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后点击“添加到主屏幕”第七章出狱后的囚犯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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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告无罪，恢复名誉，
头上的党证发出暖人的气息。
而劳改贷的经历对这些人来说则像是某种有毒的脏东西，必须尽快摆脱它。他们想：即使把劳改营的经验好好抖一抖，洗涤、清理一番，难道能够找出一点点贵金属来吗？
列宁格勒的老布尔什维克瓦西里耶夫就是一例。他蹲过两个十年（每次都连带五年剥夺政治权力）。现在他领到了共和国级的个人特定养老金。所以，他便说：“我现在生活完全有保障。我要歌颂我们的党和我们的人民。”（妙极了！似乎只有圣经里的约伯才这样歌颂过上帝：上帝，感谢你踢给我们溃疡、瘟疫、饥饿、死亡、屈辱！歌颂你！光荣归于你！）不过，这个瓦西里耶夫也并不是游手好闲的，他可不是个单纯的消费者，他说；“我现在是反寄生虫斗争委员会成员。”也就是说还在拼着把老骨头干着当前主要的破坏法制的行为。看吧，这就是“思想纯正者”的面貌。
我也可以理解从前的告密者——眼线们为什么不希望回忆和见面：他们担心受到指由、受到揭露。
但是对其他人来说呢？这是因为奴性太深？是害怕再次进去而自愿作出的保证？娜斯坚卡-维当年可不是平平常常地走进监狱时。她是带着拒捕时的枪伤进去的，可如今她用两只拳头紧压着太阳穴对我说：“要忘掉它，像一场梦一棒，忘掉，忘掉劳改营里经历的那些幻觉。”古典语文学家阿-德，按照他的工作性质，是要对各种古代历史场景作出理性的汗量的。可是为什么他也命令自己“忘掉一切”？这样他在整个人类历史中能够领悟到什么？
叶夫根尼娅曾在一九二一年被逮捕关进卢宾卡监狱，当时她还没有结婚.一九六五年她向我讲了这段经历，讲完后却补充说。“我婚前婚后对我死去的丈夫一直没讲过这件事。忘了”忘了？对一个同她生活了一辈子的最亲近的人忘了讲？照这么说，把我们关在监狱里的时间还是不够长！
或许我不应该这么严厉地评判？或许这就是人性的平均数？老百姓中间有些谚语也是这么说的：
过上半天甜日子。已往的苦楚全不知。
事情容易记不清，好了疮疤忘了疼。
好了疮疤忘了疼！——原来这就是人啊！＿我的朋友尼古拉-维特凯维奇是我的同案犯，我们两人以孩子般的直言不讳致使自己身陷囹圄。在他看来，我们所经历的这一切都是可诅咒的，是愚人的可耻失败。因此，他一头钻进了科学，钻到这个最保险的事业里，想靠它有所成就。一九五九年，当帕斯捷尔纳克还在世，但已被猎犬所包围的时候，我们他谈到过帕斯捷尔纳克的事。他大不以为然地摆摆手说：“不要再翻这些老皇历了！你还是听我讲讲我在教研室怎样进行斗争的吧！”（他为了取得职务上的升迁经常在同一些什么人进行中争。）是啊，军事法庭当时判了他十年劳改，其实，也许只须一次鞭打就足够了吧？
格里戈里-姆-泽也被释放了。释放，撤销原判，恢复名誉，把党证交还给他。腰知道，人们根本没有问他在这期间是否信仰了耶和华或者穆罕默德？人们不管他从前的思想是否已经荡然无存。很简单：“这是你的党证，拿去吧！”）于是姆-泽从哈萨克斯坦又回到原来的某地。他经过我们城市时，我特地赶到火车站去同他会面。他如今夜想些什么呢？嗯，他会不会现在又希望回到军队的“秘密科”、（特别科”或者“专门科”去？我同他谈话时，他好像总是心不在焉。从那之后他一直没给我来过信，一行字也没有写来，’““”
又例如，雷茨。他现在当了房管所的主任，又是民兵。他谈起自己今天的生活来津津有味。他虽然没有忘掉过去，（在科雷马度过的十八个年头怎么能轻易忘掉呢？）但是一提起科雷马，谈话就索然无味了，似乎他在怀疑：这一切果真发生过吗？这怎么可能？他身上已经没有过去的痕迹，现在他一切顺利，他对一切都满意。、就像盗贼“洗手不干”一样.那些政治犯的仿造品们也把过去忘掉。对于这些已经“洗手”的人们来说，这个世界又变得很舒适了，似乎没有荆棘。没有压迫。他们觉得从前似乎大家都在的审.初在他们却觉得似乎谁也不在坐牢。原先五一节和十月革命纪念日所具有的那种欢乐愉快的气氛又回到他们身上，这些节一日对他们来说已不再是让我们站在严寒中、对我们进行特别侮辱性的搜身、把我们严严地关进劳改营监狱的那些日子了。本来嘛！何必抱那么高的希望呢？！既然一家之主今天白天在工作岗位上受到了上司夸奖，那么晚上一家人吃饭时不就应该有些节日气氛吗，不就可以庆贺一番吗！
这些从前的受难者只是在家里还偶尔喃喃地埋怨几句，只在家里他有时还记得村去，这是为了使家里的人更抚爱他，更珍视他。一出家门，他就把过去忘得一干二净。
不过，我们也不该太不近人情。要知道，经历过许多使人厌恶的失意之后回到原来的“自我”中去，恢复自己从前的（虽然不是很好的）特点和习惯，这本是一般人的常情！我们的禀性，我们的遗传基因的稳定性，也就表现在这里。大概人不如此也就不成其为人了吧。我们前面引用过塔拉斯-谢甫琴柯的彷徨的诗句人就是这同一位谢甫琴柯十年之后万分高兴地写道：“我的内心形象丝毫没有改变。我衷心感激万能的造物主，他没有让那可怖的试验铁爪触及我的信仰。”
但是，人们究竟怎样才能忘掉呢？到哪里去学会这忘却的本领呢？
