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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有的东西都带在身边。
换句话说：属于我的一切都与我如影随行。
当时我把所有的家当都带上了。说是我的，其实它们原先并不属于我。它们要么是改装过的，要么是别人的。猪皮行李箱是以前装留声机用的。薄大衣是父亲的。领口镶着丝绒滚边的洋气大衣是祖父的。灯笼裤是埃德温叔叔的。皮绑腿是邻居卡尔普先生的。绿羊毛手套是费妮姑姑的。只有酒红色的真丝围巾和小收纳包是我自己的，是前一年圣诞节收到的礼物。
1945年1月还在打仗。大冬天的，我要被送到俄国人那里去。天晓得是什么鬼地方。这消息让大家震惊。每个人都想送我点儿什么，指望它们兴许能派得上用场，虽然它们什么忙也帮不上，因为这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能帮得上忙。因为我上了俄国人的名单，这是铁板钉钉的事，所以大家都心思不一地送了我点儿东西。我收下了它们。十七岁的我心想，这次离家来的正是时候。不一定非得是上俄国人的名单，只要能离开家，只要将来情况不会变得太糟，于我而言甚至是件好事。我要离开这针尖大的小城，这里所有的石头都长着眼睛。我一点儿都不害怕，而是掩饰着自己迫不及待的心情。还有几分良心不安吧，因为那份让我的亲人绝望的名单，于我却是颇可以接受的处境。他们担心我在异地他乡会出事儿。我只想去一个没有人认识我的地方。
其实我已经犯了点事儿，见不得人的事儿。它变态、肮脏、无耻，也妙不可言。这事儿发生在桤木公园，就在浅草丛生的小山包后面最隐秘的地方。回家的路上，我去了公园中央的那个圆亭子，每逢节假日总有乐队在那里演奏。我在里面坐了一会儿。透过细木缝，阳光刺眼地扎了进来。我看到了恐惧，空洞的圆形的、四边形的、梯形的恐惧，经由白色的藤蔓和利爪连在了一起。这个图案里有我的迷乱，也有我母亲脸上的震惊。在亭子里我对自己发誓：我再也不来这个公园了。
我越是不让自己去，就去得越勤。两天之后我又去了，公园里的人都管这叫“幽会”
第二次幽会时，我见的还是第一次约的那个男人，绰号叫做“燕子”第二个男人是新来的，绰号叫“圣诞树”第三个叫“耳朵”接着来的是“绳子”然后是“黄鹂”和“帽子”再后来是“兔子”、“猫”、“海鸥”还有“珍珠”只有我们知道，哪个绰号对应哪个人。大家在公园里肆意更换着伴侣，我也任由他们把我转来转去。那是夏季，桦树皮是白色的，茉莉花丛和接骨木林中，茂密的枝叶组成了一道道密不透风的绿色墙垣。
爱情是季节性的。秋天的到来结束了公园里的这一切。叶子掉光了，幽会也随我们一起转移到了海王星游泳馆。铁门旁挂着绘有天鹅的椭圆形徽章。每个星期我都会去跟一个比我年龄大一倍的男人约会。他是个已婚的罗马尼亚人。我不问他叫什么，也不说自己叫什么。我们错开时间去。售票亭碎花玻璃隔板后卖票的女人，明鉴照人的石板地，圆圆的中柱，绘有睡莲图案的墙砖，雕花的木台阶，这一切都应该想不到，我们是来赴约的。我们先和其他人一起去泳池游泳。一直要到发汗箱〔旧时用来发汗的木结构装置，内有木凳，能容一人坐入，门关闭，顶板有一洞，人可将头伸到外面。〕那儿，我们才碰头。
当年，每一次这样的幽会都可能引来牢狱之灾。我去劳动营之前是这样，自我返乡到1968年离开这个国家，那些年情况也是这样。要是被抓住了，至少要蹲五年牢。有些人就被抓到了，直接从公园或市游泳池带走，严刑审讯之后，投进监狱，从那儿再送到运河边的监禁营。现在我才知道，去运河的人都有去无回。就算回来了，也是一具行尸走肉：身心俱毁，未老先衰，与这世上所有的爱都绝了缘。
在劳动营的时候，如果被抓住，我就没命了。
五年后我被从劳动营放出来，日复一日漫步在喧哗的街道上，脑海里翻来覆去地想着，如果被捕的话，说是“当场抓获”再恰当不过了。我已经编好了无数的借口与不在场的证据，来驳斥这个罪名。我一直都背负着隐秘的包袱，已经太深、太久地将自己裹入了沉默之中，再也无法用语言倾诉心曲。即使我在诉说的时候，也不过是用另外一种方式裹缚自己罢了。
