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廷有命在陕西终南山兴修道观，朱能以永兴军巡检身份，经营其事。跟他在一起的还有一个殿直刘益，他俩在一起就开始施行“头脑风暴”，大搞神怪创意，造作“符命”，假托“神灵”，指点社稷之“吉凶”，评说臣辅之“善恶”，凡此种种，仿佛在朝廷之外，另外设立了一个带有巫术性质的清议机构。
终南山所在地，恰是寇准第一次罢相外放的永兴军暨陕州辖境。朱能知道寇准大名，又在寇准麾下，很是讨好老相公。
寇准一生自信，喜欢人来趋附于他，所以对朱能这类“怪力乱神”行为，“依违”而已，或赞同或反对，不做更多干预。但朱能却想借助寇准的名望，将神道事坐实，因此一力拉寇准下水。
天禧三年（1019）三月，朝廷收到了寇准的一份奏章，说有“天书”降在辖境乾祐山中。朝廷内外一看这奏章，就知道不应该是寇准干的事，因为寇准一向反对“神道设教”。但真宗不怀疑。
永兴军献“天书”一事，最有可能的是参知政事丁谓。
丁谓明白得很，如果寇准来献“天书”，真宗重新起用寇准，寇准就会对我丁谓感激涕零。而寇准“洗心革面”，由不赞同“神道设教”转为“敬献天书”，这就等于向我们丁谓一派做了投名状，不怕不跟着“我们”走。此外，王钦若作为我丁谓最大最实在的竞争对手，引入他的“宿敌”寇准，也是最好的人生战略布局。此之谓“一石?三鸟”。
如果可能，丁谓期待的是能够升一格，与寇准同时拜相。
所以，永兴军献“天书”，是周怀政劝导寇准的结果；但创意人物是朱能；怂恿真宗的，可能是丁谓。
而寇准则另有打算。一方面，他“实事求是”，极力推出朱能，言“天书”为朱能所发现，所拟献；我寇准作为一方太守，愿意乐观其成。于是，史上记录就出现了这种或寇准或朱能的两存局面。另一方面，寇准在地方做了多年太守之后，也期待重回朝廷执政。调和鼎鼐，燮理阴阳，天下宰辅，舍我其谁！寇准像所有宋代社稷臣一样，有“以天下为己任”之道义担当，但也同样有对“名位”之觊觎和追求。“名位”在，自可以做一番圣贤大业。社稷臣们不仅要与君王博弈，更要与朝中各类“佞臣”“奸相”博弈。“自命正当”是大宋社稷臣的集体性格，寇准并不例外。所以，他认为可以“以屈求伸”，暂且借助“天书”事件，重回中书，经略天下。
但寇准来献“天书”，此事于士林之间，太过于耸动。而且他落在王钦若、丁谓的后面，摇身一变，忽然成了被人讥笑十几年的“佞臣”“奸相”之同党！
知河阳孙奭，在多次上书反对“神道设教”不果之后，这一次又来上书，不怕煞风景，不怕在举国欢庆的大好局面下，唱衰帝国。他是“神道设教”以来，一贯的反对派。他的上书，直接指陈朱能乃是“奸险小人”，说他是一个从未有过官场历练的人物，骤然做了地方官，就开始“妄言祥瑞”，最后，他说：
“天且无言，安得有书？天下皆知朱能所为，独陛下一人不知耳！乞斩朱能，以谢天下。”
真宗根本不听。
三月降“天书”，四月献“天书”，五月迎“天书”，到了六月，寇准被授予“行中书侍郎兼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充景灵官使、集贤殿大学士”，这就是再次拜相之开始。
（《大宋帝国三百年7真宗赵恒》）
廷有命在陕西终南山兴修道观，朱能以永兴军巡检身份，经营其事。跟他在一起的还有一个殿直刘益，他俩在一起就开始施行“头脑风暴”，大搞神怪创意，造作“符命”，假托“神灵”，指点社稷之“吉凶”，评说臣辅之“善恶”，凡此种种，仿佛在朝廷之外，另外设立了一个带有巫术性质的清议机构。
终南山所在地，恰是寇准第一次罢相外放的永兴军暨陕州辖境。朱能知道寇准大名，又在寇准麾下，很是讨好老相公。
寇准一生自信，喜欢人来趋附于他，所以对朱能这类“怪力乱神”行为，“依违”而已，或赞同或反对，不做更多干预。但朱能却想借助寇准的名望，将神道事坐实，因此一力拉寇准下水。
天禧三年（1019）三月，朝廷收到了寇准的一份奏章，说有“天书”降在辖境乾祐山中。朝廷内外一看这奏章，就知道不应该是寇准干的事，因为寇准一向反对“神道设教”。但真宗不怀疑。
永兴军献“天书”一事，最有可能的是参知政事丁谓。
丁谓明白得很，如果寇准来献“天书”，真宗重新起用寇准，寇准就会对我丁谓感激涕零。而寇准“洗心革面”，由不赞同“神道设教”转为“敬献天书”，这就等于向我们丁谓一派做了投名状，不怕不跟着“我们”走。此外，王钦若作为我丁谓最大最实在的竞争对手，引入他的“宿敌”寇准，也是最好的人生战略布局。此之谓“一石?三鸟”。
如果可能，丁谓期待的是能够升一格，与寇准同时拜相。
所以，永兴军献“天书”，是周怀政劝导寇准的结果；但创意人物是朱能；怂恿真宗的，可能是丁谓。
而寇准则另有打算。一方面，他“实事求是”，极力推出朱能，言“天书”为朱能所发现，所拟献；我寇准作为一方太守，愿意乐观其成。于是，史上记录就出现了这种或寇准或朱能的两存局面。另一方面，寇准在地方做了多年太守之后，也期待重回朝廷执政。调和鼎鼐，燮理阴阳，天下宰辅，舍我其谁！寇准像所有宋代社稷臣一样，有“以天下为己任”之道义担当，但也同样有对“名位”之觊觎和追求。“名位”在，自可以做一番圣贤大业。社稷臣们不仅要与君王博弈，更要与朝中各类“佞臣”“奸相”博弈。“自命正当”是大宋社稷臣的集体性格，寇准并不例外。所以，他认为可以“以屈求伸”，暂且借助“天书”事件，重回中书，经略天下。
但寇准来献“天书”，此事于士林之间，太过于耸动。而且他落在王钦若、丁谓的后面，摇身一变，忽然成了被人讥笑十几年的“佞臣”“奸相”之同党！
知河阳孙奭，在多次上书反对“神道设教”不果之后，这一次又来上书，不怕煞风景，不怕在举国欢庆的大好局面下，唱衰帝国。他是“神道设教”以来，一贯的反对派。他的上书，直接指陈朱能乃是“奸险小人”，说他是一个从未有过官场历练的人物，骤然做了地方官，就开始“妄言祥瑞”，最后，他说：
“天且无言，安得有书？天下皆知朱能所为，独陛下一人不知耳！乞斩朱能，以谢天下。”
真宗根本不听。
三月降“天书”，四月献“天书”，五月迎“天书”，到了六月，寇准被授予“行中书侍郎兼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充景灵官使、集贤殿大学士”，这就是再次拜相之开始。
（《大宋帝国三百年7真宗赵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