加里尼娜给我写信说。“不，我什么也忘不了。生活怎么也安排不好，虽然我自己也不愿意这样在工作上我可能作出些成绩，日常生活也能处理，可是总觉得心里不舒畅、别扭，而且觉得疲劳。我希望您在描写那些被释放的人时，总不至于说他们完全忘了过去，生活得很幸福吧？”
拉伊莎-拉祖季娜来信说：“不让我回忆不好的东西？那么要是没有什么好的可回忆呢？”
塔玛拉-普雷特科娃写道；“我坐了十二年牢。”我出狱后已经生活了十一年（！）了，可我至今还是不明日到底为什么活着？哪儿才有正义？”
欧洲谈论平等精神已经两个世纪了。可是在我们这里人们还是多么互不相同啊！生活的犁铧在我们彼此心灵上耕出的犁沟真是太不一样了！有的八十一年什么也忘不掉，另一些人一夜之间忘得干干净净。
伊万-多布里亚克说：“一切都过去了，可又不是一切。给我恢复了名誉，可我总是不能平静。很少有一个星期能够安安静静地睡觉，总是梦见劳改营。我自己流着眼泪从梦中惊醒，坐起来，或者把别人吓得赶快叫醒我。”
安斯-伯恩施坦获释十一年之后还一直梦见劳改营。我也大约有五年的时间老是梦见自己是因犯，从来没有梦见自己是自由人。即使今天.有时候还梦见我是因犯（我在梦里一点也没感到奇怪，一切行动还是按照治经验）。列-科佩列夫获释十四年后得了病，马上就说开关于监狱的胡话了。乃-科佩列夫获释后第十四年得了病、病中的谵妄都是关于劳改营监狱的，
我们的舌头总像是说不出“船舱”和“病房”这些词，总想说成“牢房”
沙维林说；“我至今一看到狼狗还是心惊胆战的。
丘尔佩涅夫如今一走进树林就不能平静地呼吸，也不能欣赏自然风光，他说：“我一看，这片松树林不错。枝杈很少，伐倒之后无须再烧掉砍下的枝杈，能够出一批很好的方材”
米尔采沃村里几乎半居民是在劳改营呆过的（虽然大多是犯的盗窃罪）。＿如果你释放后住进了这个村。怎么能忘掉过去呢？你来到梁赞火车站。看见车站的围墙上有三根柱子是损坏的，可是从来也没有修过，好像就应该这样。这是因为囚犯列车通常正是停在这里的，运囚犯的。“乌鸦车”也一直开到这儿，一车屁股对着缺口，囚犯们一下火车就被轰着往这个墙洞里钻.（这样方便，无须押着囚犯走过嘈杂的月台）。全苏无知普及协会“给你开出一张出差证（一九五七年），原来是叫你去第二劳改区，即附设在监狱的妇女劳改区去作报告的。你走过岗楼。一项熟悉的军帽从小窗口里盯着你、你同教育科的一位代表一起穿过监狱大院，衣裳破旧的女囚犯首先讨好地赶着向你们两人打招呼。你坐在政治处主任办公室稍事休息，陪同者为了不使你寂寞而同你聊天＿一你会想象到，就在这个时候正在从囚室往外赶女犯们，在小伙房里正在夺下囚犯伙夫手里的锅：喂，快去听报告！快点：快！囚犯们挤满礼堂。礼堂里发出一股潮湿味。走廊也潮湿，牢房里可能更潮。整个报告中不幸的妇女们一直咳嗽：那是老年人的、闷声闷气的。连续的咳嗽，是那裂人心肠的短促的干咳。她们的穿戴与其说像妇女，不如说是对妇女的讽刺，年轻人们也都像老太婆一样粗壮拙笨，个个疲惫不堪，盼望着报告尽快结束。你感到耻辱，恨不得化作一阵烟雾散掉。很不得不讲这些“科学技术的成就”而对她们高喊：“妇女们！这一切你们要忍到哪一天算完呀？！”你的眼睛立即发现几个穿得不错的、甚至穿着毛线衣的鲜明形象。显然她们是当杂役的。好了，你可以把目光停在她们身上，不去听那咳嗽声，可以顺利地宣读讲稿了。这几个人目不转睛地盯着你是在听吗？不，她们明明不是在听你讲话，她们不需要关于宇宙的知识。因为她们很少看到男人，所以在那里仔细端详你呢这时，你会设想：假如现在把你的身份证拿走，你就得留在这里了。这几堵墙，距离你熟悉的街道和熟悉的无轨电车站只有几米远的这几堵墙，就将把你同整个外界隔开，它们就不再是墙而变成许多难熬的岁月了不，不，你马上要离开这里！花四十戈比就可以乘电车到家，吃一顿美味的晚饭。但你总忘不掉：这些妇女仍将留在这里，仍将这样咳嗽下去，成年地咳嗽下去。
每逢我被捕的纪念日，我都要过一个“囚犯日”——早晨切下六百五十克面包，放两小块糖，倒上一杯热水。午饭我要求给我煮一份烂菜汤加一小勺稀饭。于是，我很快便回到原来的境地：天快黑的时候我把面包渣拾进嘴里，把盘子舔干净。往目的景象历历在目，往日的感受刺得我的心隐隐作痛！
我把自己身上那几块号码布也带出了劳改营，至今保存着。是啊，只我一个人这样吗？不，在这一家，在那一家，到处人们都把它像保存的圣物一样拿出来给我看。
有一天。我走在新斯洛博德大街上。布蒂尔卡监狱！“探监室”我走进去。里面挤满了妇女，夹杂着个别男人。有人在递交东西，有人在谈话。噢，外界给我们送的东西原来就是通过这里送进去的。真有趣：我若无其事地走过去看“探视规则”可是这时一个大嘴脸的中土盯了我一眼，走过来问道：“公民”你有什么事？”他大概看出我不像来探监的，怕我搞什么名堂。这么说，我身上大概总是带着一种因犯气味吧？
要是去凭吊死者呢？去凭吊那些自己人，也就是你也应该被刺刀扎死同他们躺在一起的那些人呢？奥列涅夫虽已衰老，但他还是在一九六五年去凭吊了一次。他背起背包，拿上手杖来到了从前卫生营的所在地，从那里进了山，当时死人就埋在这里（高凯尔基村不远）。山上到处是白骨和头颅骨。当地居民把这个小岗子叫做白骨山。
加利娅-b-住在遥远的北方城市，那里是半年黑夜，半年白天。整个世界上她没有一个亲人，她的所谓“家”只是一个嘈杂退出的角落。她想休息时便拿着书到饭馆去。要一杯酒，慢慢喝着，看看书，抽支烟“悲痛地思念俄罗斯”她最喜爱的朋友是乐队队员和看门的人。她说。“许多从那里回来的人都隐瞒着过去那段经历。可是我却以自己那段经历自豪。
