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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维的表现，其实是管理行为。有什么样的想法，自然产生什么样的行为。
我们的管理行为，由于用之日久，反而不容易觉察。加上人在庐山，往往不知庐山真面目。因而引起很多不必要的误解，增加很多沟通、协调的困难。
个案研究学是学习管理的有效方法，但是中国社会，进行起来相当困难。因为我们自己的个案，非常不容易建立。如我们吃的官司败诉等个案。由于我们的习惯，通常“报喜不报忧”个案已经失真，研讨的结果势必产生误导。如果据实编写，则难免有好有坏，于是有些人不高兴，有些人会受伤害，甚至有些人会因而提出抗议，当然后患无穷。不得已退而求其次，拿外国的个案来研讨，尽管费尽心思，结果大都不能切合国情，所以对实际管理的用处并不大。
当代中国人的毛病，事实上就是喜欢用西方的观点来观察中国人的行为，以致样样看不惯。但是内心深处，却又存在着某些中国人的牢不可破的观念。看的、想的是一套，做的又是一套，嘴巴上说的好听，实际上办不到，久而久之，口是而心非，口惠而实不至，言行不一更为不幸。
西方重视“二构成一”总是以个体的对立看事物：公司有劳资方的对立，同仁有优劣的对立；企业生存竞争亦有其冲突的对立。
中国人认为对立固然存在，却也相辅相成“对立存在于统一”“万物同时生长而彼此不相妨害，道理一齐实行而彼此不相违背。”
有公司才有劳资方的存在，彼此应该互信互谅；同仁间有优才显得有劣，有劣也才显得有优，大家应该互助；有同业的竞争，才能力求精进，必须合理合法以谋公平合作。
西方人在管理上“一切依据是非来判断”的科学化行为，对就是对，错就是错，相当简单明了。他们把判断是非的结果，明定为“标准化”（用科学的方法、研究制定事物的标准，并力求切实施行）。为求组织成员共同遵守既定的标准，同时要求符合同一标准起见，于是明定为制度。大家一起履行制度，叫做“制度化”制度是企业组织所有成员一切分工合作的基本规范，是管理的出发点。任何成员，其行为合乎制度的即为“对”的行为，否则便是“错”的行为。前者为组织所欢迎，后者则为组织所不许。
西方的“制衡思想”发展为经由谈判，分出大小或是非。这种行为，其理论基础乃是“个人主义”“谈判”指满足各自的需要而进行的交易“是非”在确立个人的权利与义务，而“制衡”则在维护并增强个人的权益。
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指能够说得清的道理，已经失去了它的普遍性，带有某些特殊性）。
日本人学习中国文化，便是因为有智慧的限制，无法变化自如，所以等到后来，既没有曲线，也没有直线，只剩下一个圆形的外壳。日本人自称“大和民族”大者太也，和即是顺，说起来就是过分求圆满，形成“太顺的‘事大主义’”
“太顺”的部属，绝对服从的结果，固然有利于大量集中。但是万一决策有重大的错误，而此一决策者又“大而有力”则大家盲目服从，势必害己害国。历史上日本军国主义盛行，自杀飞机愚行，大屠杀蛮行，不就是最好的证明？
日本人为了寻求“大和”往往弄得没有是非。他们一心一意追求利益，成为世人轻视的“经济动物”“日本第一”中蕴含着重大的危机。因为他们缺乏适当的制衡，活像一辆刹车不灵的汽车，走顺路时很愉快，危急时真不敢想象。“大和思想”发展为日本人“一不怕死，二不怕苦，一切为团体荣誉而努力”的大和行为。其理论基础即是“集体主义”
西方人特别是美国人比较简单，凡事只要想到自己的权益“不要让自己的权利睡着了”每个人都为自己而争，最后总能达到制衡的结果。“两人独立，个人自由”所产生的个人行为，因利害关系相结合，成为美国人坚强的信念。