为了能延长从桤木公园到家的路程，在最后一个幽会的夏季，我偶然走进了圆形广场上〔赫尔曼城的中心广场。赫尔曼城是德语的叫法，罗马尼亚语称之为“锡比乌”(sibiu)。〕的三圣教堂。这次偶然昭示着命运。我看到了后来的岁月。在教堂侧立柱上的圣坛旁，圣者身着灰色的大衣，脖子间围着一头绵羊作衣领。这脖子间的绵羊就是缄默。有些事情是不能说的。但是，如果我说脖子间的缄默与嘴里的缄默是两码事，我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在我的劳动营岁月之前、之中与之后，我有二十五年的时间生活在对国家与家庭的恐惧中，畏惧那双重的毁灭：国家把我当罪犯囚禁，家人把我当耻辱放逐。麋集的街道上，我怀疑地盯着陈列柜、电车和楼房窗户的玻璃，盯着喷泉和小水洼反射出的镜面，好像自己就该是个透明人。
我父亲是绘画老师。只要他一说“水彩”这个词，我就像被人踹了一脚似的悚然一惊，因为我脑子里满是海王星游泳池那些事。这个词告诉我，自己已经陷得有多深。我母亲在吃饭时说：别用叉子戳土豆，一下就戳散了，用勺子吧，叉子是用来对付肉的。我的太阳穴怦怦直跳。不是在说土豆和叉子吗，怎么又扯上肉了？她说的是什么肉呀？我的肉体已经被那些幽会搞得颠三倒四了。我做贼心虚，这些词总会出其不意地冒出来，击中我的要害。
就像小城里所有的德国人一样，我母亲、尤其是我父亲，坚信金色发辫与白色长筒袜的美丽，坚信希特勒胡子的黑色四边形，坚信我们特兰西瓦尼亚〔罗马尼亚中西部地区。位于欧洲东南部，东喀尔巴阡山以西，多瑙河支流蒂萨河流域。居民除罗马尼亚人外，其余多为马扎尔人（匈牙利人）。一九四一年，德国人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九。二零零二年占... -->>
我所有的东西都带在身边。
换句话说：属于我的一切都与我如影随行。
当时我把所有的家当都带上了。说是我的，其实它们原先并不属于我。它们要么是改装过的，要么是别人的。猪皮行李箱是以前装留声机用的。薄大衣是父亲的。领口镶着丝绒滚边的洋气大衣是祖父的。灯笼裤是埃德温叔叔的。皮绑腿是邻居卡尔普先生的。绿羊毛手套是费妮姑姑的。只有酒红色的真丝围巾和小收纳包是我自己的，是前一年圣诞节收到的礼物。
1945年1月还在打仗。大冬天的，我要被送到俄国人那里去。天晓得是什么鬼地方。这消息让大家震惊。每个人都想送我点儿什么，指望它们兴许能派得上用场，虽然它们什么忙也帮不上，因为这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能帮得上忙。因为我上了俄国人的名单，这是铁板钉钉的事，所以大家都心思不一地送了我点儿东西。我收下了它们。十七岁的我心想，这次离家来的正是时候。不一定非得是上俄国人的名单，只要能离开家，只要将来情况不会变得太糟，于我而言甚至是件好事。我要离开这针尖大的小城，这里所有的石头都长着眼睛。我一点儿都不害怕，而是掩饰着自己迫不及待的心情。还有几分良心不安吧，因为那份让我的亲人绝望的名单，于我却是颇可以接受的处境。他们担心我在异地他乡会出事儿。我只想去一个没有人认识我的地方。
其实我已经犯了点事儿，见不得人的事儿。它变态、肮脏、无耻，也妙不可言。这事儿发生在桤木公园，就在浅草丛生的小山包后面最隐秘的地方。回家的路上，我去了公园中央的那个圆亭子，每逢节假日总有乐队在那里演奏。我在里面坐了一会儿。透过细木缝，阳光刺眼地扎了进来。我看到了恐惧，空洞的圆形的、四边形的、梯形的恐惧，经由白色的藤蔓和利爪连在了一起。这个图案里有我的迷乱，也有我母亲脸上的震惊。在亭子里我对自己发誓：我再也不来这个公园了。
我越是不让自己去，就去得越勤。两天之后我又去了，公园里的人都管这叫“幽会”