虽然没有固定地点，但过去的囚犯们每年总要在某个地方举行一次难友集会.他们在一起饮酒、回忆。戈利岑谈到这类集会时说。“说来也怪，回忆过去时并不总是些阻暗的、痛苦的场面。许多东西回忆起来倒使人觉得心里暖洋洋的呢！
这也是人的一种本质！而且并不是最坏的本质。
金兹伯格（金兹堡）高兴地回忆说：“我在劳改营时号码前面的编号字母是‘n’，而我获释之后身份证号码前面的编号字母是‘3k’（泽克），有意思吧！”
看到这样的来信心里确实感到温暖.是的，果真的，在许多来信中，从前的囚犯的来信总使人读后感受不同！多么不寻常的生命力啊！如果目的明确。它将产生多大的推动力啊！在我们这个时代，要是你收到一封不是无病呻吟的，而是真正充满乐观主义的来信，那它肯定是从前的囚犯寄来的。一这些人对世界上的一切都已习惯，因而不论面对什么，都不会灰心丧气。
我为自己属于这一强有力的种族而感到自豪！我们原本不是一个种族，是别人使我们成为同一种族的！别人把我们焊到一起了。如果我们处在昏暗和涣散的、人人自危、互相警惕的狱外世界的话，我们永远不会如此坚固地焊接到一起。那些正统派分子和眼线们一到狱外就自动离去了。我们无须约定互相支持，我们也无须互相考验。＿我们一见面，看看眼神，说一两句话，就清楚了。难道还需要解释什么吗？我们是会互相援救的。我们到处都有朋友。我们的人有几百万！
监狱给了我们一权衡量人和事的新标尺，它从我们眼前去掉了那层经常障住未经风霜的人们的眼睛的世俗油污。这时我们得出了多么出人意料的结论啊！
娜-斯托利亚罗娃是一九三四年从巴黎自愿要求回国的。她落进了这个捕兽器.它夺去了她一生中最宝贵的时期。但是，斯托利亚罗娃不仅不悔恨自己回国，不痛苦，她反而说：“当时我不顾周围一切人的劝告，不听自己理智的声音，而毅然回到了俄国。看来我是做对了！我当时根本不了解俄国，但我的内心已经猜到她是什么样子了。”
卡尔普尼奇-布拉文在国内战争时期曾任旅长。他过去是一帆风顺的，他脾气急躁、易怒。那时候，特别科科长把名单拿给他、他看都不看一眼就用钝铅笔签字批准枪决，而且他不是在名单上都签字，而是在名单末尾签，不用大写字母，而只用小写字母、不带缩写点地写上两个字母：“bm”（这意味着：对名单上所有的人全部处死！）后来，他戴上了菱形章，再往后则是在科雷马的劳改营蹲了二十年零半年。如今，他住在大森林中的一个孤零零的村子里，浇菜，养鸡，有时做点儿木工活。他并不申请恢复名誉，一提到伏罗希洛夫他就骂娘。他每天听广播，看报，并且对于每一篇电台广播稿和报纸上的每一篇文章都在笔记本上写下自己愤怒的回答。但是，又过了若干年，这位山村的哲学家却意味深长地从某本书上抄下了这样一句格言：
“对人类单有爱还不够，对人们首先应该善于容忍。”而在临死之前，他又写下了他自己的两句话：
“我过去总是用自己的尺度评判一切。但现在我已是另外一个人了，我不再用苗已的尺度评判了。”
这使人感到震惊。这不是很神秘吗？是不是托尔斯泰老人还魂了？
塔尔诺夫斯基是个出类拔萃的人，可是他在刑满之后自愿留在科雷马了。他在写诗，但并不把这些诗寄给任何人。他沉思着。写道：
注定我呆在这天涯地边，
是上帝判定我沉默无言，
因为我曾看到恶人该隐，
却未能把他的头颈斩断。
遗憾的是；我们全都渐渐地死去，不能完成任何值得敬仰的事业。
此外，回到自由的狱外之后囚犯们还要和许多人见面。父子相会，夫妻相会。而这些会面也常常并不称心如意。十年，十五年来同我们在一起的孩子们，长大之后不可能同我们感情融洽：有时彼此简直形同路人，甚至像是敌人。忠贞地等待丈夫的妇女中受到应得的报偿的只是极少数：因为这么长时间彼此过着完全不同的生活，人的一切全改变了，只剩下姓名没变、他和她的生活经历过于不同，他们已经不可能情投意合了。
这些事还是留给人们去写电影剧本或小说吧，本书无法全包括进来。
但是，这里也不妨援引一个事例。让我何1来听听玛丽娜-卡达茨卡妮的叙述吧。
“头十年期间我的丈夫总共给我写了六百封信。后十年期间只写了一封，而且这封信写得叫人看了不想再活下去。经过十九年之后，当他第一次得到休假时，他并没有到我和儿子这里来，而是到亲戚那里去了。只是过路途中决定在我和儿子这里呆四天。我和儿子去车站接他，不料车站宣布那列火车当天不能到达了。我彻夜未能成眠。天亮时刚刚躺下休息，听到了叩门声。一个陌生的声音说：‘我找玛丽娅-维涅季克托芙娜！’我打开门。走进来一个上了年纪的胖男子，穿着外套，戴着呢帽。他什么也没说，径直走进屋里。我因为刚有些睡意，好像也忘记了自己正在等待丈夫。我们两人呆呆地站着。他问：‘你没有认出我来？’‘没有。’我心里还在想，这是怎么回事？大概是个什么亲戚吧。我亲戚很多，也都多年不见了。这时，我看到他那紧闭的嘴唇，想起自己正在等丈夫——一下子就昏过去了。这时儿子回来了，他正在生病。就这样，我们三个人，在这唯一的一间屋子里整整坐了四天，没有走出去一步。他和儿子两人很拘束，而我同丈夫也几乎没有谈什么，只是一般的谈几句。他讲了他个人的生活。根本没有问及我和儿子这些年没有他是怎么活过来的。他又回西伯利亚去了，临别时都没有看我一眼。我告诉他；我的丈夫早已死在阿尔卑斯山里了（战时他在意大利，是同盟国军队解放他的人”
也有另一种比较愉快的会面。＿可能你会遇见原先的看守或劳改营长官。突然，你会发现在切别尔津旅游基地担任体育指导的斯拉瓦是原先的诺里尔斯克劳改营的看守。或者米沙-巴克斯特突然在列宁格勒糕点商店里看到一个熟悉的面孔，那人也注意到他了。原来那是劳改营分部的长官古萨克大尉，现在换上了便服。“喂，你等等，你等等！你在我的什么地方蹲过把？噢，我想起来了。因为不好好劳动，我们还没收过你的邮包！”（是啊，他全记得！.但是，他们觉得这一切都很自然。似乎他们就该永远骑在我们头上，月前只不过是短暂的间歇而已！）