日本人也相当单纯，凡是只须顾及对方，比比“谁比较大”你大我听你的，我大你听我的。这种“上级生”精神，成为他们的行为准则。
中国人很复杂，不但想到“我”还要顾及“你”更不能忘掉“他”我们上下、左右、前后都必须同时深思熟虑，面面俱到，才不会不知不觉中树敌，招来无穷的后患。在横的方面，要“和”对任何人的感情，都应该保持恰到好处的人际关系，在纵的方面，要“中”对于人的处置，应该有自己的原则，时时刻刻都不离这一根本。中国人不能不坚持原则，否则人家会批评他“没有定律”“缺乏制度”甚至“胡作非为”坚持原则又不能到处得罪人，弄得鸡飞狗跳，妨害安宁。“持中致和”即是既要坚持原则，又能和谐相处，所以“和”就是广结善缘，用广结善缘来“坚持原则”既会做人又能做事，叫做“致中和”乃是真正的圆满。
不能“致中和”结果必然“和稀泥”我们不能因为痛恨“和稀泥”而怪罪“致中和”
太极行为是人性化管理的表现，目标放在“致中和”
“致中和”行为的第一特性是“不执著”中国人满脑子“那可不一定”增加了管理的困难。
1、不容易听信别人的话；
2、不重视团体规约；
3、不完全遵照上级命令行事；
4、不认真接受工作规范；
5、不相信企划；
6、不能真正科学化；
7、不容易完全标准化；
8、不能够大家一致，总认为我应该特别。
“不执著”在管理上有许多好处：
1、头脑灵光。善于应变，对于变动快速的环境具有良好的适应力。
2、自动调整。在工作进行中，能随时适机调整，不断随机应变，以求达成目标。
3、弹性应用。具有极大弹性，能承受企业内外环境变迁所带来的多种压力。
4、把握情势。有利的情势来临时，能及时加以把握，不受原则计划的限制。
5、不畏艰难。水来土掩，兵来将挡，天大的困难，中国人只要有心去做，都有办法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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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维的表现，其实是管理行为。有什么样的想法，自然产生什么样的行为。
我们的管理行为，由于用之日久，反而不容易觉察。加上人在庐山，往往不知庐山真面目。因而引起很多不必要的误解，增加很多沟通、协调的困难。
个案研究学是学习管理的有效方法，但是中国社会，进行起来相当困难。因为我们自己的个案，非常不容易建立。如我们吃的官司败诉等个案。由于我们的习惯，通常“报喜不报忧”个案已经失真，研讨的结果势必产生误导。如果据实编写，则难免有好有坏，于是有些人不高兴，有些人会受伤害，甚至有些人会因而提出抗议，当然后患无穷。不得已退而求其次，拿外国的个案来研讨，尽管费尽心思，结果大都不能切合国情，所以对实际管理的用处并不大。
当代中国人的毛病，事实上就是喜欢用西方的观点来观察中国人的行为，以致样样看不惯。但是内心深处，却又存在着某些中国人的牢不可破的观念。看的、想的是一套，做的又是一套，嘴巴上说的好听，实际上办不到，久而久之，口是而心非，口惠而实不至，言行不一更为不幸。
西方重视“二构成一”总是以个体的对立看事物：公司有劳资方的对立，同仁有优劣的对立；企业生存竞争亦有其冲突的对立。
中国人认为对立固然存在，却也相辅相成“对立存在于统一”“万物同时生长而彼此不相妨害，道理一齐实行而彼此不相违背。”
有公司才有劳资方的存在，彼此应该互信互谅；同仁间有优才显得有劣，有劣也才显得有优，大家应该互助；有同业的竞争，才能力求精进，必须合理合法以谋公平合作。
