我原谅他的出卖行为：”我的职责所在嘛！我也没有别的办法。”
我没有回答。这里的是非曲直由谁来评判呢？出卖我们的人有的由于职责，有的没有职责也出卖。一路上所有的人都出卖我们，只有那个白发老汉例外。
在大路旁的一间小屋里，我光着上身被捆绑着。口里干渴得很，但是不给我水喝。红肩章士兵们像一群野兽似地看着我，谁高兴就用枪托给我一下。但是，到了这里就不会那么轻易被打死了：在他们人少的时候，没有证人的时候，他们会打死人。（他们的这种恨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们多少天来一直排着队在河岸上，在芦苇丛里寻找我们，得不到休息，吃不到热饭，只能吃罐头。）
这间小屋里住着一家人。小孩子们用好奇的眼光盯着我，但不敢走过来，有的吓得打战。民警中尉坐在椅子上，同主人一起喝着优特加酒，他为这次成功和将会得到的奖赏而高兴。他向主人夸口说：
“你知道他是什么人？还是个上校呢，有名的美国特务，大土匪！他想往美国大使馆里逃。他们在路上杀了人，吃人肉。”
说不定他自己是真的相信这些话呢。内务部一直在散布关于政治犯的这类谣言，这样可以容易抓到人，大家都会去报告。他们只靠政权、武器、机动迅速这些优越条件还不够，还需要借助于造谣中伤！
（就在这个时候，科利亚骑着自行车，背着枪，若无其事地从我们的小屋旁驶过。他看到了照得很亮的小屋，几个坐在门口边抽烟边说笑的士兵和面对着窗户光着身子被绑住的我。他蹬车朝鄂木斯克猛跑。在抓住我的地方，还有士兵们一整夜守在草丛里，等待天亮进行搜索。这时还无人知道邻近的浮标工的枪和自行车都不见了，那个年轻的党员浮标工大概也是喝酒、吹牛去了。）
民警中尉充分享受了这猎获物的快乐之后，（对于地方民警来说这可是个不寻常的猎获物啊！）命令把我带进村里。我又被扔进大车。进村后，关进了临时羁押室，（这种地方在苏联到处都有，每个村苏维埃都附设一个临时羁押室！）两个冲锋枪手在走廊警戒，两个守住窗口！美国特务上校嘛！把我的手解开了，但命令我躺在屋中间的地上，不许靠近任何一面墙。就这样，我光着身子躺在地上度过了十月的一个夜晚。
第二天早晨，来了一个大尉，他的两眼狠狠地盯着我，把我的一件制服上衣扔给我（别的东西他们都卖掉喝酒了）。他不住地用眼睛嚼着门口，小声地向我问了一个奇怪的问题：
“你怎么认识我？”
“我不认识你。”
“那你怎么知道沃罗比约夫大尉领导搜捕工作？你这个坏蛋！你知道你把我置于何地了吗？！”
他也姓沃多比约夫！他也是大尉！那天夜里，当我们装成行动人员小组的时候，我确实提到过一个沃罗比约夫大尉。是我发了善心放掉的那个劳动者去如实报告了。现在这个大尉却遇到了麻烦！如果领导追捕的人和逃跑者有联系，那么，三个星期没抓到人就一点也不奇怪了！
又来了几个军官，他们大声对我嚷嚷，同时也询问关于沃罗比约夫的事。我告诉他们：这是偶然的巧合。
又把我的手用铁丝捆起来，把鞋带抽掉，白天带我到村里的街上去示众。大约有二十名冲锋枪手押着我。全村的人都出来了，女人们不住地摇头，孩子们跟着跑，喊叫着：
“他是土匪！是带去枪毙的！”
两手被铁丝紧紧勒住，每走一步鞋就要掉。但是，我昂起头来，用骄傲的眼光望着群众，我想让大家都看看：我是个好人！
带我出来示众，是为了让这些妇女和孩子们记住。（关于我的神话很可能还要在这里流传二十年！）一直走到村口才把我推进一辆卡车的破旧木板车厢里。五名冲锋枪手靠在驾驶室旁目不转睛地盯着我。