还可能遇见（别尔斯基就遇见了）部队指挥员鲁迪科上校。是他当初为了避免麻烦，才匆匆忙忙下令逮捕你的。他现在穿着便服，戴着高贵的礼帽，伊然一个学者，一个受尊重的人！一也可能遇到你原来的侦查员，就是在侦讯中打过你，把你关进臭虫房的那个。他现在领取着优厚的养老金。例如赫瓦特，审讯并杀死伟大的瓦维洛夫的人，他现在就住在高尔基大部。上帝呀，再别让我们遇见这种人吧！因为这只会打击我们的心灵，而他们倒是无动于衷的。
还有可能遇到你的告密者。就是那个送你进监狱的人。他现在也飞黄腾达了。天火雷电并没有惩罚他！那些回到故乡的囚犯必然会遇到告密陷害自己的人。有些心直口快的人愤愤不平地出主意说：“喂，你上法院去告他！单单为了让他在公众面前现现原形也好嘛！”（也确实如此而已，不可能有更大的指望。现在大家都懂得这一点了）但是已经恢复名誉的人只好回答说：“唉，算了吧唉，行啦”
因为对这种案件的审判是朝着那个需要套上一百头牛拉的方向的。
阿维尼尔-鲍里索夫不耐烦地摆摆手说：“让生活去惩罚他们吧！”
也只能这样。
作曲家赫某对肖斯塔科维奇说：“这位勒女士是我们协会的会员，当初就是她把我送进监狱的。”肖斯塔科维奇激动地说；“你写份控诉材料，我们把她从音乐家协会开除出去！”（想得可好！）赫某却连忙摆手说：“噢，不！谢谢吧！当初揪着我这把胡子在地上拖来拖去。我可不想再来一次！”一
哪里还谈得上什么报复？格-波列夫诉苦说：“原先把我关进监狱的那个坏蛋，在我被释放之后差一点儿又把我关进去！幸亏我及时地抛掉了家庭，离乡出走了，不然，说不定真就把我关进去了！”
拉就是我们国内的做法！这就是苏维埃式的做法2
什么叫做恶梦？什么叫做海市蜃接？这一切究竟是过去？还是现在？
一九五五年，埃夫罗伊姆逊来找苏联副总检察长萨林，把一大本控告李森科的刑事控诉状递交给这位副总检察长。但萨林对他说：“我们无权受理这个案件，请你去找党中央。”
苏联的检察长们从什么时候起变得无权受理案件了呢？或者说，他们为什么不早三十年变得无权受理呢？
洛佐夫斯基和谢廖金两人现在都很阔绰，就是他二人作伪证把丘尔佩涅夫送进蒙古地牢的。丘尔佩涅夫获释后，约了一位共同在军队服役过的熟人一起到莫斯科市苏维埃大楼中的生活服务部办公室去找谢廖金。那位共同的朋友对谢廖金说。“让我来介绍一下吧，这位是和咱们在哈勒欣河一起战斗过的，记得他吧？”“不，不记得。”“他是丘尔佩涅夫。你不记得这个人？”“不。不记得。战争把大家都冲散了。”“你难道不知道这个人后来的遭遇？”“我不懂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你真是个坏蛋，下流坯！”
也只能说这些！他们告到谢廖金所属的党的区委员会，两人听到的回答则是：“这不可能！谢廖金的工作一直是很认真负责的。
他会认真负责地工作！
一切事情照旧，一切人也都照旧。雷声轰隆过一阵子，并没有落下几个雨点。
一切都照旧。以至于研究北方民族语言的专家克雷诺维奇吸释放后又回到同一个研究所的同一个研究室，还同那些当年把他关进去的、仇恨他的人在一起工作。他还是要每天来上班。脱下外衣，同这些人坐在一起讨论。
这就好比把奥斯威辛死亡营的牺牲者和过去的警卫队长们放在一起开个杂货铺一样.
文学界也有大告密者。埃尔斯贝格和列秀切夫斯基之流害死了多少人啊？！谁都了解这两个人，可谁也不敢碰他们，曾经策划过把他们赶出作家协会。白费力！更不必说撤销他们的职务了。根本谈不到开除出党。
一九二六年制定我国刑法典时，就认为用诽谤杀人要比用刀杀人的罪责轻得多，应该宽恕，所以对这种罪的量刑只相当于用刀杀人的五分之一。（是的，哪能没想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还会有人利用“诽谤”这种资产阶级手段呢！）其中第九十五条规定：对于有意诬告，提供伪证，并有：1对严重罪行的指控；2抱有私利目的；3伪造罪证行为的人，处以两年以下的徒刑。也许就只判六个月。
起草这一条文的人要么是白痴，要么就是非常有远见的。
我认为他们是很有远见的。
从那时起，每次大赦（一九四五年的斯大林大赦，一九五三年的“伏罗希洛夫”大赦）都没有忘记把这一条包括进去。他们当然关心自己那些积极分子们嘛！
另外，不是还有个“时效”问题吗！如果说别人（根据第五十八条）诬告了你，那就不论“时效”了。而如果你诬告了别人，那么可以应用“时效”这一条，我们要保护自己人呀。
安娜-切博塔尔一特卡奇一家的案件是由彻头彻尾的假证词制造的。一九四四年，安娜本人，她的父亲和她的两个哥哥同时被捕，罪状是什么“杀害未婚妻”而且是“政治性”杀害。三个男人全在狱中被折磨死了（都没有招供），安娜在狱中被关了十年。而那个被“杀害”的未婚妻竟是安然无恙。安娜出狱后要求复审并恢复名誉，又花了整整十年。甚至到了一九六四年，检察长对她的答复仍是：“你被判罪是正确的。复审没有根据。”后来终于给安娜恢复了名誉。这时，不知疲倦的斯克里普尼科娃替安娜写了一份控诉状，要求追究伪证者的法律责任。苏联检察长格-捷列霍夫对此诉状的答复是：鉴于时效，此案无法追诉
二十年代曾经把一些在四十年前根据沙皇法庭的判决处决过民意党人的无知庄稼汉搜索出来，揪到法院，判处枪决。那些庄稼人不是自己人，对他们不必讲“时效”今天的告密者是与自己血肉相连的嘛！
囚犯们获释后来到的自由社会，就是这个样子。多少众所周知的、令人发指的罪行没有受到审判，没有受到惩罚呀！历史上难道能找到这种先例吗？