第二次幽会时，我见的还是第一次约的那个男人，绰号叫做“燕子”第二个男人是新来的，绰号叫“圣诞树”第三个叫“耳朵”接着来的是“绳子”然后是“黄鹂”和“帽子”再后来是“兔子”、“猫”、“海鸥”还有“珍珠”只有我们知道，哪个绰号对应哪个人。大家在公园里肆意更换着伴侣，我也任由他们把我转来转去。那是夏季，桦树皮是白色的，茉莉花丛和接骨木林中，茂密的枝叶组成了一道道密不透风的绿色墙垣。
爱情是季节性的。秋天的到来结束了公园里的这一切。叶子掉光了，幽会也随我们一起转移到了海王星游泳馆。铁门旁挂着绘有天鹅的椭圆形徽章。每个星期我都会去跟一个比我年龄大一倍的男人约会。他是个已婚的罗马尼亚人。我不问他叫什么，也不说自己叫什么。我们错开时间去。售票亭碎花玻璃隔板后卖票的女人，明鉴照人的石板地，圆圆的中柱，绘有睡莲图案的墙砖，雕花的木台阶，这一切都应该想不到，我们是来赴约的。我们先和其他人一起去泳池游泳。一直要到发汗箱〔旧时用来发汗的木结构装置，内有木凳，能容一人坐入，门关闭，顶板有一洞，人可将头伸到外面。〕那儿，我们才碰头。
当年，每一次这样的幽会都可能引来牢狱之灾。我去劳动营之前是这样，自我返乡到1968年离开这个国家，那些年情况也是这样。要是被抓住了，至少要蹲五年牢。有些人就被抓到了，直接从公园或市游泳池带走，严刑审讯之后，投进监狱，从那儿再送到运河边的监禁营。现在我才知道，去运河的人都有去无回。就算回来了，也是一具行尸走肉：身心俱毁，未老先衰，与这世上所有的爱都绝了缘。
在劳动营的时候，如果被抓住，我就没命了。
五年后我被从劳动营放出来，日复一日漫步在喧哗的街道上，脑海里翻来覆去地想着，如果被捕的话，说是“当场抓获”再恰当不过了。我已经编好了无数的借口与不在场的证据，来驳斥这个罪名。我一直都背负着隐秘的包袱，已经太深、太久地将自己裹入了沉默之中，再也无法用语言倾诉心曲。即使我在诉说的时候，也不过是用另外一种方式裹缚自己罢了。
为了能延长从桤木公园到家的路程，在最后一个幽会的夏季，我偶然走进了圆形广场上〔赫尔曼城的中心广场。赫尔曼城是德语的叫法，罗马尼亚语称之为“锡比乌”(sibiu)。〕的三圣教堂。这次偶然昭示着命运。我看到了后来的岁月。在教堂侧立柱上的圣坛旁，圣者身着灰色的大衣，脖子间围着一头绵羊作衣领。这脖子间的绵羊就是缄默。有些事情是不能说的。但是，如果我说脖子间的缄默与嘴里的缄默是两码事，我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在我的劳动营岁月之前、之中与之后，我有二十五年的时间生活在对国家与家庭的恐惧中，畏惧那双重的毁灭：国家把我当罪犯囚禁，家人把我当耻辱放逐。麋集的街道上，我怀疑地盯着陈列柜、电车和楼房窗户的玻璃，盯着喷泉和小水洼反射出的镜面，好像自己就该是个透明人。
我父亲是绘画老师。只要他一说“水彩”这个词，我就像被人踹了一脚似的悚然一惊，因为我脑子里满是海王星游泳池那些事。这个词告诉我，自己已经陷得有多深。我母亲在吃饭时说：别用叉子戳土豆，一下就戳散了，用勺子吧，叉子是用来对付肉的。我的太阳穴怦怦直跳。不是在说土豆和叉子吗，怎么又扯上肉了？她说的是什么肉呀？我的肉体已经被那些幽会搞得颠三倒四了。我做贼心虚，这些词总会出其不意地冒出来，击中我的要害。
就像小城里所有的德国人一样，我母亲、尤其是我父亲，坚信金色发辫与白色长筒袜的美丽，坚信希特勒胡子的黑色四边形，坚信我们特兰西瓦尼亚〔罗马尼亚中西部地区。位于欧洲东南部，东喀尔巴阡山以西，多瑙河支流蒂萨河流域。居民除罗马尼亚人外，其余多为马扎尔人（匈牙利人）。一九四一年，德国人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九。二零零二年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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