就这样，我们逃出劳改营后曾经怀着无比喜悦的心情走过来的全部路程，如今我又得一步一步地往回走了。而这段路程，要顺着弯弯曲曲的汽车路走的话，足有五百公里。给我戴上了手铐，铐得非常紧。两手倒剪着，没有办法保护自己的脸。我不是像一个人，而是像一口被捆住的猪似的卧在车厢里。他们就是这样惩罚我们的。
道路坎坷木牛，雨下个不停，汽车在坑坑洼洼的路上颠簸摇晃。随着车身的摇动，我的头和脸就在车厢底板上来回磨蹭。头和脸被木刺划伤，木刺扎进肉里。手不但护不了脸，而且也随着车子的摇动被手铐咬得剧烈痛疼，像是被锯掉似的。我试图跪起来爬到车帮旁边，靠着车帮坐下。但是，白费力！因为没有东西支着，车一摇晃就又把我摔倒了，我只有在车厢底板上滚来滚去，有时候弹起来又撞到板子上，疼得好像五脏六腑全要震出来似的。仰面朝天，不行，压得背后的手吃不消。侧着身子，不行。趴下，也不行。我想弯着脖子，把头抬起一点来，免得老撞脸，不行，脖子支持不了一会儿，头便倒下去又撞在底板上
五个押解兵看着我的痛苦，丝毫无动于衷。
这押解的旅程对他们也将是一次思想教育呀。
坐在驾驶室里的中尉亚克夫列夫每当车停下来的时候就往车厢里看一看，咧着嘴说：“嗯！没跑掉吧！”我请求他给我摘掉手铐，他笑笑：“我可不是那个让你钻铁丝网的小伙子。痛？你痛死才好哩！”
头一天晚上我还曾高兴过，心想：这次殴打还算轻，倒还不算“按罪受罚”现在，我才明白：既然有卡车的破车厢会惩罚我，他们何必让自己的拳头受累呢？我身上没有一处不被擦伤撞肿的。两手剧痛，脑袋像是要裂开。满脸撞伤，扎了许多木刺，皮擦破了。
车走了一整天和大半夜。
当我已经不再同车厢作斗争而只是麻木地听任脑袋往车帮上撞来撞去的时候，一个押解兵实在看不下去了，把一个口袋垫在我的头下，并且偷偷替我松了松手铐，弯腰的时候悄声说：“没关系，快到了，再忍一会儿吧。”（这小伙子怎么会说出这样的话？他是什么人教育出来的？大概可以肯定地说不是马克西姆-高尔基教育的，也不是他们连队的政治指导员教育出来的。）
埃克巴斯图兹。士兵们把车围起来。“出来！”我站不起来。（即使能站起来，他们也会让我在兴高采烈的士兵们的拳打脚踢下通过的。）打开了车帮，我被拖到地上。看守们集拢来，大家都想看看，嘲弄一番。不知谁喊了一声：“哈！你这个侵略者！”
把我拖过岗楼，拖进监狱。没有把我塞进单间，而是立即关进一般牢房，为的是让那些喜欢“争取自由”的人看看我的模样。
在牢房里，囚犯们把我小心地抱起来，放到上层铺上。只不过要到明天吃早饭时他们才能给我点吃的东西。
那天晚上科利亚骑车走在去鄂木斯克的路上。一看见远处的汽车灯光，他就急忙拐进草原，放倒车，躺下。后来，他看到地里有一家孤零零的农户，宅旁有个鸡窝，又燃起了希望，于是他摸进去，扭断了三只鸡的脖子，装进口袋。别的鸡叫起来，他这才赶紧跑了。
自从我们犯了几个大错误之后他就感到缺乏信心，而现在我已被抓回，科利亚心里更没有底了。他不坚定，神经过敏。只凭某种拼命的心情往前跑，已经不能很好地考虑对策了。他已经不能判断一个极简单的道理；自行车和枪支的丢失现在肯定已被发觉，因此这两件东西已经不能再帮他伪装了，他应该无一亮就尽早把这两件过分明显的标志丢掉；同时，他不应该从这面的大路进鄂木斯克，应当远远地绕个大圈，到另一面，从小路进城。枪支和自行车应该尽快卖掉，这样还可以弄到点钱。这些他都没有想到。他在额尔齐斯河边的草丛里藏了大半天，但又没有忍到晚上，就在天不黑时顺着河边小路走去了。十分可能这时已经通过电台把他的特征广播了，在西伯利亚并不像在苏联欧洲部分那样回避公开广播此类事情。
他骑车走近一所小房，进去了。家里只有老太婆和她一、三十来岁的女儿。家里有收音机。巧得出奇的是收音机播送的歌曲正是：