既然如此，还有什么好东西可期待呢？从这种恶臭中能生长出什么东西来呢？
古拉格群岛这个恶毒的主意结出了多么丰硕的果实啊！
/> 宣告无罪，恢复名誉，
头上的党证发出暖人的气息。
而劳改贷的经历对这些人来说则像是某种有毒的脏东西，必须尽快摆脱它。他们想：即使把劳改营的经验好好抖一抖，洗涤、清理一番，难道能够找出一点点贵金属来吗？
列宁格勒的老布尔什维克瓦西里耶夫就是一例。他蹲过两个十年（每次都连带五年剥夺政治权力）。现在他领到了共和国级的个人特定养老金。所以，他便说：“我现在生活完全有保障。我要歌颂我们的党和我们的人民。”（妙极了！似乎只有圣经里的约伯才这样歌颂过上帝：上帝，感谢你踢给我们溃疡、瘟疫、饥饿、死亡、屈辱！歌颂你！光荣归于你！）不过，这个瓦西里耶夫也并不是游手好闲的，他可不是个单纯的消费者，他说；“我现在是反寄生虫斗争委员会成员。”也就是说还在拼着把老骨头干着当前主要的破坏法制的行为。看吧，这就是“思想纯正者”的面貌。
我也可以理解从前的告密者——眼线们为什么不希望回忆和见面：他们担心受到指由、受到揭露。
但是对其他人来说呢？这是因为奴性太深？是害怕再次进去而自愿作出的保证？娜斯坚卡-维当年可不是平平常常地走进监狱时。她是带着拒捕时的枪伤进去的，可如今她用两只拳头紧压着太阳穴对我说：“要忘掉它，像一场梦一棒，忘掉，忘掉劳改营里经历的那些幻觉。”古典语文学家阿-德，按照他的工作性质，是要对各种古代历史场景作出理性的汗量的。可是为什么他也命令自己“忘掉一切”？这样他在整个人类历史中能够领悟到什么？
叶夫根尼娅曾在一九二一年被逮捕关进卢宾卡监狱，当时她还没有结婚.一九六五年她向我讲了这段经历，讲完后却补充说。“我婚前婚后对我死去的丈夫一直没讲过这件事。忘了”忘了？对一个同她生活了一辈子的最亲近的人忘了讲？照这么说，把我们关在监狱里的时间还是不够长！
或许我不应该这么严厉地评判？或许这就是人性的平均数？老百姓中间有些谚语也是这么说的：
过上半天甜日子。已往的苦楚全不知。
事情容易记不清，好了疮疤忘了疼。
好了疮疤忘了疼！——原来这就是人啊！＿我的朋友尼古拉-维特凯维奇是我的同案犯，我们两人以孩子般的直言不讳致使自己身陷囹圄。在他看来，我们所经历的这一切都是可诅咒的，是愚人的可耻失败。因此，他一头钻进了科学，钻到这个最保险的事业里，想靠它有所成就。一九五九年，当帕斯捷尔纳克还在世，但已被猎犬所包围的时候，我们他谈到过帕斯捷尔纳克的事。他大不以为然地摆摆手说：“不要再翻这些老皇历了！你还是听我讲讲我在教研室怎样进行斗争的吧！”（他为了取得职务上的升迁经常在同一些什么人进行中争。）是啊，军事法庭当时判了他十年劳改，其实，也许只须一次鞭打就足够了吧？
格里戈里-姆-泽也被释放了。释放，撤销原判，恢复名誉，把党证交还给他。腰知道，人们根本没有问他在这期间是否信仰了耶和华或者穆罕默德？人们不管他从前的思想是否已经荡然无存。很简单：“这是你的党证，拿去吧！”）于是姆-泽从哈萨克斯坦又回到原来的某地。他经过我们城市时，我特地赶到火车站去同他会面。他如今夜想些什么呢？嗯，他会不会现在又希望回到军队的“秘密科”、（特别科”或者“专门科”去？我同他谈话时，他好像总是心不在焉。从那之后他一直没给我来过信，一行字也没有写来，’““”
又例如，雷茨。他现在当了房管所的主任，又是民兵。他谈起自己今天的生活来津津有味。他虽然没有忘掉过去，（在科雷马度过的十八个年头怎么能轻易忘掉呢？）但是一提起科雷马，谈话就索然无味了，似乎他在怀疑：这一切果真发生过吗？这怎么可能？他身上已经没有过去的痕迹，现在他一切顺利，他对一切都满意。、就像盗贼“洗手不干”一样.那些政治犯的仿造品们也把过去忘掉。对于这些已经“洗手”的人们来说，这个世界又变得很舒适了，似乎没有荆棘。没有压迫。他们觉得从前似乎大家都在的审.初在他们却觉得似乎谁也不在坐牢。原先五一节和十月革命纪念日所具有的那种欢乐愉快的气氛又回到他们身上，这些节一日对他们来说已不再是让我们站在严寒中、对我们进行特别侮辱性的搜身、把我们严严地关进劳改营监狱的那些日子了。本来嘛！何必抱那么高的希望呢？！既然一家之主今天白天在工作岗位上受到了上司夸奖，那么晚上一家人吃饭时不就应该有些节日气氛吗，不就可以庆贺一番吗！
这些从前的受难者只是在家里还偶尔喃喃地埋怨几句，只在家里他有时还记得村去，这是为了使家里的人更抚爱他，更珍视他。一出家门，他就把过去忘得一干二净。
不过，我们也不该太不近人情。要知道，经历过许多使人厌恶的失意之后回到原来的“自我”中去，恢复自己从前的（虽然不是很好的）特点和习惯，这本是一般人的常情！我们的禀性，我们的遗传基因的稳定性，也就表现在这里。大概人不如此也就不成其为人了吧。我们前面引用过塔拉斯-谢甫琴柯的彷徨的诗句人就是这同一位谢甫琴柯十年之后万分高兴地写道：“我的内心形象丝毫没有改变。我衷心感激万能的造物主，他没有让那可怖的试验铁爪触及我的信仰。”
但是，人们究竟怎样才能忘掉呢？到哪里去学会这忘却的本领呢？
加里尼娜给我写信说。“不，我什么也忘不了。生活怎么也安排不好，虽然我自己也不愿意这样在工作上我可能作出些成绩，日常生活也能处理，可是总觉得心里不舒畅、别扭，而且觉得疲劳。我希望您在描写那些被释放的人时，总不至于说他们完全忘了过去，生活得很幸福吧？”
拉伊莎-拉祖季娜来信说：“不让我回忆不好的东西？那么要是没有什么好的可回忆呢？”