西方人在管理上“一切依据是非来判断”的科学化行为，对就是对，错就是错，相当简单明了。他们把判断是非的结果，明定为“标准化”（用科学的方法、研究制定事物的标准，并力求切实施行）。为求组织成员共同遵守既定的标准，同时要求符合同一标准起见，于是明定为制度。大家一起履行制度，叫做“制度化”制度是企业组织所有成员一切分工合作的基本规范，是管理的出发点。任何成员，其行为合乎制度的即为“对”的行为，否则便是“错”的行为。前者为组织所欢迎，后者则为组织所不许。
西方的“制衡思想”发展为经由谈判，分出大小或是非。这种行为，其理论基础乃是“个人主义”“谈判”指满足各自的需要而进行的交易“是非”在确立个人的权利与义务，而“制衡”则在维护并增强个人的权益。
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指能够说得清的道理，已经失去了它的普遍性，带有某些特殊性）。
日本人学习中国文化，便是因为有智慧的限制，无法变化自如，所以等到后来，既没有曲线，也没有直线，只剩下一个圆形的外壳。日本人自称“大和民族”大者太也，和即是顺，说起来就是过分求圆满，形成“太顺的‘事大主义’”
“太顺”的部属，绝对服从的结果，固然有利于大量集中。但是万一决策有重大的错误，而此一决策者又“大而有力”则大家盲目服从，势必害己害国。历史上日本军国主义盛行，自杀飞机愚行，大屠杀蛮行，不就是最好的证明？
日本人为了寻求“大和”往往弄得没有是非。他们一心一意追求利益，成为世人轻视的“经济动物”“日本第一”中蕴含着重大的危机。因为他们缺乏适当的制衡，活像一辆刹车不灵的汽车，走顺路时很愉快，危急时真不敢想象。“大和思想”发展为日本人“一不怕死，二不怕苦，一切为团体荣誉而努力”的大和行为。其理论基础即是“集体主义”
西方人特别是美国人比较简单，凡事只要想到自己的权益“不要让自己的权利睡着了”每个人都为自己而争，最后总能达到制衡的结果。“两人独立，个人自由”所产生的个人行为，因利害关系相结合，成为美国人坚强的信念。
日本人也相当单纯，凡是只须顾及对方，比比“谁比较大”你大我听你的，我大你听我的。这种“上级生”精神，成为他们的行为准则。
中国人很复杂，不但想到“我”还要顾及“你”更不能忘掉“他”我们上下、左右、前后都必须同时深思熟虑，面面俱到，才不会不知不觉中树敌，招来无穷的后患。在横的方面，要“和”对任何人的感情，都应该保持恰到好处的人际关系，在纵的方面，要“中”对于人的处置，应该有自己的原则，时时刻刻都不离这一根本。中国人不能不坚持原则，否则人家会批评他“没有定律”“缺乏制度”甚至“胡作非为”坚持原则又不能到处得罪人，弄得鸡飞狗跳，妨害安宁。“持中致和”即是既要坚持原则，又能和谐相处，所以“和”就是广结善缘，用广结善缘来“坚持原则”既会做人又能做事，叫做“致中和”乃是真正的圆满。
不能“致中和”结果必然“和稀泥”我们不能因为痛恨“和稀泥”而怪罪“致中和”
太极行为是人性化管理的表现，目标放在“致中和”
“致中和”行为的第一特性是“不执著”中国人满脑子“那可不一定”增加了管理的困难。
1、不容易听信别人的话；
2、不重视团体规约；
3、不完全遵照上级命令行事；
4、不认真接受工作规范；
5、不相信企划；
6、不能真正科学化；
7、不容易完全标准化；
8、不能够大家一致，总认为我应该特别。
“不执著”在管理上有许多好处：
1、头脑灵光。善于应变，对于变动快速的环境具有良好的适应力。
2、自动调整。在工作进行中，能随时适机调整，不断随机应变，以求达成目标。
3、弹性应用。具有极大弹性，能承受企业内外环境变迁所带来的多种压力。
4、把握情势。有利的情势来临时，能及时加以把握，不受原则计划的限制。
5、不畏艰难。水来土掩，兵来将挡，天大的困难，中国人只要有心去做，都有办法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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