流浪人逃出了库页岛，
沿着野兽走过的小道
科利亚一下子百感交集，眼泪夺眶而出。妇女们问他：
“什么事使你这么伤心啊？”
听到她们这句同情的问话，科利亚忍不住放声哭起来。两个妇女都尽力安慰他。他解释说：
“我现在是孤零零一个人，全把我抛弃了。”
“那你就娶个妻子吧，”老太婆不知是开玩笑，还是认真地说：.“我这闺女也是一个人过。”
科利亚更是被感动了。不由得朝这个待嫁的姑娘望上几眼。姑娘却一本正经地转过脸来说：
“有钱买伏特加酒吗？”
科利亚把最后的几个卢布搜了出来，看样子不够。
“嗯，我一会儿再添上点。”姑娘说着就出门去了。
“对呀！”科利亚想起来了“我这里还打了几只沙鸡呢。丈母娘，您去把它炖炖，不是一顿节日晚餐吗！”
“你这都是母鸡呀！”老太婆抓起鸡来一看，不对头。
“那就是我夜里打的时候没看清楚。”
“那怎么鸡脖子都拧断啦？”
科利亚想讨支烟抽。老太婆却为了马合烟向新姑爷要钱。这时科利亚把便帽摘了下来。老太婆一看，更是慌了神：
“看你这头剃得光光的，该不是个逃犯吧？别找麻烦，赶快给我走开！等我闺女回来，我们给你报告去！”
科利亚总是在想：为什么我们在额尔齐斯河上可怜了自由的人们，而自由的人们却一点也不可怜我们呢？他把墙上挂的一件莫斯科式短上衣取下来（天已经凉了，可他身上只有一件衣服），穿上一试，正合身。老太婆在喊：“把你交给民警去！”这时科利亚已经从窗户看见老太婆的闺女回来了，还有一个男人骑自行车跟在后面。她已经去报告了！
那就是说——“玛赫玛杰拉！”日丹诺克抓起枪，对老太婆说：
“到墙角去！躺下！”他自己侧身靠在墙上。两个人刚一进门，他就厉声命令说：
“都躺下！”又对那个男人说：“你把靴子脱下来送给我作结婚礼物吧2一只一只地脱！”
男人在对准他的枪口威胁下脱了皮靴。科利亚把靴子穿上，把劳改营的破鞋扔掉。然后警告他们：谁敢出去追，就开枪。
日丹诺克骑上自行车跑了。但是男人骑自己的车紧追上来。科利亚跳下车来，举枪瞄准：
“站住j放倒自行车！往后退！”
科利亚把男人赶开，走过去踩坏车辐条，用刀子割开车带，自己这才骑车走了。
他很快就上了大路。眼前就是鄂木斯克，他径直向鄂木斯克骑去！来到一个公共汽车站。旁边菜园里有几个妇女正在刨马铃薯。一辆三轮摩托车从后面跟上来了，上面坐着三个穿棉袄的工人模样的人。走着走着，三轮摩托突然一转，用车斗向科利亚撞过来，把他撞倒了。三个人跳下摩托车，一齐扑向科利亚，掏出手枪，用枪把打他的头。
菜园里的妇女们叫起来：“你们干吗打人？他惹你们了吗？！”
的确！他惹他们了吗？
但是，谁对谁干了什么并且将要干什么，这是老百姓所不能理解的。三个人的棉袄下面都穿着军装（行动人员小组不分昼夜地守候在进入鄂木斯克的路口）。妇女们听到的回答是：“他是杀人犯！”这样说最简单。于是，相信法律的妇女们就又继续去刨马铃薯了。
行动小组首先就问这个乞丐般的逃跑者有没有钱？科利亚诚实地回答说：没有。他们搜他，在他刚刚抢来的新装“莫斯科式上衣”口袋里找到了五十卢布。他们拿了钱，到一家饭馆足吃足喝了一顿。不过，也还给科利亚吃了一顿饱饭。
我们就这样被挂在监狱里很长时间，直到第二年的七月才审判。经过九个月的劳改营监狱，我们都患浮肿。这期间时常被揪去审问。负责审讯的是劳改营头目马切霍夫斯基和行动特派员魏因施泰因。他们追问：犯人中间谁帮助我们逃跑的？自由工人中间谁同我们“商量好了”在我们逃跑时把电灯熄灭？（我并没有对他们讲明原来的计划不是这样，电灯熄灭反而妨碍了我们。）鄂木斯克的接头地点在哪里？想从哪里越过国境逃出去？（他们根本不能理解人们想留在故土的心情，而是认定人们想往国外跑。）我们回答说。