塔玛拉-普雷特科娃写道；“我坐了十二年牢。”我出狱后已经生活了十一年（！）了，可我至今还是不明日到底为什么活着？哪儿才有正义？”
欧洲谈论平等精神已经两个世纪了。可是在我们这里人们还是多么互不相同啊！生活的犁铧在我们彼此心灵上耕出的犁沟真是太不一样了！有的八十一年什么也忘不掉，另一些人一夜之间忘得干干净净。
伊万-多布里亚克说：“一切都过去了，可又不是一切。给我恢复了名誉，可我总是不能平静。很少有一个星期能够安安静静地睡觉，总是梦见劳改营。我自己流着眼泪从梦中惊醒，坐起来，或者把别人吓得赶快叫醒我。”
安斯-伯恩施坦获释十一年之后还一直梦见劳改营。我也大约有五年的时间老是梦见自己是因犯，从来没有梦见自己是自由人。即使今天.有时候还梦见我是因犯（我在梦里一点也没感到奇怪，一切行动还是按照治经验）。列-科佩列夫获释十四年后得了病，马上就说开关于监狱的胡话了。乃-科佩列夫获释后第十四年得了病、病中的谵妄都是关于劳改营监狱的，
我们的舌头总像是说不出“船舱”和“病房”这些词，总想说成“牢房”
沙维林说；“我至今一看到狼狗还是心惊胆战的。
丘尔佩涅夫如今一走进树林就不能平静地呼吸，也不能欣赏自然风光，他说：“我一看，这片松树林不错。枝杈很少，伐倒之后无须再烧掉砍下的枝杈，能够出一批很好的方材”
米尔采沃村里几乎半居民是在劳改营呆过的（虽然大多是犯的盗窃罪）。＿如果你释放后住进了这个村。怎么能忘掉过去呢？你来到梁赞火车站。看见车站的围墙上有三根柱子是损坏的，可是从来也没有修过，好像就应该这样。这是因为囚犯列车通常正是停在这里的，运囚犯的。“乌鸦车”也一直开到这儿，一车屁股对着缺口，囚犯们一下火车就被轰着往这个墙洞里钻.（这样方便，无须押着囚犯走过嘈杂的月台）。全苏无知普及协会“给你开出一张出差证（一九五七年），原来是叫你去第二劳改区，即附设在监狱的妇女劳改区去作报告的。你走过岗楼。一项熟悉的军帽从小窗口里盯着你、你同教育科的一位代表一起穿过监狱大院，衣裳破旧的女囚犯首先讨好地赶着向你们两人打招呼。你坐在政治处主任办公室稍事休息，陪同者为了不使你寂寞而同你聊天＿一你会想象到，就在这个时候正在从囚室往外赶女犯们，在小伙房里正在夺下囚犯伙夫手里的锅：喂，快去听报告！快点：快！囚犯们挤满礼堂。礼堂里发出一股潮湿味。走廊也潮湿，牢房里可能更潮。整个报告中不幸的妇女们一直咳嗽：那是老年人的、闷声闷气的。连续的咳嗽，是那裂人心肠的短促的干咳。她们的穿戴与其说像妇女，不如说是对妇女的讽刺，年轻人们也都像老太婆一样粗壮拙笨，个个疲惫不堪，盼望着报告尽快结束。你感到耻辱，恨不得化作一阵烟雾散掉。很不得不讲这些“科学技术的成就”而对她们高喊：“妇女们！这一切你们要忍到哪一天算完呀？！”你的眼睛立即发现几个穿得不错的、甚至穿着毛线衣的鲜明形象。显然她们是当杂役的。好了，你可以把目光停在她们身上，不去听那咳嗽声，可以顺利地宣读讲稿了。这几个人目不转睛地盯着你是在听吗？不，她们明明不是在听你讲话，她们不需要关于宇宙的知识。因为她们很少看到男人，所以在那里仔细端详你呢这时，你会设想：假如现在把你的身份证拿走，你就得留在这里了。这几堵墙，距离你熟悉的街道和熟悉的无轨电车站只有几米远的这几堵墙，就将把你同整个外界隔开，它们就不再是墙而变成许多难熬的岁月了不，不，你马上要离开这里！花四十戈比就可以乘电车到家，吃一顿美味的晚饭。但你总忘不掉：这些妇女仍将留在这里，仍将这样咳嗽下去，成年地咳嗽下去。
每逢我被捕的纪念日，我都要过一个“囚犯日”——早晨切下六百五十克面包，放两小块糖，倒上一杯热水。午饭我要求给我煮一份烂菜汤加一小勺稀饭。于是，我很快便回到原来的境地：天快黑的时候我把面包渣拾进嘴里，把盘子舔干净。往目的景象历历在目，往日的感受刺得我的心隐隐作痛！
我把自己身上那几块号码布也带出了劳改营，至今保存着。是啊，只我一个人这样吗？不，在这一家，在那一家，到处人们都把它像保存的圣物一样拿出来给我看。
有一天。我走在新斯洛博德大街上。布蒂尔卡监狱！“探监室”我走进去。里面挤满了妇女，夹杂着个别男人。有人在递交东西，有人在谈话。噢，外界给我们送的东西原来就是通过这里送进去的。真有趣：我若无其事地走过去看“探视规则”可是这时一个大嘴脸的中土盯了我一眼，走过来问道：“公民”你有什么事？”他大概看出我不像来探监的，怕我搞什么名堂。这么说，我身上大概总是带着一种因犯气味吧？
要是去凭吊死者呢？去凭吊那些自己人，也就是你也应该被刺刀扎死同他们躺在一起的那些人呢？奥列涅夫虽已衰老，但他还是在一九六五年去凭吊了一次。他背起背包，拿上手杖来到了从前卫生营的所在地，从那里进了山，当时死人就埋在这里（高凯尔基村不远）。山上到处是白骨和头颅骨。当地居民把这个小岗子叫做白骨山。
加利娅-b-住在遥远的北方城市，那里是半年黑夜，半年白天。整个世界上她没有一个亲人，她的所谓“家”只是一个嘈杂退出的角落。她想休息时便拿着书到饭馆去。要一杯酒，慢慢喝着，看看书，抽支烟“悲痛地思念俄罗斯”她最喜爱的朋友是乐队队员和看门的人。她说。“许多从那里回来的人都隐瞒着过去那段经历。可是我却以自己那段经历自豪。
虽然没有固定地点，但过去的囚犯们每年总要在某个地方举行一次难友集会.他们在一起饮酒、回忆。戈利岑谈到这类集会时说。“说来也怪，回忆过去时并不总是些阻暗的、痛苦的场面。许多东西回忆起来倒使人觉得心里暖洋洋的呢！
这也是人的一种本质！而且并不是最坏的本质。
金兹伯格（金兹堡）高兴地回忆说：“我在劳改营时号码前面的编号字母是‘n’，而我获释之后身份证号码前面的编号字母是‘3k’（泽克），有意思吧！”
看到这样的来信心里确实感到温暖.是的，果真的，在许多来信中，从前的囚犯的来信总使人读后感受不同！多么不寻常的生命力啊！如果目的明确。它将产生多大的推动力啊！在我们这个时代，要是你收到一封不是无病呻吟的，而是真正充满乐观主义的来信，那它肯定是从前的囚犯寄来的。一这些人对世界上的一切都已习惯，因而不论面对什么，都不会灰心丧气。
我为自己属于这一强有力的种族而感到自豪！我们原本不是一个种族，是别人使我们成为同一种族的！别人把我们焊到一起了。如果我们处在昏暗和涣散的、人人自危、互相警惕的狱外世界的话，我们永远不会如此坚固地焊接到一起。那些正统派分子和眼线们一到狱外就自动离去了。我们无须约定互相支持，我们也无须互相考验。＿我们一见面，看看眼神，说一两句话，就清楚了。难道还需要解释什么吗？我们是会互相援救的。我们到处都有朋友。我们的人有几百万！
监狱给了我们一权衡量人和事的新标尺，它从我们眼前去掉了那层经常障住未经风霜的人们的眼睛的世俗油污。这时我们得出了多么出人意料的结论啊！
娜-斯托利亚罗娃是一九三四年从巴黎自愿要求回国的。她落进了这个捕兽器.它夺去了她一生中最宝贵的时期。但是，斯托利亚罗娃不仅不悔恨自己回国，不痛苦，她反而说：“当时我不顾周围一切人的劝告，不听自己理智的声音，而毅然回到了俄国。看来我是做对了！我当时根本不了解俄国，但我的内心已经猜到她是什么样子了。”
卡尔普尼奇-布拉文在国内战争时期曾任旅长。他过去是一帆风顺的，他脾气急躁、易怒。那时候，特别科科长把名单拿给他、他看都不看一眼就用钝铅笔签字批准枪决，而且他不是在名单上都签字，而是在名单末尾签，不用大写字母，而只用小写字母、不带缩写点地写上两个字母：“bm”（这意味着：对名单上所有的人全部处死！）后来，他戴上了菱形章，再往后则是在科雷马的劳改营蹲了二十年零半年。如今，他住在大森林中的一个孤零零的村子里，浇菜，养鸡，有时做点儿木工活。他并不申请恢复名誉，一提到伏罗希洛夫他就骂娘。他每天听广播，看报，并且对于每一篇电台广播稿和报纸上的每一篇文章都在笔记本上写下自己愤怒的回答。但是，又过了若干年，这位山村的哲学家却意味深长地从某本书上抄下了这样一句格言：
“对人类单有爱还不够，对人们首先应该善于容忍。”而在临死之前，他又写下了他自己的两句话：
“我过去总是用自己的尺度评判一切。但现在我已是另外一个人了，我不再用苗已的尺度评判了。”
这使人感到震惊。这不是很神秘吗？是不是托尔斯泰老人还魂了？
塔尔诺夫斯基是个出类拔萃的人，可是他在刑满之后自愿留在科雷马了。他在写诗，但并不把这些诗寄给任何人。他沉思着。写道：
注定我呆在这天涯地边，
是上帝判定我沉默无言，
因为我曾看到恶人该隐，
却未能把他的头颈斩断。
遗憾的是；我们全都渐渐地死去，不能完成任何值得敬仰的事业。
此外，回到自由的狱外之后囚犯们还要和许多人见面。父子相会，夫妻相会。而这些会面也常常并不称心如意。十年，十五年来同我们在一起的孩子们，长大之后不可能同我们感情融洽：有时彼此简直形同路人，甚至像是敌人。忠贞地等待丈夫的妇女中受到应得的报偿的只是极少数：因为这么长时间彼此过着完全不同的生活，人的一切全改变了，只剩下姓名没变、他和她的生活经历过于不同，他们已经不可能情投意合了。
这些事还是留给人们去写电影剧本或小说吧，本书无法全包括进来。
但是，这里也不妨援引一个事例。让我何1来听听玛丽娜-卡达茨卡妮的叙述吧。
“头十年期间我的丈夫总共给我写了六百封信。后十年期间只写了一封，而且这封信写得叫人看了不想再活下去。经过十九年之后，当他第一次得到休假时，他并没有到我和儿子这里来，而是到亲戚那里去了。只是过路途中决定在我和儿子这里呆四天。我和儿子去车站接他，不料车站宣布那列火车当天不能到达了。我彻夜未能成眠。天亮时刚刚躺下休息，听到了叩门声。一个陌生的声音说：‘我找玛丽娅-维涅季克托芙娜！’我打开门。走进来一个上了年纪的胖男子，穿着外套，戴着呢帽。他什么也没说，径直走进屋里。我因为刚有些睡意，好像也忘记了自己正在等待丈夫。我们两人呆呆地站着。他问：‘你没有认出我来？’‘没有。’我心里还在想，这是怎么回事？大概是个什么亲戚吧。我亲戚很多，也都多年不见了。这时，我看到他那紧闭的嘴唇，想起自己正在等丈夫——一下子就昏过去了。这时儿子回来了，他正在生病。就这样，我们三个人，在这唯一的一间屋子里整整坐了四天，没有走出去一步。他和儿子两人很拘束，而我同丈夫也几乎没有谈什么，只是一般的谈几句。他讲了他个人的生活。根本没有问及我和儿子这些年没有他是怎么活过来的。他又回西伯利亚去了，临别时都没有看我一眼。我告诉他；我的丈夫早已死在阿尔卑斯山里了（战时他在意大利，是同盟国军队解放他的人”
也有另一种比较愉快的会面。＿可能你会遇见原先的看守或劳改营长官。突然，你会发现在切别尔津旅游基地担任体育指导的斯拉瓦是原先的诺里尔斯克劳改营的看守。或者米沙-巴克斯特突然在列宁格勒糕点商店里看到一个熟悉的面孔，那人也注意到他了。原来那是劳改营分部的长官古萨克大尉，现在换上了便服。“喂，你等等，你等等！你在我的什么地方蹲过把？噢，我想起来了。因为不好好劳动，我们还没收过你的邮包！”（是啊，他全记得！.但是，他们觉得这一切都很自然。似乎他们就该永远骑在我们头上，月前只不过是短暂的间歇而已！）