“我们是往莫斯科跑，往党中央跑，去申诉对我们的非法逮捕，没有别的想法。”但是他们不信。
审讯没有搞到什么“有趣的”材料，最后也只好给我们每人拼凑一个由下列“花朵”组成的逃跑者的“花束”：刑法第五十八条第14分条（反革命怠工）；第五十八条第3分条（强盗行为）；“六四”指令第1-2条（结伙偷盗）；同一指令第2-2条（暴力抢劫，危及人身安全）；第一百八十二条（制造并携带凶器）。
但是，这一整串吓人的条文也并没有给我们加上比已经戴上的镣铐更沉重的镣铐。早已超越一切合理界限的法律惩罚所能给予我们的也不过就是二十五年苦役吧，而这却是一个浸礼教徒为了一次祈祷就可能受到的刑罚，也是我们在逃跑前已经被判处的刑罚。因此，只不过是今后点名时回答自己的“刑满日期”时不再说“一九七三年”了，要说“一九七五年”如此而已。难道当时，在一九五一年，我们能够感受到一九七三与一九七五之间有什么差别吗！？
审讯中只有一点使我们受到威胁；他们说要把我们按经济破坏犯论处。这个看来很普通的名词却比那些司空见惯的“怠工、强盗、抢劫、偷窃”等等危险得多。因为根据这一罪状可以判处死刑，这是一年前才宣布实行的。
说我们搞“经济破坏”是因为我们“破坏了人民国家的经济”审讯员对我们解释说：为了追捕你们，国家共花费十万零二千卢布；造成其他工地都停工几天（没有放囚犯们出工棚，因为担任警戒的士兵大部调去执行搜捕任务）；有二十三辆汽车载着士兵昼夜奔驰在草原上搜寻，三星期就用掉了全年汽油消耗定额；向附近所有的城市和村庄派去了行动人员小组；发出了全苏通缉令，同时向全国分发了我和科利亚的照片各四百张。
我们怀着骄傲的心请听完了这一长串数字
结果，我们又各自被判二十五年。
当读者拿到这本书的时候“很可能，我们的刑期还没有满呢”
当读者拿到这本书时，格奥尔吉-帕夫洛维奇-腾诺，这个竞技运动家，甚至是竞技运动的理论家，已经于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二日死于突然发现的癌症了。他是在病床上勉强看完这些章节的，并且用那已经开始麻木的手亲自作了一些修改。他绝没有想到会这样死去，他对朋友们所作的誓言也不是要这样死去的！每次盘算逃跑计划时，他都一次又一次地燃起要死于战斗的愿望。他常说：“我死的时候一定要同时带着十来个杀人犯到阴间去，其中第一个就是维亚奇克-卡尔祖贝（即莫洛托夫），另外还一定得有赫瓦特（既负责瓦维洛夫案件的侦查员）。我不是要杀人，我是要处死他们。既然国家法律保护杀人犯，我就得这样做！”腾诺曾说：“在你已经打出头几枪之后，你自己生命的本钱就算已经捞回了，那时你会高高兴兴地超额完成任务。”但是，病魔突然袭来，没有允许他找到武器，转瞬间夺走了他的力气。当腾诺已经知道自己的病情时j他还曾亲自把我写给苏联作家代表大会的信分别投到莫斯科的许多邮箱里去。他希望把他葬在爱沙尼亚。给他作临终祈祷的牧师也是个老囚犯，是蹲过希特勒和斯大林双方的集中营的。
可是，莫洛托夫却安全地活下来了，他正在翻阅旧报纸并撰写他的刽子手回忆录。而赫瓦特呢，他正在高尔基大街第四十一号住宅里安闲地花着他的养老金。
在腾诺逃跑事件发生以后，（由于他那不幸的短小喜剧）劳改营文化教育科的文娱小组被解散了一年之久。
这是因为；文化固然很好，但是文化应该为压迫服务，而不应该为自由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