还可能遇见（别尔斯基就遇见了）部队指挥员鲁迪科上校。是他当初为了避免麻烦，才匆匆忙忙下令逮捕你的。他现在穿着便服，戴着高贵的礼帽，伊然一个学者，一个受尊重的人！一也可能遇到你原来的侦查员，就是在侦讯中打过你，把你关进臭虫房的那个。他现在领取着优厚的养老金。例如赫瓦特，审讯并杀死伟大的瓦维洛夫的人，他现在就住在高尔基大部。上帝呀，再别让我们遇见这种人吧！因为这只会打击我们的心灵，而他们倒是无动于衷的。
还有可能遇到你的告密者。就是那个送你进监狱的人。他现在也飞黄腾达了。天火雷电并没有惩罚他！那些回到故乡的囚犯必然会遇到告密陷害自己的人。有些心直口快的人愤愤不平地出主意说：“喂，你上法院去告他！单单为了让他在公众面前现现原形也好嘛！”（也确实如此而已，不可能有更大的指望。现在大家都懂得这一点了）但是已经恢复名誉的人只好回答说：“唉，算了吧唉，行啦”
因为对这种案件的审判是朝着那个需要套上一百头牛拉的方向的。
阿维尼尔-鲍里索夫不耐烦地摆摆手说：“让生活去惩罚他们吧！”
也只能这样。
作曲家赫某对肖斯塔科维奇说：“这位勒女士是我们协会的会员，当初就是她把我送进监狱的。”肖斯塔科维奇激动地说；“你写份控诉材料，我们把她从音乐家协会开除出去！”（想得可好！）赫某却连忙摆手说：“噢，不！谢谢吧！当初揪着我这把胡子在地上拖来拖去。我可不想再来一次！”一
哪里还谈得上什么报复？格-波列夫诉苦说：“原先把我关进监狱的那个坏蛋，在我被释放之后差一点儿又把我关进去！幸亏我及时地抛掉了家庭，离乡出走了，不然，说不定真就把我关进去了！”
拉就是我们国内的做法！这就是苏维埃式的做法2
什么叫做恶梦？什么叫做海市蜃接？这一切究竟是过去？还是现在？
一九五五年，埃夫罗伊姆逊来找苏联副总检察长萨林，把一大本控告李森科的刑事控诉状递交给这位副总检察长。但萨林对他说：“我们无权受理这个案件，请你去找党中央。”
苏联的检察长们从什么时候起变得无权受理案件了呢？或者说，他们为什么不早三十年变得无权受理呢？
洛佐夫斯基和谢廖金两人现在都很阔绰，就是他二人作伪证把丘尔佩涅夫送进蒙古地牢的。丘尔佩涅夫获释后，约了一位共同在军队服役过的熟人一起到莫斯科市苏维埃大楼中的生活服务部办公室去找谢廖金。那位共同的朋友对谢廖金说。“让我来介绍一下吧，这位是和咱们在哈勒欣河一起战斗过的，记得他吧？”“不，不记得。”“他是丘尔佩涅夫。你不记得这个人？”“不。不记得。战争把大家都冲散了。”“你难道不知道这个人后来的遭遇？”“我不懂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你真是个坏蛋，下流坯！”
也只能说这些！他们告到谢廖金所属的党的区委员会，两人听到的回答则是：“这不可能！谢廖金的工作一直是很认真负责的。
他会认真负责地工作！
一切事情照旧，一切人也都照旧。雷声轰隆过一阵子，并没有落下几个雨点。
一切都照旧。以至于研究北方民族语言的专家克雷诺维奇吸释放后又回到同一个研究所的同一个研究室，还同那些当年把他关进去的、仇恨他的人在一起工作。他还是要每天来上班。脱下外衣，同这些人坐在一起讨论。
这就好比把奥斯威辛死亡营的牺牲者和过去的警卫队长们放在一起开个杂货铺一样.
文学界也有大告密者。埃尔斯贝格和列秀切夫斯基之流害死了多少人啊？！谁都了解这两个人，可谁也不敢碰他们，曾经策划过把他们赶出作家协会。白费力！更不必说撤销他们的职务了。根本谈不到开除出党。
一九二六年制定我国刑法典时，就认为用诽谤杀人要比用刀杀人的罪责轻得多，应该宽恕，所以对这种罪的量刑只相当于用刀杀人的五分之一。（是的，哪能没想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还会有人利用“诽谤”这种资产阶级手段呢！）其中第九十五条规定：对于有意诬告，提供伪证，并有：1对严重罪行的指控；2抱有私利目的；3伪造罪证行为的人，处以两年以下的徒刑。也许就只判六个月。
起草这一条文的人要么是白痴，要么就是非常有远见的。
我认为他们是很有远见的。
从那时起，每次大赦（一九四五年的斯大林大赦，一九五三年的“伏罗希洛夫”大赦）都没有忘记把这一条包括进去。他们当然关心自己那些积极分子们嘛！
另外，不是还有个“时效”问题吗！如果说别人（根据第五十八条）诬告了你，那就不论“时效”了。而如果你诬告了别人，那么可以应用“时效”这一条，我们要保护自己人呀。
安娜-切博塔尔一特卡奇一家的案件是由彻头彻尾的假证词制造的。一九四四年，安娜本人，她的父亲和她的两个哥哥同时被捕，罪状是什么“杀害未婚妻”而且是“政治性”杀害。三个男人全在狱中被折磨死了（都没有招供），安娜在狱中被关了十年。而那个被“杀害”的未婚妻竟是安然无恙。安娜出狱后要求复审并恢复名誉，又花了整整十年。甚至到了一九六四年，检察长对她的答复仍是：“你被判罪是正确的。复审没有根据。”后来终于给安娜恢复了名誉。这时，不知疲倦的斯克里普尼科娃替安娜写了一份控诉状，要求追究伪证者的法律责任。苏联检察长格-捷列霍夫对此诉状的答复是：鉴于时效，此案无法追诉
二十年代曾经把一些在四十年前根据沙皇法庭的判决处决过民意党人的无知庄稼汉搜索出来，揪到法院，判处枪决。那些庄稼人不是自己人，对他们不必讲“时效”今天的告密者是与自己血肉相连的嘛！
囚犯们获释后来到的自由社会，就是这个样子。多少众所周知的、令人发指的罪行没有受到审判，没有受到惩罚呀！历史上难道能找到这种先例吗？
既然如此，还有什么好东西可期待呢？从这种恶臭中能生长出什么东西来呢？
古拉格群岛这个恶毒的主意结出了多么丰硕的果实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